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8日电 题：黄文弼：第一位走进罗布泊的中国考古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倪伟

　　1930年，考古学家黄文弼结束西北科考，从新疆平安回到北平——他启程时还叫北京。他启程时，满口牙齿也还健全，如今已掉了几颗。

　　“黄先生此行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辛苦，成功而归。”在北大为他举办的报告会上，时任代理校长陈大齐激赞道，“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从此，黄文弼被认作“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

　　1928年，黄文弼(中前)在罗布泊划船。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供图

　　丈量八万里山河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正雄心勃勃地准备第四次中国西北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准备开辟一条从柏林到北京和上海的新航线，委托熟悉中国西北地理的斯文·赫定做一次勘探，同时借此机会对中国西北再做一次科学考察。

　　自从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扩张，激发起西方人对于世界未知领域的科学探险兴趣。中亚和中国新疆这一世界文明交汇的中心地带，成为探险热中最迷人的地区之一。在中国晚清内忧外患和军阀混战自顾不暇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西北文物的大量流失。

　　当斯文·赫定带领着欧洲人组成远征队重返中国，虽拿到了北洋政府的许可证，却遭遇北京学术界群起抵制。斯文·赫定审时度势，与中国学界坐下来谈判。由北大国学研究所等十余家学术单位组成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其达成19条协议，约定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外团长共同负责，中方派出6名学者和4名学生，全部经费由斯文·赫定筹集。中方团员中，专事考古的学者是黄文弼。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考团从北京出发，前往内蒙古。黄文弼对斯文·赫定的学识与成就不乏钦佩，但在文物保护上铁面无私，设法阻止外方团员想私自进行野外考古等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行动。斯文·赫定随手在帐篷外插上瑞典国旗，黄文弼马上拔掉，换上中国国旗；考察团行至某地，当地艺人的表演“下流特甚”，外国团员拍了照，黄文弼上前阻拦，认为“有辱国格”。

　　黄文弼。

　　1928年年初，黄文弼率领一个小分队，独立前往新疆开展工作，队伍里只有他一位学者。在外国探险队肆意发掘、盗扰的遗址之上，黄文弼进行了系统的科学发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发掘，是吐鲁番交河城雅尔崖古墓葬区。他按照墓葬区的分布，分区域顺序发掘，出土了完整的陶器800余件、墓表120余方，以及其他大量随葬品。

　　1930年4月，黄文弼抵达罗布泊北岸。4月23日上午，他派出两支猎户组成的小队往附近探寻古迹。当天下午狂风骤起，尘沙弥漫，如同黑夜，本地人称这种天气为“黑风”。晚间，大风未息，驻地棚帐几乎被摧毁。黄文弼担心没带皮衣的猎户们，一夜惴惴不安。

　　次日上午，一队猎户终于安全回归，带着拾到的铜矢镞等古物。而另一队的猎户拉亦木却始终没有回来。傍晚，黄文弼远远瞥见一人骑着马，身披大裘，戴着皮帽，猎枪横陈在马背上。正是拉亦木，他在考古报告中罕见地喜形于色：“余英勇之猎户拉亦木得着胜利消息而归。”

　　黄文弼整个罗布泊考古中最著名的发现，随着拉亦木到来。那是一处汉代烽燧亭遗址，只剩西墙的墙基和三根直立的木柱，黄文弼在芦苇草中捡到了数十枚木简，根据木简残文，此地名为土垠。土垠遗址一共发掘出70余枚汉简，比国外探险者在新疆发现的汉简年代都早很多，是新疆发现的最早一批汉文简牍。

　　如果不是罗布泊丰水期阻挡了黄文弼前往楼兰的脚步，那么在罗布泊北岸代表着西汉经营西域的土垠遗址，可能至今还沉睡在荒漠之中。对于西汉在西域地区沟通丝路文明交流的认识，也要等待很久，才能达到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所表述的高度——甚至还未必能够达到。

　　1948年初版《罗布淖尔考古记》。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供图

　　离开罗布泊后，黄文弼继续前往塔里木盆地，在盆地中考察了一年半，调查遗址达百处以上，如著名的龟兹、于阗、焉耆、尉犁、危须等古国，都有涉足，还新发现了大量古城。1930年9月，完成所有任务后，黄文弼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北平。这一次蒙新考察，奠定了黄文弼终身的学术方向，此后他于1933年、1943年和1957年三次重返新疆。四次西北考察，他在新疆境内的总行程超过38000公里，天山南北几乎所有古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穿越塔克拉玛干

