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探索了十多个年头的“互联网+废品回收”，表面上风生水起，实际上陷入“想卖的不会用，会用的不愿卖”的怪圈。

　　万亿规模的废品回收市场，主流模式依然停留在“三轮车时代”。《“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要求通过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提升再生资源加工利用水平，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互联网+废品回收”这条路，如何走出一片新天地？

　　“互联网+”遭遇现实尴尬

　　南京老人肖达军攒了一个多月的废纸箱，最近终于处理掉了——因为家附近的回收站突然搬迁，几十斤废品没了去处，“丢给小区保洁舍不得，想去别处卖又拖不动。”他也听说网上有人回收，可自己没有智能手机、无法操作。最后，是小区物业帮他找来一个废品回收员。

　　这一尴尬，眼下很多老人正在经历。随着城市治理进程加快，街头巷尾的废品回收站数量锐减。尽管居民区内的智能回收机越来越多，手机里的废品回收APP和小程序也层出不穷，但作为废旧物品重要收集者的老年群体，其中不少人还难以迈过这道“数字鸿沟”。

　　记者打通王俊电话时，他正驱车赶往浙江余姚。2018年，一次机缘巧合，王俊进入了再生资源行业，成为“小黄狗”环保科技的南京区域负责人。

　　成立于2017年的“小黄狗”，是国内最早探索“互联网+废品回收”的企业之一。依托手机APP实现预约上门，在小区投放智能回收机，拉近与用户距离；建立分拣基地，砍去中间环节……种种举措既方便了居民又减轻了源头分类的压力，“小黄狗”一经推出，就迅速进驻全国33个城市。但2019年，随着母公司遭遇困境，“小黄狗”因为资金链断裂难以为继。尽管破产重组后在中植国际的“输血”下起死回生，但企业元气大伤，在南京，原本近300台的回收机只剩下一半，骑手小哥也从150名缩减至50名。

　　“第一轮‘烧’了20多亿元，倒也不是一无所获。”在王俊看来，这5年，“小黄狗”经历了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废旧物是低附加值商品，利润以“角”计算，人工、运输、仓储等成本很难消化。“按照最初的模式，可能就算资金链不断，也持续不了多久。”他说，重获新生的“小黄狗”开始转移业务重心，末端回收收缩，国际贸易成为主攻方向，“我去余姚，谈的就是废品出口业务。”

　　南京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秘书长孙波，见证了“小黄狗”在这座城市的起起落落。“‘互联网+’的优势在于规模化和高效率，但废品回收行业几十年才形成现在的运行逻辑，要打破这个格局，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他认为，废品回收行业的本质，依然是低进高出赚取差价，“互联网+废品回收”提高了效率，但由此产生的成本远远高于回收物出售的利润，“两者倒挂，必然不可持续。”

　　积攒废品是不少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他们更喜欢就近回收、现金交易的传统模式。南京志达环保科技也曾开发微信小程序“E圾分”，手机下单就有人上门，但实际运营中，每天线上下单人数始终停留在个位数。企业总经理朱星龙说：“卖废品的老人不会用互联网，熟悉互联网的年轻人又不爱卖废品，平台活跃度很低。”

　　能不能通过收编走街串巷的“破烂王”来实现回收量的突破？“很难！”在废品收购行业摸爬滚打了十来年的殷富华说，目前收废品的从业者也是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都有固定的“地盘”，货源大多来自熟人，“没有人会愿意为了收几斤报纸专门跑一趟。”

　　主力客群不“触网”、“回收大军”没动力、商业模式落地难，废品回收行业的互联网“改造”，从一开始就遇到了瓶颈。

　　“新玩意”不敌“三轮车”

　　从老家安徽六安来到南京，江芳和丈夫余学志与多位同乡一起进入了废品回收行业。一晃快20年过去，江芳已经在新街口附近的汇文里有了自己的废品回收站，进进出出的老街坊和老客户都会热情地喊她一声“老板娘”。尽管已在南京买房安家，但江芳始终没忘记蜗居在地下室的那段时光，“今天的日子，都是我和老公一脚一脚蹬出来的。”

　　就在“互联网+废品回收”企业苦苦挣扎的时候，一些人依靠传统回收模式却依然活得有滋有味，多个城市甚至开始“召回”一度不受待见的“破烂王”。这股旺盛的生命力，究竟来自哪里？

　　“经验！”江芳的回答干脆利落。在大部分人看来，废品回收是个纯体力活，其实不然。“除了一双勤快的腿，你得有一双识货的眼睛，知道什么东西值多少钱，还要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跟人拉关系、谈价格。”她说，收废品是一个特别依赖经验和人脉的行业。给蹬三轮的师傅递根烟，和卖废品的邻里拉会儿家常，给大爷大妈们多加一两块钱……这些小细节，是江芳多年积累摸索的“窍门”。而这些，恰恰是互联网做不到的。

