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规模持续扩大，除2020年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多超过50%。当前，受疫情冲击等多方面影响，消费贡献率有所下降，消费预期转弱。从经济运行的现状看，稳增长重在稳消费，稳消费重在稳消费预期，稳消费预期重在稳市场主体、稳就业，提振消费还有很大空间和潜力。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是推动经济走向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内生动力。总的来看，我国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并未改变，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趋势愈发明显，消费市场提质扩容速度显著加快，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进入新发展阶段，14亿多人的消费结构正由以物质型消费为主向以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变。尽管短期面临疫情冲击，但未来5年至10年，我国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生活性服务业仍然呈现较快发展态势，市场潜力巨大。据初步估计，到203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水平将超过1.8万元，服务型消费占比到2025年有望达到52%左右、到2030年有望达到55%至60%。应当说，这是稳消费预期的最大底气。

　　要看到，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蕴藏巨大的消费潜力。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未来将继续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据相关预测，在医疗健康领域，到2030年我国医疗卫生市场需求将达到15万亿元左右；在信息消费领域，2020年至2025年5G商用将直接带动信息消费8.2万亿元左右，其中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终端产品的升级换代将释放约4.3万亿元信息消费空间；在文化消费领域，传统历史文化消费不断兴起，“新国潮”“传统文化+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载体，也将成为新型消费的重要内容。不容忽视的是，服务贸易亦蕴含巨大增长潜力，要顺应服务型消费需求升级态势，大力推动服务贸易发展。

　　消费预期不仅是城乡居民对消费的预期，而且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稳消费预期重在推动结构性政策调整，要把改善消费预期作为稳经济大盘的重要着力点。当前面临的“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预期转弱”。消费预期是基础和前提，消费预期稳住了、改善了，就能推动投资预期、市场预期改善。我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并且处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这是稳预期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从当前情况来看，稳定消费预期，关键是要加大结构性政策调整力度。

　　一方面，要推动以稳市场主体为重点的结构性政策调整。一是加大稳市场主体的相关政策力度。市场主体青山常在，经济就能生机盎然。1.6亿多户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动力源、就业顶梁柱。有效应对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核心是稳住市场主体，以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保民生，进而稳住消费预期。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梳理助企纾困各项政策落实情况，对关键性重点企业可考虑制定企业（项目）白名单，加大精准施策力度；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要加大税费减免力度；高度关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效果，进一步提升财税政策惠及小微企业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二是切实推动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政策调整。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做好稳就业工作，要清理、取消不合理就业限制，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多元化供给，有序发展零工市场，更好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通过市场化社会化办法增加就业岗位，做好促进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工作，开发公益性岗位，对就业困难群体进行定向精准扶持；强化就业创业培训服务，完善灵活就业的制度保障，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的后顾之忧。三是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力度，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推动各类政策扎实落地。

　　另一方面，要尽快出台稳消费预期的一揽子举措。一是以深化改革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要系统梳理行政性限制消费的相关规定，开展政策效应评估。例如，按照相关要求，各地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施，已实施限购的地区应逐步增加汽车增量指标数量、放宽购车人员资格限制。同时，还要加快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以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在住房、汽车等方面的改善型消费需求和在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服务型消费需求。二是优化现有支持消费的相关政策。例如，加大对服务消费券等的财政支持力度，降低消费券使用门槛，扶持受疫情冲击严重的服务业企业，将短期消费刺激与改善消费预期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加大公共消费政策力度。从各国经验看，加大公共消费力度，有助于改善消费预期。要进一步调整政府消费支出结构，推动政府总支出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进一步提升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占比，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四是加大对数字消费等新型消费的政策支持力度。例如，顺应新能源汽车消费热潮，在推进城市充电桩建设的同时，加快建设农村公共充电桩，培育新的投资增长点；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和完善社区便民数字消费设施建设等，释放数字消费潜力。

　　【作者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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