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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裳来袭——皮尔·卡丹中国之行

发布时间:2023-03-21 15:39:00来源: 北京日报

  本报记者 孙文晔

  1978年的北京街头,春寒料峭,人们戴着解放帽、穿着皱巴巴的蓝咔叽布制服和军便装。在一片蓝、黑、灰、绿的世界里,一名老外,身着肩膀上翘的毛料大衣,挂着围巾,双手插兜,从人群中不羁地穿过。人们自然而然地闪开,对他细细打量,一名穿着厚棉裤、拎着大帆布包的上年纪的中国人摸着鼻尖,表情像是在看外星人。

  作为上世纪70年代到中国的第一位时尚大师,皮尔·卡丹从1978年至2012年到中国来了近40次。中国给了他灵感和财富,他则把秀场、模特和五彩斑斓的服饰带到中国。

  壁毯情缘

  “皮尔·卡丹和中国的缘分,是从一条壁毯开始的。”

  从1987年开始就在他身边工作的马克西姆品牌大中华区首席代表郑思褆说,坐落在协和广场的“皮尔·卡丹文化中心”,曾经在最醒目的位置上,长年悬挂着一张全手工编制的万里长城壁毯。

  “他对我讲起过壁毯的故事:在一个博览会上,他相中了这张壁毯,特别喜欢,当即要买。但中方却有些为难,说长城作为国家尊严的象征,只能展示。卡丹先生问:‘我想买怎么办?’中方说:‘你得去中国才能卖给你。’为了买这块壁毯,1978年,卡丹先生以游客身份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并特地去了天津。”

  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任上退下来的韩铁城,亲历了这场壁毯交易。在他眼里,卡丹先生不仅买了壁毯,还开展了一系列“壁毯外交”。

  “我当时是中国驻法使馆的工作人员,负责农畜产品出口。1976年1月,国际地毯和地面覆盖物博览会在巴黎举办,中方展台是我一手经办的,长城壁毯就挂在最醒目的地方。”韩铁城说,由于白天参与了追悼周总理的组织工作,他到晚上才听说有人要买壁毯的事。

  “天津地毯厂没有懂法语的,所以交易没谈成,还造成了误会。”韩铁城赶过去时,工作人员只告诉他,有个时装师对这块壁毯感兴趣。

  从留下的名片,韩铁城读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

  作为中国第一批公派留法生,韩铁城1965年高中毕业就到法国读大学,他清楚地记得,在法国历史课本上,有关文化发展的章节中,有皮尔·卡丹的大名和作品。

  二战后,皮尔·卡丹顶着得罪整个时装界的压力,首次提出了“时尚大众化”的口号。他希望“自己的服装能够穿在温莎公爵夫人身上,同时公爵夫人的门房也有能力购买”。最终,他成了第一位将高级定制成衣化,并创立品牌的人。

  他先后三次获得法国时装业界最高荣誉大奖——金顶针奖。1974年12月,还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封面,该杂志称他是“本世纪欧洲最成功的设计师”。

  韩铁城嗅到商机,带着天津地毯厂的人去拜访了54岁的皮尔·卡丹。

  “那时外贸刚开始,谁也不知道该出什么价,地毯厂的心理价位是3万块人民币,这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普通北京市民30年收入的总和。但我觉得,以法国的物价水平,又是名人看中的艺术品,肯定能卖5万块。”

  果然,皮尔·卡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韩铁城的报价——他看中的显然不是这块壁毯,而是地毯上那座万里长城所象征的中国,一个潜藏的巨大市场。

  几天后,韩铁城接到卡丹秘书的电话,问他是什么头衔。韩铁城直言,自己只是工作人员,还不是外交官。他原以为,这段交往没下文了,谁想到,皮尔·卡丹亲自打电话,邀他去协和广场的马克西姆餐厅吃饭。

  那是个愉快的夜晚,皮尔·卡丹身着正装,兴奋地谈论着中国,他喜欢中国的艺术品,更渴望了解中国文化。“我就是个裁缝,”临近结束时,皮尔·卡丹正式提出,“希望去中国看看”。

