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6日晚，国家卫健委宣布，将于2023年1月8日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此外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而另一边则是全国日渐严峻的疫情形势，多地迎来疫情高峰。

　　“高峰”“爬峰”“峰值”等词频繁见诸媒体。什么是疫情高峰？哪些因素会影响峰值？在没有全员核酸检测的情况下，如何统计预测感染规模？对即将到来的春运又将形成什么样的压力？

　　公共卫生专家宁毅表示，取消全员核酸后，对疫情的判断更强调“监测”，通过分析医疗机构、监测点、社区人群的调查数据等，是把方方面面的数据综合在一起作出分析和综合判断。对于即将到来的春运，宁毅担忧“会加剧低流行区域的疫情，而这些区域可能是医疗资源紧张的区域。”他表示，哪怕能降低10%或者20%的人员流动比例，对于全国疫情传播的控制都非常有用。

　　“‘放开’后疫情防控工作更体现公共卫生的技术，主要是去压峰、延峰、错峰。”宁毅认为，在当下疫情传播迅速的阶段，有必要适度“点刹”，“压低发病曲线”压低第一波峰值并推迟峰值到来的时间。

　　新京报：近期多地发布疫情通报提到疫情高峰即将到来，能不能介绍一下，在传染病中，什么情况可以叫做“达峰”？影响一个地区病毒传播峰值的有哪些因素？

　　宁毅：严格来说，“达峰”的定义比较模糊，我的理解是它有不同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从新发阳性来看，当日新发阳性病例数最高的情况；第二层含义是从患病数量来看，有多少人正好处在感染的状态(不包括已经恢复的人群)，在某个时间段正处于感染的人群最多；第三层含义是感染人群出现了症状且有就医需求，比如重症需要进入ICU的人群，在某一个时点上累计的住院和重症人数最多医疗机构，不同情况有不同的因应措施。

　　影响一个地区病毒传播的峰值有很多因素，最主要的还是病毒的特性，还有其他因素，比如预防措施是否到位、疫苗的保护程度、传染源人群的管理、人与人交往的物理距离、人口密度、气候温度，人与人交往的频率等都可能影响峰值。比如现在冬天在北方的聚会肯定选择室内密闭空间，这无疑会促进病毒传播。如果能够做好压峰、延峰和错峰，就能把握控制疫情的主动权。

　　新京报：现在不再提倡核酸检测，阳性不上报的话，如何获得科学的统计数据？感染规模和峰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宁毅：我们原来有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对了解感染规模和峰值是比较容易的，现在来说，更应该强调的是监测。

　　通过参考不同的数据资源进行监测，比如各种人群的核酸检测结果，也可能调查一些重点或者有代表性地区，包括边远地区或人群的健康情况来了解疫情现状。目前来说，从个人的检测转移到对这个疾病发生发展规模甚至病毒可能变异的监测上来，通过监测来预判疫情的发生发展情况。

　　监测是公共卫生流行病学的方法学，数据的来源既有医疗机构的数据，有监测点的数据，也有各种人群的调查数据，是把上述方方面面的数据综合在一起得到的基本的判断，比如感染的规模、各种峰值和时间等，并做好应对工作。

　　新京报：大众主观感受上这一波疫情似乎传播非常快，形势非常严峻，你对此次疫情有哪些基本判断？为什么会这样？

　　宁毅：此次疫情发生在冬季，天气寒冷容易诱发各种呼吸系统常见的疾病，很多疾病死亡率比较高发的季节，新冠病毒叠加很多疾病，会更加严重。从这次疫情看，在一些区域疾病的传播力、致病性、疾病症状的表现与以往都有非常大的不同，需要加以关注和深入研究。

　　新京报：第一波高峰里有哪些数据指标是尤其需要关注的？重症和死亡峰值与感染峰值是否有时间差？

　　宁毅：从这次疫情看，在一些区域疾病的传播力、致病性、疾病症状的表现与以往都有非常大的不同，关注发病特点的同时，要关注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发病之后的就医、住院和重症等。一般来讲，从感染到有症状就需要一到三天，发病之后，疾病有可能会好转或者加重，要是加重，还需要住院甚至恶化形成重症，这些都需要预判，同时小心翼翼来管理。从群体来讲，不同人群感染也是有时间差的，比如医护人员往往是直面第一波感染的群体，接下来像骑手快递员之类需要与多人打交道的行业会受到冲击，最后才传导到与外界接触较少的老年群体，老年群体往往伴随有基础疾病，更容易诱发重症和死亡。

　　新京报：你认为该如何平稳度过峰值？是否有必要采取措施压低或者推迟第一波峰值？

　　宁毅：在公共卫生领域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压低发病曲线”，我们现在非常有必要压低有症状的人群的曲线。当感染接近高峰的时候，就需要预防控制收紧一些，如果用开车来类比的话，就更形象，这种控制叫做“点刹”，就医压力大和感染速度很快的时候需要适当收紧，减缓流行。

