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通过提高必要的违法成本，让非法放生“动辄得咎”，才能起到震慑、劝阻的效果。

　　据极目新闻报道，9月10日中秋节，有多人带着“清道夫”鱼在广西百色市澄碧湖水库放生，此事引起热议。目前，百色市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案件正在处理当中。

　　一段时间以来，“放生”似乎成为舆论场上的热词。从放生者看来，此举可以“积善积德”，有的还指望通过放掉一些奇形怪状“生灵”，为自己和亲朋好友多添些福气。可现实情况却是，放生一旦越出法律边界，不仅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放生者本人也将受到法律惩罚。

　　尤其，此次新闻报道中放生的“清道夫”鱼，属于外来物种，很有可能打破当地生态平衡，后续影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对此类不负责的放生行为，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是必要且及时的，等待这些非法放生者的，应当是依法严肃处理。

　　其实，从本源来看，放生并非洪水猛兽。在我国民间，早就有正月初一放生的习俗，随着宗教与传统习俗的融合，以及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更催动了放生活动的流行。平心而论，放生对一些人而言，有抚慰情绪、使人向善的作用，选择合适的放生物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野生动物，恢复一定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放生活动在流行中却不断被“异化”，进而滋生出种种乱象。在相关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有的在公园放生眼镜蛇，给游客人身安全带来风险；有的则将鳄鱼放生于景区湖水中，当地不得不成立救援队，“兴师动众”找寻多日……近期，原本生长在美洲的怪鱼鳄雀鳝，居然在我国南北多地出现，同样不能排除非法放生所致。

　　审视这些非法放生乱象，既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不小的“浩劫”，也给公众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此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理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规范遏制。

　　目前，治理“非法放生”行为，我国不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明确规定，“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去年4月15日，《生物安全法》正式实施，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引进、释放、丢弃外来物种者，将面临一万元至二十五万元不等的罚款。而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中，也有要求放生者主动向渔业部门报告放生的种类、数量、规格、时间和地点等事项，并接受监督检查的规定，等等。

　　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从目前情况看，鲜有放生者被重罚，很多抓捕的“危险物种”，甚至不知“源头”，遑论严肃处理。相关法律法规在执行环节打了折扣，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放生乱象的存在和蔓延。要让立法意图真正落地落实，在及时制止违法行为的同时，需根据社会危害大小，对非法放生者依法作出处罚，使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通过提高必要的违法成本，让非法放生“动辄得咎”，才能起到震慑、劝阻的效果。

　　当然，遏制非法放生活动，也离不开扎实有效的法律宣介和教育引导，大力倡导科学放生、文明放生、理性放生。对此，有关部门有必要加大普法力度，增强对非法放生现实危害、法律后果的社会认知度，构筑全民参与的坚固堤防，才能有效打击非法放生，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