  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师如此平易近人,韩铁城自然爽快答应。但回去汇报时,却被领导一口回绝:我们不需要西方的时装,不适合邀请他访华。

  那时,中国纺织品一心想要出口创汇,但一个西欧的服装设计师来中国开拓市场,几乎是天方夜谭。

  虽然没能得到官方邀请,但皮尔·卡丹锲而不舍,专为这张壁毯在自己的艺术中心办了一次盛大晚宴,邀请各界名流出席观赏,并在电台上,把中国壁毯和文化都狠狠地夸赞一通。“这一下拉近了他和使馆的关系,后来我又找使馆文化部门,帮他办了旅游签证。”韩铁城说自己既然答应了,只能硬着头皮办到底。

  回头来看,皮尔·卡丹实在独具慧眼。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后,中国政府赠给联合国纽约总部两件国礼,其中就有长城艺术壁毯。那件在联合国二层代表休息厅挂了40多年的壁毯,与卡丹看上的,是同一厂家的相同款式。

  壁毯上灿烂的阳光把长城染成金色,青翠的山峦绵延起伏,明亮的色彩,壮丽的画卷,使人们仿佛坐在长城脚下。皮尔·卡丹在壁毯下喝着咖啡,对中国的好奇与日俱增。

  “我了解到壁毯工艺是由法国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更觉得卡丹先生棋高一着。”韩铁城感慨,皮尔·卡丹的胆识堪比明朝时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利玛窦。

  卖纽扣梦

  “我对中国的好奇源于一幅挂毯……第一次来中国则是因为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在中国卖纽扣。如果按每人每年50颗纽扣计算,整个国家一年就需要500亿颗纽扣,这是多么巨大的市场啊!”2012年,皮尔·卡丹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如此表示。

  这成了一句被广为传颂的名言: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就是给每个人衣服上钉上十颗纽扣,那也是很大的市场啊!

  1978年,结识韩铁城两年后,皮尔·卡丹终于如愿进入中国,名义是到天津旅游。他一踏上这片古老的大地,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实现了一场梦。”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誉大使和法兰西学院终身院士,在世界其他国家,皮尔·卡丹常受到红毯铺地的高规格接特。就连戈尔巴乔夫,都在访问法国的三个私人席位中,给皮尔·卡丹留有一席。而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只听说过美术大师、音乐大师,还不知道什么是时装大师。该用什么标准和规格接待呢?

  一些官员听说“一个法国裁缝”来了,请示到外事部门,又到了外交部,部里也无文可循。最后,接待任务落到了轻工业部头上。当时的服装行业属于轻工业部的一个处管理,棉布是由国家控制的统购统销产品,每个人每年只有16尺布票。

  “我是他在北京结交的第一个朋友。”后来长期驻法的张远生那时还是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的小年轻,因为学的是法语,成了皮尔·卡丹的翻译。

  初次见面,他挑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但在西装革履的皮尔·卡丹面前,仍是相形见绌。别看皮尔·卡丹的大衣并不鲜艳,但那翘起的肩线,现在看也很时髦。他走在北京街头,就像自带背景音乐的时装秀,引得人们纷纷停下,行注目礼。

  在美联社记者拍摄的一张经典照片上,皮尔·卡丹走在长安街头,他身后一群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以及一边那个捂着鼻尖的老农,都像看外星人一样望着他。

  皮尔·卡丹感受到了贫穷和人们物质生活的匮乏,他有点失望地对张远生说:“我感觉就像被灰的墙给包围住了一样。”

  但他也注意到春风吹起姑娘的衣角,里面露出鲜嫩的颜色。1978年春,中国正处于复苏之际,人人等待着变革,哪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视为信号。登上长城时,张远生告诉他“不到长城非好汉”,皮尔·卡丹已经暗下决心,要把生意带到中国来。