　　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很需要“点刹”，比起一刀切的“死防”，现在的疫情防控其实更体现公共卫生的技术。一套成熟的传染病防控体系无外乎“防治结合”，在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初期，我们的重点是在“治”，后来讲防治结合，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在后来两三年时间，我们又将“防”追求到极致，眼下放开，将重点转移到治疗，但是，我认为有必要重拾“预防”第一道防线，逐步放开。

　　重拾“预防”第一道防线不是说回到以前那样封控，而是从个人到机构的防护有待进一步加强。比如同样是戴口罩，我们是否做到了进入密闭场所都戴口罩？比如手不能接触口罩表面，我们是否能严格遵守这些细节？从机构来说的话，像一些酒吧、KTV、网吧等非必要的娱乐场所是不是可以有限度地开放？公共场所提供酒精消毒是否到位、公共场所的座位是否有间隔距离等等。

　　其实很多国家的疫情防控都是放一放加踩刹车，一放一踩刹车，努力使得医疗资源能够尽量从容处理应对疫情。像日本的一些堂食餐厅就做得比较好，厨房工作人员和食客之间有一道透明的门帘，或者仍然保持隔位就座等等，不要小看这些细节，个人和机构的防护措施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慢发病速度的。

　　新京报：临近年底，全国范围内即将迎来春运这样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这是新冠疫情以来第一个管控相对放开的春节，你认为春节期间的疫情可能会出现什么变化？有没有可能形成新的毒株？

　　宁毅：春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下，疫情形势一定会更严峻。有些地方已经过了感染高峰，比如已经感染了百分之七八十，这样的区域可能受影响比较小；有的地方可能感染率比较低，医疗资源不充沛，人口大规模流动一定会带来新的感染高峰。病毒的变异一直没有停止过，人口流动的速度会影响病毒的迭代变化，春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一个危险因素。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可以为即将到来的春运做哪些准备？

　　宁毅：很多人可能三年或更久都没有回家过年，想回家团圆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认为我们要从措施或者政策上加以引导，不鼓励人群的大规模移动，哪怕能降低10%或者20%的人员流动比例，对于全国疫情的控制都非常有帮助。春节期间，尽可能减少探亲访友聚会的频率和人数，避免加剧疫情，也是对亲朋好友的保护。等到疫情彻底平息稳定下来，我们再彻底恢复常态。

　　新京报：从国外经验来看，每一波疫情之后的趋势是怎样的？是否可能形成群体免疫屏障？

　　宁毅：每一轮感染之后，被感染人群一定程度可以获得抗体保护，对下一次疫情有预防作用。虽然时间久了之后，病毒也在不断变异，也有人可能重复感染，但是整体来说感染的几率是越来越低的。

　　也就是说，在第一轮感染的人群当中，在第二轮感染的会比较少，慢慢趋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很多国家在刚放开的时候也是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面对像一场战争的疫情，我们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来结束这场战争，其实很讲究战略战术技巧和细节的管理。

　　至于群体免疫，目前的病毒传播力非常强，群体免疫屏障是很脆弱的，也很难通过疫苗建立群体免疫阻断传播，在当下，很难像脊髓灰质炎那样通过疫苗来完全阻断传播，这在当下很难实现。

　　新京报：境外有报道称新冠正在成为“风土病”，什么是风土病？这会是新冠的发展趋势吗？你怎么看？

　　宁毅：“风土病”可能指局部流行吧。内地很少使用这个概念，香港会说得多一些。放开后的第一波都比较困难，疫情防控要讲技术技巧，不能如泄洪一般。我认为经过这一波疫情之后，国内如果再流行也将是小范围传播，也是衰减地波动。

　　新京报：为什么新冠并没有像2003年SARS一样消失？未来我们应该如何与新冠长期共处？

　　宁毅：病毒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狡猾，2003年SARS为什么会消失至今是一个谜，我们期待新冠病毒能像2003年SARS一样消失，但从现在来看不大可能。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还有很多技术手段可以依赖，比如疫苗和药物。如果未来出现更有效的疫苗，我们也许也能像天花、脊髓灰质炎、麻疹这些重大传染病一样控制下来；或者出现非常有效的特效药，即使发病了也能很快治好，不再成为威胁。疫苗是“防”，药物是“治”，我们在防治两端都缺乏特效的武器，仅仅有一定效果，但是新冠病毒始终存在，有很多复杂的特点，有其确定性，也有一些不确定性，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寻找这个防与治的平衡点，积极面对和解决问题，保护好人民健康。

　　(新京报记者 李照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