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第一层土开始，探寻着微痕之下的秘密，在时间逆旅当中打磨出了气宇不凡。这一条向前无限延伸的征途，连接起了三星堆的过去与未来。”同样以三星堆考古遗址为背景，纪录片《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将叙事视角转向发掘现场的考古人。从1986年的惊艳亮相，到2022年三星堆推进至八号坑，几代考古人在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的环境中，坚持与细节较劲，在时间中找寻过去，逐渐将神秘诡谲的三星堆带到世人面前。

　　□关山

　　细节控：微痕下探秘

　　2022年，在三星堆以祭祀坑为核心范围的发掘现场，赵昊与乔钢隔着一堵墙工作。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是K8祭祀坑发掘现场负责人，乔钢则负责棚外的野外发掘。本是朋友，两人却喜欢互怼，身在棚内的赵昊说，“外边没有什么大建筑，很多都是靠想象。”乔钢毫不示弱，“里面的工作相对比较简单，就是取东西，做记录，而我们这里，说不定一铲子下去，就是一个蜀王陵！”事实上，两个人在工作中都属于细节“老饕”。

　　K8祭祀坑在三星堆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堆积最为复杂，先是埋藏众多大小不一、质地各异的铜器等，之后埋藏大量象牙，再之后于南、北两侧填充夹杂红烧土块的黄褐色粉沙土，之后铺满整坑灰烬，再填充夹杂大块红烧土和“石磬”碎块的黄褐色粉沙土。想弄清其中的每处细节都要颇费周章。因为挖掘出的金箔碎片上有暗红色物质，赵昊与团队伙伴反复猜想，这些暗红色物质到底是什么？是自然形成还是人为？神秘斑点被排除是朱砂的可能后，研究一度停滞。想来想去，赵昊觉得最有可能的是血迹，用红外测试仪诊断后，却显示不出任何结果。爱看刑侦片的赵昊触类旁通想到一个法子，用于现代刑侦的鲁米诺试剂可以使血红蛋白显色，只要有血迹的铁离子，相应区域就会发出幽蓝的光。然而测试效果依然不理想，不死心的赵昊在确保不会损坏金箔的前提下加大剂量，当试剂被滴到碎片上面时，黑暗中的实验台上显现出了幽蓝的光。金箔上的暗红色物质有很大的可能是血迹，当然这个血迹可能是人血，也有可能是动物的血，其结果还要依靠进一步提取DNA来甄别。赵昊总算松了口气，“考古学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手段，并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而是我们去探索丰富多彩的古代世界的途径”。

　　紧邻考古大棚在坑外工作的乔钢更像是“工头”，每天指挥工人挖这挖那。经过前期发掘考古专家初步确认，乔钢工作的区域存在一处面积超过80平方米的建筑遗迹。很有可能有一组建筑群，且紧邻8个祭祀坑。3000多年前，它究竟承担着怎样的功能？它建成的时间，比大棚内的8个祭祀坑早还是晚？乔钢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探方对遗迹定位，在一铲一划一杵中，找寻古马牧河的踪迹，明确当时古蜀先人是先铺土还是先盖房的问题。有时，乔钢还要催一催挖坑的阿姨们“快一些”“动起来”，让她们帮忙把盖在探方上的塑料布揭开。

　　现场用洛阳铲探方就像“开盲盒”，每一铲都铲出不同的土质，也会有“隐藏款”——长期被水浸泡过的淤土！更多时候，乔钢似乎在做无用功，当别的祭祀坑都已陆续出土器物，乔钢所在的团队一直在清理厚厚的填土。队员们把土层划分成无数30平方厘米的小格，一袋袋以手掌大小为单位运走的泥土，记录后将被封存在博物馆的库房中。就像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在看到历史堆积的土层时发出的感概：“一千多年，这些人在这里活动，(土)就大概堆了两米，人永远是渺小的”。在考古人眼中，时间总是以“百年”“千年”为计量单位，他们在时间中找寻过去，也在跟时间追问答案。

　　“扫地僧”：与时间较劲

　　与赵昊、乔钢不同，修陶师曾卷炳和修复师郭汉中大概是三星堆的“天选打工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三星村人，注定一辈子都与三星堆有不解的缘分。

　　73岁的陶器修复师曾卷炳，修陶手艺远近闻名。三星堆遗址距离曾大爷的家不到一里地，上世纪80年代，他还只是一名考古现场的工人，参与过一号坑、二号坑以及城墙的发掘，并从那时开始学习修陶技艺。很多游客惊艳于三星堆博物馆里展示的文物，而博物馆里的陶器不少是曾大爷修复的，包括形似“愤怒的小鸟”的小猪，引起学术讨论的龙凤纹盘等。“曾师傅手艺很厉害，主要修复陶器，大的小的都有。”在三星堆考古圈，大家喜欢喊他“曾院士”。

　　在纪录片中，曾大爷正忙着修复一件三足陶盉，身穿围裙的老爷子在自己的工作站里不慌不忙，先把特质泥巴在地上砸摊成饼状，然后根据断口的弧度补上盉足。令人称奇的是，陶盉残缺部分的数据都在曾大爷的脑海里，靠经验和感知他就能精确计算出缺失部分的形状。曾大爷修复的另一个“陶三足”，如今安放在三星堆博物馆里，是出了圈的网红火锅，它的学名叫“陶三足炊器”。