  长城、天坛、故宫之外,他把初到中国的旅游,变成了一次市场调研,马不停蹄的参观了北京、天津的12个工厂。7年后,在接受《北京日报》记者任欢迎的采访时,他说,看到有那么多的中小企业需要改进,就兴奋地认定,很值得在中国做一番事业。

  然而,他的“中国通”朋友劝他不要到中国投资,说那里很复杂,会惹许多麻烦,有的还预言说,他将在中国被搞得头晕眼花。

  真正让他下决心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是一种民族性格:“第一次去中国时,我到了许多地方,去看不同的工厂。中国老百姓非常容易相处。跟他们在一起,你可以得到很明确的答案。一杯酒下去就会袒露心声,就成了朋友。”

  对韩铁城和张远生这两位中国朋友,皮尔·卡丹一直以诚相待,与他们的友谊均持续超过20年。张远生有几套西装,就是皮尔·卡丹为他定制的,“都80多岁了,他还蹲下帮我量裤脚”。一次,韩铁城受邀参加皮尔·卡丹公司的纪念庆典,座位是二楼正中的黄金位置,皮尔·卡丹搂着他说:“看看,中国现在的变化有多大。”

  秀场冲击

  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服饰,法国记者曾写了本叫《蓝蚂蚁》的书:

  “6亿中国人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初看上去令人震惊。……每个人都一样。姑娘也穿着长裤,绝大多数跟男人穿得一模一样,不用口红也不化妆。永远是同一种色彩样式的服装,毫无变化地不断出现,让人很快就看得厌倦了,这种厌倦又生反感,多么可怕的单调的统一。”

  皮尔·卡丹是一个喜欢挑战传统的人,才到中国一次,他就决心挑战这种延续了二十年的“单调的统一”。郑思褆认为,这与他在日本的成功有关。

  皮尔·卡丹首次去日本是在1957年,他接受日本服装设计协会的邀请到日本讲学一个多月。那时,整个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中开始恢复,一些偏僻的地方还能见到被战火毁掉的小房子。晚上,皮尔·卡丹住在东京小旅馆里,难过得流泪,好像到了月球。但他没有放弃,并最终赢得了认可和市场。

  1978年,当他到中国投石问路时,不少法国朋友嘲笑他:“中国是个文化沙漠,没有时装,只有灰黑一色的男女装,而且中国人不会掏给你一分钱。”皮尔·卡丹给他们讲了那个关于扣子的梦,但没有厂家愿意跟进、合作。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镜头前,他大方地戴上了白色牛仔帽。皮尔·卡丹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契机,大胆申请到中国来“走秀”,展现他的“中国宝塔”系列。

  从北京回法国后,他根据照片、笔记、素描上的中国印象,把宝塔元素运用在肩部和裙摆等处,进行剪裁。这些天才创意和作品被命名为“中国宝塔”系列,轰动了法国时尚界,中国人却一无所知。

  4月,他终于得到官方邀请,而且是外贸部、纺织部、轻工部三部会签,联合邀请。毕竟,换取外汇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任务,而服装是出口创汇的重点行业。

  对于时装表演,内部也有争论,外贸部的党组还进行了讨论。“大家都拿不准,怕惹麻烦。最后是比较高的领导拍板做了决定。”模特表演的合作单位是中纺公司,但在表演时不对外挂牌,只称“观摩会”。

  别看距上次到访仅相隔一年,别看街头仍是蓝制服、自行车,但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

  在北京,饭店服务员拿出瓶装可口可乐;画家黄永玉不再画革命宣传画,而是叼着烟斗涂抹着怪模怪样的猫头鹰;演员陈冲正在拍电影《小花》,这部戏后来被称为中国电影的一朵“报春花”。

  在国内,批判两个“凡是”“右派”平反、全面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试点、在珠海和深圳试办特区、第一次提出建设“小康社会”……此后40年推动中国发展的很多事情都在这一年开了头。

  不过,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这场“观摩会”,却依旧显得过于“大胆”。

  在临时搭起的T台上,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扭胯摆臀,伴着流行音乐走起了猫步,还时不时地眉目传情,勾肩搭背。张远生作为翻译,在台下看得目瞪口呆,心想,这些露胸的衣服根本穿不出去,那是做什么用的呢?