　　自从离开北京，黄文弼就踏上了风餐露宿的苦旅之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壮举，是一介书生，凭借着简陋装备和物资，竟成功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是中国第一大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斯文·赫定曾试图穿越，结果喝光了水，只得喝人尿、骆驼尿、羊血，险些丧命，最终放弃了绝大部分辎重，失败而回。

　　据《汉书·西域传》及《水经注》记载，塔里木盆地南部有一条“南河”，最终汇于罗布泊。“南河”后来消失在沙漠中，为了探寻这条古河道的遗迹及变迁，黄文弼决定做一次前路未卜的冒险。他由盆地北沿的沙雅，穿过茫茫沙漠，到达盆地南沿，用时1个月6天。

　　经过这次“南河”追踪之旅，黄文弼根据现存断续的河床痕迹以及沿河遗存，判断其断流发生在5世纪至8世纪之间，这对于该地区古国和丝路兴衰等课题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证据。

　　黄文弼的新疆考古，不仅在寻找古国与古城遗迹，也为解决关于西域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寻找着线索。譬如这些西域古国兴衰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楼兰等西域诸国的历史及其与中原关系的演变等。他考察了塔里木盆地诸多重要佛窟，论证了楼兰、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国和许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

　　1927年，黄文弼(右)在内蒙古包头寻找秦长城。

　　从田野回到书斋

　　黄文弼要将所有考察的成果写成报告，为学界共享。但彼时的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常常只能在颠沛流离中笔耕不辍。

　　1930年从新疆回到北平，他明确了“首高昌，次蒲昌，次焉耆，次库车，次和阗，次佉沙”的工作目标，蒲昌即罗布泊。他效率很高，1931年和1933年，他便根据考察所得，首先出版《高昌砖集》与《高昌陶集》，整理研究了从高昌古国出土的砖志和陶器。随后，他便繁忙起来。1934年起，他先后在安阳、洛阳、西安、南京等地进行考古工作，之后到西安主持修复碑林，只能晚上对随身携带的罗布泊考察采集品进行整理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机构成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址迁到陕西城固，黄文弼担任历史系教授，同期受聘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1939年至1942年间，他奔波在川陕两地，一边教学，一边仍继续新疆考察报告的撰写，完成了《罗布淖尔考古记》。

　　抗战胜利后，他亲自去汉口的英国洋行堆栈查访文物，寄存在此的大部分新疆收集品已毁于战火。新中国成立后，黄文弼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一旦给予他时间和安稳，他便爆发出惊人的学术能量，《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相隔不到4年先后面世。1958年，当《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出版时，黄文弼新疆考古的代表著作“三记两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全部完成，历时26年。这位倔强而坚韧的学者，终于在纸面上将八万里足迹重新走过。

　　一次考古任务的完成，结束于报告的完成。黄文弼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新疆考古，也完成了他参与西北科考团的使命。如果没有献身学术的牺牲精神，这三记两集的报告可能在任何一次颠沛流离中胎死腹中。

　　20世纪四五十年代，黄文弼的三本新疆考古记相继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但几十年后已难以寻觅。等到1984年，日本学者宫川寅雄准备翻译《黄文弼著作集》，向学者夏鼐请求代购“三记”时，作为黄文弼同事的夏鼐也无从购买。“三记两集”没有再版，但其中的《罗布淖尔考古记》1968年在日本影印出版，1988年香港也曾影印此书。2009年，线装书局将“三记两集”策划为《中国早期考古调查报告》第二辑，也按照初版原书影印出版，但数量偏少，寻觅不易。

　　新版《罗布淖尔考古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供图

　　黄文弼的生命在1966年戛然而止，终年73岁。黄文弼的著作经受住了时间检验，至今仍有可供发掘学术价值。例如“三记”中记载的出土文书，来源广泛、语种丰富，包括汉语在内，塔里木盆地出现过的10种历史语言几乎都有采集。

　　黄文弼的影响力早已遍及海内外学界，始终是西北考古与研究者的必备书。日本艺术考古学家前田耕作曾说：“黄文弼为了把案头的金石学转换为富有生机的田野考古学，已经苦苦行进了4万公里。把这样一个黄文弼从尘封了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大约就相当于把偏向西面来看中亚的观点，摇摆到从东面来观察。”在他看来，黄文弼以一己之力，将新疆乃至中亚考古和历史，变为中国的学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