然玉

　　7月1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其中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一贯“小步快跑”的户籍改革，近年来渐有加速发力之势。其中既有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推动，又有地方发挥能动性“先行先试”的探路。上述方案的出炉意味着，放开落户将是常态，限制落户则变成例外，即便是仍作为例外的“个别超大城市”，政策口径也调整为“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这传递出城市落户进一步宽松的信号。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曾提出，“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2021年发布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则宣布，“除超大、特大城市外，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时至今日，上述方案又明确“鼓励超大特大城市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可见近年来的户籍改革是一个分类部署、次第开放，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可谓箭在弦上、势在必行。一方面，人口红利消退、城市化减速，吸纳新市民的重要意义越发凸显。另一方面，城市群的极核效应深度显现，产业集聚客观上加大了对产业人口的需求。这些都敦促着城市落户制度逐渐宽松，从而引导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到“对的地方”。换个角度说，提升城市的人口容纳力，也是在为城市留住购买力、消费力和活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新市民让城市更美好。

　　只有保障人口自由流动迁徙，才能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上述方案中诸如“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完善全国公开统一的户籍管理政务服务平台，提高户籍登记和迁移便利度”等规定，都旨在打破地域和制度壁垒，遵循居民真实的地区流动意愿，从而提升相关资源的配置效率。

　　此外，以深水区的户籍改革撬动人口和城市的双向选择、双向奔赴，对于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也大有裨益，比如“收缩型城市”问题、农地确权流转问题等。期待不断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不仅成为人口流动的调节器，更成为优化要素配置的效率倍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