  虽然只供外贸界、服装界专业人士“内部观摩”,但见多识广的新华社记者李安定仍觉得“洪水猛兽”来了,他曾撰文写道:

  那些身着皮尔·卡丹代表作——从中国宫殿挑檐获得灵感的耸肩衣裙的高挑美女,与台下穿着蓝灰制服、屏住呼吸的观众形成鲜明对照。一个金发女模特在T台中间停下,兴之所至撩起长裙,露出三角裤,台下的人们竟不约而同向后仰身,就像浪打来一样,整个一排都倒掉了,像是在躲避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

  作为艺术大师,皮尔·卡丹对这波冲击波非常满意。次日,又带着意犹未尽的时装模特们参观了长城。20世纪最重要的摄影记者之一——伊芙·阿诺德,刚好获得了等待十年的签证,来到中国,在长城上与他们不期而遇。

  春天的长城上,来自巴黎的美女模特、卡丹品牌女装部主任玛丽斯·加斯帕德抖开了七彩霓裳,游客和当地百姓仿佛被春风掠过——影响中国当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时刻,时尚开始的时刻,就这样定格在阿诺德的镜头里。

  与轰动相伴是压力,《参考消息》转载了一篇题目颇为不雅的香港评论《外国的屁香》,大意是国人连衣服都穿不上,还看什么时装表演。文章传递出微妙的态度,导致李安定连一篇短消息都没发出去。

  “差评”后的上海之行,不仅接待规格降低,接待人员冷淡,表演的场次和观众人数也都大打折扣。后台则更令人尴尬:在更衣处,细心的中国人扯了一块大篷布,把房间一分为二,原因是模特男女混杂,诸多不便。

  这个“好心的帘子”被皮尔·卡丹一把扯下,他一扫平时的和蔼可亲,展现出少有的固执:“我们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个房间里换衣服,这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要像外科医生一样,了解我的模特形体。对不起,请把篷布拿掉,这是工作。”

  接待人员面面相觑又无可奈何。他们将篷布拆走了,但对那些在当时还被视为“流氓”的言行,中方人员内部约定:点到为止,谁也不许走漏风声。

  虽然有寒流,但一池春水一旦被吹皱,就难以再抚平了。

  继皮尔·卡丹之后,1980年,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相继登陆上海。在见识了几场外国时装秀之后,上海服装总公司决定成立自己的时装表演队。后来被称为“中国模特之父”的张舰说:“民族文化宫的这场时装表演,让我萌发了组建时装表演队的想法,这件事,一干就是35年。”

  初代模特

  走秀遭遇暗礁,皮尔·卡丹进军中国的计划也暂时搁浅。他知道,自己需要一个得力的中国帮手,冥冥之中,又是一张艺术壁毯,让他找对了人。

  1980年,在法国大皇宫举行的世界现代艺术博览会上,皮尔·卡丹先是倾心于作品,而后结交了作品的主人,保加利亚功勋艺术家、世界知名壁挂艺术家万曼。他的妻子,就是来自中国的宋怀桂。两人没聊两句,皮尔·卡丹就说:“宋,为我去中国吧。”

  这是卡丹王国的一贯作风,从不开董事会,事无巨细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家族式管理,让他总能慧眼识珠。

  宋怀桂也的确是最佳人选,她曾是不折不扣的“京城名媛”,爸爸宋荔泉,抗战胜利后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做总经理;妈妈李镜芳,听说相亲对象是何应钦,立刻拍桌子走人。

  在美院,宋怀桂与保加利亚留学生万曼相恋,并在总理的首肯下,成就了新中国第一例涉外婚姻。1956年,她随夫定居欧洲,成了一名艺术家。新中国成立25周年时,周总理还邀请她回国看看。

  “扔到沙漠里,她也能学会仙人掌的语言。”皮尔·卡丹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宋怀桂成为品牌的亚太区首席代表,到中国开拓市场。