　　郭汉中，三星堆博物馆陈列保管部副部长、文物修复专家。30多年来共修复文物6000余件。54岁的郭汉中也是三星村人，从小就在发掘现场附近玩耍，才有了“用泥捏文物”的经历，后来跟随三星堆第一代修复大师杨晓邬学艺。当年修复一号大神树，那可是三星堆最壮观的器物之一，但出土时已断裂成200多件残件。郭汉中和杨晓邬用了一个笨办法——根据文物的大致形态，将树干、果实、鸟等分门别类清理，再一件件将文物断裂的茬口进行拼对……前前后后修复了十年，神树重新“枝繁叶茂”。同样，青铜大立人出土时不仅断成两截，连底座也扭曲变形并多有缺失，而郭汉中和杨晓邬不仅让大立人“站”了起来，还把变形的底座重新矫正。如今，老郭已经在修复三号神树，在修复现场，郭汉中总是最“大胆”的那一个，修复好的青铜器说立就给立起来，甭管它已经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而这份大胆的背后则是他对团队修复工作的十足把握。

　　《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导演顾函丹对文保团队的“老谢”印象深刻。在三星堆现场应急分析实验室里，谢振斌正在处理现场恒温恒湿仪出现的一些状况。纪录片团队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在三星堆还有这样一支文保团队，负责文物发掘之初一直到博物馆陈列前的保护工作。因为三星堆祭祀坑内文物数量巨大，发掘时间漫长，为了防止器物因为环境改变发生变化，文保团队提前进驻发掘现场，细小到坑壁苔藓、土壤裂缝都是他们所要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七百多根象牙的保存，更是一道世界性难题。“经过长时间埋藏，象牙内的有机质物已经分解，之所以能保持形状主要是水分子作用，一旦失水，象牙就会像酥饼一样酥化。”谢振斌及其团队用上了化学试剂、物理疗法、医学器械等各种方法封存象牙。“采取这些措施之后，留给考古清理的时间就大大延长了”。

　　新生代：不跟自己和解

　　通过纪录片的镜头，一群“新生代”90后考古队员的出现更是拉近了“考古”与年轻观众的距离。

　　26岁的西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王瑞是三星堆田野发掘小分队队长，她的工作地点是三星堆的最初发现地月亮湾。短发、冲锋衣、司机、小队长、田间玩家，这是王瑞出场的形象，风风火火地走进工地4834坑，身后跟着的是一队当地的叔叔阿姨。考古最日常的工作，是在一个个大坑里挖土喷水，这些广汉本地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跟着考古队工作，农忙了耕地，农闲了考古。为了寻找古蜀人的生活痕迹，即便代号为“4834”的工作地块极有可能是古蜀人的“垃圾场”，王瑞依然认为这里有挖掘的必要性，特别是几个长方形土坑有可能是船棺葬的遗迹。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哥”的帮助下，王瑞铆足劲头想挖出兵器或寻找到人骨痕迹。兴奋地挖了一个月，结果依然是三个空空荡荡的长方形土坑，坑底没有一点遗物，也就排除了墓葬的可能。

　　据了解，参与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发掘的考古工作者有200多位，超过二分之一是“90后”。“95后”许丹阳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去年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在此次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工作中，许丹阳成了4号“祭祀坑”的“坑长”，也是现场最年轻的坑长。在公众的普遍认知中，从事考古工作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研究学者，所以当看到纪录片里有大量像王瑞、许丹阳这样的年轻面孔时，很多人表示惊讶。编导团队在之前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大家选择考古的原因有很多，有的阴差阳错，有的专业调剂，有的受了小说、纪录片的影响，还有的单纯因为社恐，害怕处理办公室复杂的人际关系，觉得不如在探方里自在。

　　“入坑越深，你就越会发现：跟历史较劲，不轻易跟自己和解，倔犟得稀松平常，坚持得不动声色，是这群考古人身上惯有的习性与品质。”导演范承祥回忆，在三星堆，这份“不和解”的极致人物，当数来自四川大学的黎海超，34岁的考古学教授。他一个人负责三个坑的发掘研究工作，同时还承担了国家级“三星堆世界网络”的研究课题。偏偏他遇到的三个坑成型器物很少，看到的都是满地碎渣。直到“镇坑之宝”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的出现，“刚开始看到网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肯定是一件前所未见的器物，不论是在三星堆还是在其他地区，都没发现过类似的青铜制作的网格。”青铜网格只是带给考古人员的第一重惊喜，网格之下的玉器更让黎海超觉得这件器物不得了。“青铜器和玉器的结合虽然有，但并不多见，尤其是这种特殊的网格下面有玉器，更是前所未有的发现。”在整个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一直在做各种猜想和假设，但也总会出现突破考古人员判断的新现象。在黎海超的碎片征途中，他说他喜欢选择难的路。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明年就要退休了，他用一句话总结自己三十多年的考古生涯：“大学毕业后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参加工作，至今”；26岁的王瑞说“我们都忠于三星堆”，乔钢也早就做好了准备，“这一辈子就交代给三星堆了”……考古人的故事远不只镜头中呈现的这些，考古也不只是打开地层的“盲盒”，而是透过它们看见人与社会的演进历程。

　　(2022年12月16日 《齐鲁晚报》 A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