　　也并不是所有从业者都像江芳这样幸运。孙波清楚地记得，2013年协会做过一次统计，南京的回收站加末端处理企业一共有上千家，9年后，这个数字只剩下当初的1/3。“主要还是因为城市更新和征地拆迁。”他说，废品回收属于“散乱污”行业，在相关部门监管下，很多企业和站点拆迁了就再也拿不到地、租不到门面，从此消失在城市发展的大潮中。

　　在一轮轮的大浪淘沙中，“幸存者”们也在改变，占道经营少了，短斤缺两没了，回收价格更透明了。“老百姓有需求，‘一刀切’取缔不现实，只有通过精细化管理，使之更加规范。”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街道城建城管中心副主任朱松林说，这几年，回收站基本已转入背街小巷，但周边环境好了，居民也认可，一年挣几十万元的大有人在。

　　垃圾分类实施后，南京数百个小区安装了“吃垃圾、吐现金”的智能回收机，居民的废旧物品由运营企业统一收运。这些“新玩意”会不会抢走回收站的货源？志达环保也投放了数百台设备，但朱星龙发现，这些机器的使用率并不高。“除了老人不爱用，其本身设计上也有缺陷。”他说，智能设备容量有限，纸箱如果不压扁，放几个就塞满，而像旧家电、旧家具这样的大件，更是无法接收。如今，志达环保又走回“老路”，在小区里“摆摊设点”，当面称重、结算。

　　智能设备“干不过”传统回收模式，背后的核心逻辑，还是成本控制。业内人士分析，废品回收行业的“金字塔”底端基本是夫妻老婆店，“带个蛇皮袋、蹬辆三轮车就能收货，一个小门面就能养活五六个人。”相比之下，互联网回收平台不仅前端成本一样也少不了，后台支撑更需要海量资金，市场和政策一旦波动，夫妻老婆店“船小好调头”，而对平台来说将难以应对。

　　行业“换血”不能光靠“收二代”

　　再过一个月，南京柯信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的新厂就将在栖霞区龙潭街道投产。这家专门从事废玻璃回收处置的省级高新企业，倾注了合肥汉子柯章跃大半辈子的心血，现在，他把厂子交给了24岁的儿子王柯。

　　“我从小就在厂里长大，知道我爸有多苦。”王柯一开始并不想子承父业，毕业于南理工电子商务专业的他，曾经理想中的工作是企业白领；社会对废品回收业根深蒂固的偏见，更是让他犹豫不决。

　　让儿子接班，柯章跃其实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当时企业的出口业务刚刚起步，在和外商接触中，他明显感觉力不从心。在他看来，学电子商务的王柯，无疑是最佳人选。2020年，还在读大四的王柯最终接受了“收二代”的角色，开始跟着父亲“闯码头”，对这个行业也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一个玻璃瓶，自然降解需要5000年，但筛分破碎后变成玻璃厂的原料，这得节省多少矿产资源。”他说，废品回收是永不消失的产业，不深入进来，可能永远也没法理解。

　　去年，王柯谈了一笔200多万元的大单子，把3000吨废玻璃卖到了刚果（布）。“都是他自己谈的，年轻人脑子活，沟通起来顺畅。”柯章跃骄傲地说。

　　眼下，废品回收从业人员的老龄化加速，当年背井离乡来大城市闯荡的毛头小伙，大多已接近退休的年龄，但行业的“新陈代谢”却格外缓慢。刚过四十的殷富华说，在他之后，来南京打工的老乡里，再也没人干废品回收了。

　　吸引不了年轻人的行业，注定没有未来。废品回收本质上和快递一样，同属大物流范畴，只是前者属于逆向物流。满大街跑的外卖小哥，工作强度一点不低，收入也未必高出多少，但其职业认同感却远超废品回收。消除这种落差，最后可能还是要仰仗互联网。

　　这也是王俊对行业未来充满信心的原因。“资本愿意接盘‘小黄狗’，就证明我们的方向没有错。”他说，“互联网+废品回收”不可能一蹴而就，平台不是要抢废品回收站的饭碗，而是应成为生产工具、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关键是要找准切入点，整合力量‘撬动’这个万亿级产业。”

　　后起之秀们已经开始尝试。2019年，当时还在苏州收废品的冯月月，登台央视《开讲啦》，和清华大学教授、主持人撒贝宁等人一起细说垃圾分类。这位90后安徽姑娘，因为在抖音平台推送自己收废品的日常趣事而走红，累积了百万粉丝，被网友称为“废品西施”。如今，已经回老家的冯月月还在干着老本行，并定期更新自己账号下的内容。

　　时代向前，不管城市怎么发展、技术怎么迭代，有人生活的地方，就离不开废品回收。南京再生资源行业协会每次开年会，孙波最期待的，就是看看来了多少张年轻的新面孔，“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有他们，行业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