  1980年,全国平均每人用于购买穿着的金额为42元。就是靠这42元,年轻人穿戴上了蛤蟆镜、喇叭裤。那时,穿着这些“奇装异服”出街,不仅会被蹲守在院门口的大妈用剪刀剪坏,还可能在“严打”时被视为“扰乱社会治安”。

  在这种氛围中,宋怀桂开始挑选中国人做自己的模特,并准备在北京饭店搞一个面向大众的时装秀。

  宋怀桂的女儿宋小虹说,虽然人脉甚广,但最初到中国时,母亲也只能打电话、写信,骑着自行车到轻工部、纺织部挨个拜访,“别人不明白她要做什么事,觉得她是不是有点毛病。”

  挑选模特时,宋怀桂像“星探”一样,看见漂亮的姑娘小伙儿,就问人家能不能过来试试,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要回家问问父母”。

  青年演员贡海斌、张铁林、方舒都曾被带到皮尔·卡丹身边,但张铁林和方舒拒绝了,只有贡海斌留下,成了第一代男模。得知贡海斌除了兼职当演员,还在染坊工作,皮尔·卡丹惊奇不已:“衣服为什么要染呢?穿旧扔了不就得了。”贡海斌无言以对。

  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名模”的石凯,15岁时坐在北京饭店咖啡厅一个谁也看不见的角落里,从卫生间返回时,被告知:“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先生看上你,说你很适合做他的服装模特。”

  最终挑出来的28个人,有染衣服的、卖蔬菜的、织地毯的、卖水果的,还有不少纺织女工。他们大多对家人和单位隐瞒了真相,偷偷跑来训练。

  石凯经常在训练中被军人父亲拉走,并被警告,“如果敢登台表演,就打断你的腿”。贡海滨因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工厂从市区“发配”到郊区搬砖。

  他每天凌晨四点出发去蓝靛厂,穿着破棉袄在北风中和泥、制坯,九个小时后再坐一个半小时的公共汽车到鼓楼训练。鼓楼那阴森森的门洞里搭起了T字台,法国电子合成乐《氧气》《潮汐》在这昔日只有鼓声的城堡中回荡。

  因为母亲与宋怀桂是好友,曾经是全国跳高冠军的郑思褆也被选中。“当时我刚考完大学,还是学校的团委书记,学校让我在当模特和上大学之间二选一,我自然选择了大学。”

  28个受训模特坚持到最后的一半都不到。不过,郑思褆并没有和皮尔·卡丹失之交臂,1987年她到巴黎的第二天,就被皮尔·卡丹留在身边工作,现在是马克西姆品牌大中国区首席代表。

  1981年10月,经过几个月专业训练,新中国第一批模特在北京饭店登台了。

  组织者挖空心思地在其中加入了京剧猴戏。戏剧评论家霍大寿帮忙从中国京剧院找来了串场的演员,他回忆说,当时对服装的审查非常严格,很多有“暴露”的服装都没有获得展示机会。

  然而,模特们在后台一致表示,她们穿起露肩膀时装时感到尴尬和害羞。一位少女说:“我们事前不知道要穿这些服装。”面对着无比紧张的模特,宋怀桂对他们说:“我们中国人,不能永远地站在世界文明的外围。”

  被推上舞台的姑娘,穿着金色高跟鞋,步履不稳,还有一个女孩羞得面色绯红,中途打退堂鼓。在后台,因为换衣服时的尴尬,很多女孩“就那样抱着,不敢动”,僵在那儿。最后,所有的模特儿都穿上黑色紧身内衣。

  被美国记者嘲笑的中国模特,在皮尔·卡丹眼里却满是惊喜:“当时的中国,根本无法分清男女。每个人都一样的发型,一样的服装,一样的颜色;大衣里面是棉袄,棉袄里面是毛衣,毛衣里面是另外一件毛衣,三四条裤子叠着穿。当宋女士把她找来的姑娘小伙们带到我面前第一次试装时,我都惊了。原来他们都这么瘦!太适合我的服装了,他们太美了,简直让我欣喜若狂!”

  这场表演,只是皮尔·卡丹时装业务的一部分。当天,美联社记者从北京发出消息:他已在中国定制了十万条“皮尔·卡丹”牌头巾,销往美国和法国。

  1983年4月,上海时装表演队接到中南海邀请,进行汇报演出。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至此,时装表演在中国获得认可。

  堪称空前绝后的一次,是1985年5月,皮尔·卡丹在工人体育馆举办的服装表演,模特们面对的是一万多名观众。

  因为当年发生了“5·19”球迷骚乱,这场表演险些搁浅。但200套皮尔·卡丹时装已经在飞往北京的路上,保险金额高达几百万法郎。最终,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批示:皮尔·卡丹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表演这才被放行。

  表演开始前,皮尔·卡丹曾忐忑不安,咬着嘴唇。最终,观众们的掌声证明了他的成功。不过,由于观众过分热情,主办方不得不提前结束。在台上“忘情”摇晃身体的流行歌手张行,也被公安机关当场“请”下台带走了。

  那天,郑思褆作为《中外妇女》杂志社记者,第一次跟皮尔·卡丹面对面。几个不太常见的问题,让他记住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姑娘。为卡丹王国工作后,郑思褆愈发觉得,当年问到了点子上:

  “您睁开双眼想到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他说,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会开出多少钱的支票,我会给多少人付账。”

  “您每年的假期都在干什么?他说,我没有假期。如果有一天我不工作了,那就是我的末日。”

  工体表演后,皮尔·卡丹给中国的一位部长支招,让中国模特走向国际舞台。

  这年7月,12位穿旗袍的中国女孩登上了《费加罗报》等8家欧洲大报的头版。中国模特的这次法国之行,被形容为一次“征服”。

  中国姑娘们,乘着一辆红色敞篷车穿过了凯旋门,她们簇拥在宋怀桂身边,自豪地举起五星红旗,激起路边行人阵阵热烈的欢呼。这一幕被法国媒体拍下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经典的历史记忆之一。那些说中国人是“蓝蚂蚁”的法国报纸,不得不惊呼“毛的女儿穿上了时装”,她们真美。

  “在那个人们都穿着中山装的时代,我把中国模特们带到了巴黎、纽约,在那时我推介中国,就如同中国是世界的未来。”当年的话,让人不得不佩服皮尔·卡丹的远见。

  马克西姆

  中国人只用短短几年,就对时装从惊讶、好奇,到接受、喜爱,这让皮尔·卡丹又做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决定——把象征着法兰西文化的百年老店马克西姆餐厅带到北京。

  1893年开业的马克西姆,曾经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法国餐厅”,是19世纪末的巴黎上流俱乐部,是毕加索等艺术家的据点。1981年,皮尔·卡丹以150万美元买下即将破产的马克西姆,装饰一新,让它起死回生。

  马克西姆重生后的第二家分店在纽约,还是伦敦?人们都猜错了,是北京。法国驻华大使在一次酒会上,听皮尔·卡丹说,要把马克西姆开到北京,惊得差点把手里的香槟都摔了,他一脸严肃地劝他“不要做傻事”。

  “如果我能在北京开马克西姆,那我也能在月亮上开马克西姆!”他不仅要开,还要把巴黎老店的一切,原样复制。北京马克西姆的店址,选在了崇文门饭店二楼,“仅装修就耗资350万美金”,郑思褆说装修工人都是从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分部调来的,有上百名。

  饭店里目之所及的装修设备和电器均由外国进口,并由日本工程队负责安装。直到现在,还能在沙发后的墙面发现昔日留下的日文施工记号。

  展现品位的软装,则是从法国和意大利进口的,包括镜子、壁灯、顶灯、地毯,尤其是当时在中国罕见的彩绘玻璃,以及法国19世纪末的巨幅油画等。

  银器、瓷器、酒器倒是在中国采购的,但也大费周折。第一批陶瓷餐具在湖南醴陵制成,酒杯由承德玻璃杯厂生产,镀银刀叉是特批了3吨镍白铜,在上海做的。

  无论哪家厂拿下马克西姆的单子,都能成为改革开放弄潮儿。承德那家厂子原本要倒闭,接了这一单,不仅活下来,现在仍是知名厂商。

  餐厅不仅聘用多位法国大厨,还请巴黎的某位伯爵担任经理。大厨手下的中国厨师,也是从崇文门饭店选出的中餐精英。为了学习地道西餐,他们被派到巴黎总店,经过了三个月的魔鬼训练。

  一水儿的男服务生,个个英俊潇洒,皮尔·卡丹曾对宋怀桂说,“在智能和美貌之间,如果不能并存,一定要拣美貌。”

  当年从卢浮宫复制来的壁画,少女贵妇皆为裸体。开业前,为了过审,油画中的一些裸女被建议用窗帘布遮挡。还好,开业时一切如常,这才没被外媒抓到把柄。据传,最后是一位副总理拍板,才决定原样保留。

  作为北京乃至全国出现的第一家中外合资餐厅,它在1983年9月26日开业当晚,就登上了《新闻联播》。

  1980年代初,在马克西姆用餐的单人花费至少是150元人民币。而北京市居民的平均月工资只有40元左右,像贡海斌那样的学徒工只有16元5角,就连成名的刘晓庆都说自己吃不起,经常靠宋怀桂请客。七成客人都是外国人,拿着外汇券来消费,用今天的工资水平换算,相当于,花几万块请人吃一顿饭。

  不过,贵有贵的道理,所有的肉类、蔬菜,甚至一棵生菜,都是经香港再转北京的,成本自然比本部都高。

  贵,也不妨碍这里高朋满座。除了装修,这里还复刻了法国黄金时期的文化体验:两本菜单,有价格的给男士,没有价格的给女士;进门最好穿西装,门口有衣帽间可以借;刀叉不按照西餐礼仪摆放,不给服务员信号,就不传菜;鹅肝的原材料经过72小时的精心烹制才上桌儿……这里的精致给人一种幻觉,恍如巴黎。

  皮尔·卡丹常说“马克西姆是我在北京的家”,到了餐厅,他总要跟每个员工握手、拥抱,连打扫厕所卫生的员工也不会漏掉。

  他把这里作为文化传播的平台,压根就没有考虑盈利。虽然钱打水漂了,但这里正如他预期的,与巴黎老店一样,成为各界名流尤其是文艺界人士经常出入的场所。

  挂满墙的照片,使这里如同一座“歌唱80年代”的博物馆:

  崔健掀起地毯,在小舞台上第一次演唱了《一无所有》;黑豹乐队的窦唯太兴奋,当着女朋友姜昕砸坏吉他;阿兰·德龙在这儿办50岁的生日聚会;贝托鲁奇筹拍《末代皇帝》时在这里吃工作餐;张国荣喜笑颜开地留下生前最后一张影像;姜文捧着刚刚获得的金球奖站在吧台……所有这些照片中,沙龙女主人宋怀桂,穿着颜色艳丽的皮尔·卡丹礼服,仪态万千。

  2006年,69岁的宋怀桂逝于北京,皮尔·卡丹为她在马克西姆举办了一个鲜艳纪念会。那一日,崔健重新在台上吼出热烈的摇滚,人们身着艳丽的服饰,在酒杯碰撞声里起舞。这让人想起海明威的话,“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待过,那么不管你一生中后来去过哪里,巴黎都与你在一起,因为巴黎是个流动的盛宴”。

  “几何状桃花木贴板、鎏金藤条图案的墙壁、枫栗树叶状的吊灯和壁灯、似乎望不到尽头的水晶玻璃墙、临摹自卢浮宫的古典壁画、绚丽的彩绘天花板、缤纷的彩色玻璃窗、深褐色的家具……”40年了,在这个日日更新的城市里,马克西姆仍保持着当年出道时的风韵、样式与设计,经过岁月积淀,更添了点浮生若梦的怅惘。

  皮尔·卡丹

  1983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郝建秀致信轻工业部部长杨波,提出要“提倡穿西装、两用衫、裙子、旗袍”。随后,中国掀起西服热。到1980年代中后期,农民工穿着西装砌墙刮浆,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道风景。

  1988年,皮尔·卡丹与意大利GFT公司签署了他在中国的第一个代理合同,并成立天津津达制衣有限公司,生产男装。

  这是他进入中国的第十年,之前“烧钱”,终于开始有了回报。

  在全国平均月工资不过一百多元的上世纪80至

  90年代,一件皮尔·卡丹羊绒衫要600元,一套西装的价格更是高达2000元,仍追捧者众。

  “那可是皮尔·卡丹啊。”1994年,在赵本山和范伟的小品《儿子大了》里面,范伟提起皮尔·卡丹的口气,如同今人说起爱马仕。就连万里委员长在会见客人的时候,也常穿“皮尔·卡丹”。

  品牌垄断奢侈品市场后,皮尔·卡丹来得更勤了,不仅召开新品发布会,还接受政府各种邀请。

  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他在故宫太庙举办大型时装表演。1993年初,首届“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在北京举办,皮尔·卡丹、瓦伦蒂诺、费雷三位设计大师被请到中南海。他们回国后,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制作了一套光盘,并在美国CNN电视台反复播放,向世界传递出一个声音,“中国真的改革开放了”。

  一些随行人员私下称他为“老头”。别看岁数越来越大,但皮尔·卡丹始终用行动表明,“老头”是前卫的。

  《时装》咨询部主任曾丹曾经请他讲课。他讲的是时尚业、房地产业、快餐业的经营模式。讲完后,学生们愤愤不平,问为什么讲这些,没能给他们解决技术问题。其实皮尔·卡丹讲的,是他的成功秘诀,“如果这一千多人里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并效仿的话,他很可能早已是亿万富翁了”。

  1959年,皮尔·卡丹第一次将自己名字的缩写字母“PC”印在服装上,惹来一片非议:“真俗气!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字印到服装上!”

  后来,皮尔·卡丹成了一个“出售名字的人”,品牌授权模式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从1988年开始,一年近千万美金的品牌使用费,让皮尔·卡丹的产品在中国无处不在,从高级时装到锅碗瓢盆。

  频繁进行品牌授权,也成了产品良莠不齐,屡遭山寨的祸根。尽管皮尔·卡丹在2001年访问中国时,愤然将在一场服装博览会上看到的冒牌货告上了香港法院,并最终胜诉,但盗版愈演愈烈。

  山寨品牌群起而攻之,其他国际大牌也开始逐鹿中国,皮尔·卡丹渐渐没落,退居至如今的中国二三线市场。

  不过,到2020年品牌70周年庆典时,皮尔·卡丹法国公司估值仍有4亿美金。虽然不及1970年代估值的1/3,还算是个庞大的王国。

  作为世界级富豪,谈到金钱时,他说,我从不梦想金钱,可是,我在做梦的时候,钱就来了。卖给中国人纽扣,是他“钱就来了”的梦中,最被珍视的一个。

  皮尔·卡丹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作为闯入中国时装界的第一个外国人,他说自己的经历就像马可·波罗一样。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把音乐剧《马可·波罗》作为送给中国的礼物,用来印证了他和中国难以挥别的情结。

  “他最后一次到中国已是90高龄,2012年,走了北京、合肥、海口,目睹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郑思褆陪同皮尔·卡丹一路走来,“卡丹先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也是受益人。”

  在2020年的倒数第三天,皮尔·卡丹去世,享年98岁。这一年,中国服饰相关品类销售总额为2843亿美元,超过了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

  曾与皮尔·卡丹有深度合作的君和传媒CEO李军,记起他曾讲过这么一段话:“我以我的力量保卫中国,因为我认为是中国人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总之我热爱中国,对她有信心,对这个国家要尊重,尊重她的人道价值,她的实力以及勤劳。”(北京日报)

(责编:陈濛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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