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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9日，“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举行。来自国内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尤其是三星堆和青铜文明研究的近50位专家学者就“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共同揭开古蜀文明神秘独特的历史面纱。

　　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发现，让三星堆从此“一醒惊天下”。2021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再次连续公布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发掘成果，大量最新出土的精美文物再次引来业内和公众巨大关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成果，以丰富的材料再次有力证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截至目前，三星堆的阶段性发掘已经结束，相关研究工作的推进充分展现了三星堆文化丰富多彩的面貌，深刻揭示了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演进脉络，为构建中华文明起源的完整图景做出了努力。

　　此次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所长王献华、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四川省社科院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段渝等就此发表了主旨演讲。

　　周旸：

　　三星堆发现丝绸可窥古蜀先民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

　　10月29日，在“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上，曾深度参与三星堆丝织品发掘、保护及研究工作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再度发表主旨演讲。她以《三星堆丝绸的发现与意义》为题，层层剥开三星堆发现丝绸的全过程，并表示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仅只证明三星堆3000多年前就使用丝绸，更能提供更多信息，帮助今天的人们理解三千年前的古蜀先民是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

　　在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发现丝绸痕迹是重要的任务之一。为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等机构展开学术攻关。周旸说，科研人员使用了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从分子层面去寻找丝绸的氨基酸序列，成为寻找三星堆丝绸的关键。

　　利用该技术，他们最先在4号坑灰烬层一件青铜器旁土样中发现约3.8×3.1毫米的纺织品，经显微观察，明确其组织结构为平纹，结合酶联免疫分析结果，判定其材质为丝绸，这是首次在三星堆新一轮祭祀坑考古发掘中发现丝绸残留物。此后，在3、4、6、8号坑，都有丝绸残留物或能够佐证丝绸残留物存在的丝素蛋白信号存在，7号坑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上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块丝绸残留物。

　　此外，科研人员还在1号、2号坑的青铜眼泡、青铜尊口沿、青铜蛇、人头像等多种器型、数十件器物上发现大量矿化丝绸印痕。

　　三星堆发现的丝绸种类，根据显微镜下的形貌观察，包括绢、绮和编织物。

　　据介绍，三星堆祭祀区目前发现的丝绸残留物，主要是平纹组织。不过这些丝绸经纬线的粗度、密度和捻度不一样，所以看上去似乎各有不同。2021年，蜀锦织造技艺省级传承人曹代武曾按照相关参数对这些丝绸进行复原，初看像普通纱布，但触感明显不同，有的硬挺有的柔软。研究人员猜测柔软的丝织物用作衣服的可能性更大，稠密者可能用于书写载体之用。

　　周旸介绍，在2号坑出土的铜眼泡上，研究人员还发现了绮。绮是一种高档的丝绸。此外，在2号坑出土青铜蛇的背部还发现多层织物，其中最外层为斜编织物，而编织比纺织技艺更早。

　　那么，3000多年前古蜀人为何会把大量丝绸埋进祭祀坑呢？

　　周旸表示，丝绸在古代有三种主要用途，一是祭服、二是尸服、三是常服。在《礼记·月令》中曾有记载，“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说的就是丝绸作为祭服的作用，并且亲自养蚕亲自缫丝做成祭服才能体现虔诚。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大量的青铜器、象牙、玉器、金器，原本都是存在于宗庙、神庙中的祭祀用器，出于某种原因被埋藏。埋藏过程中，丝绸或被焚烧，或包覆在青铜器表面，那么可能就具有了祭祀的意义。此外，丝绸还可以作为一种书写载体，把其上所书画的内容传达到另一世界。

　　不管基于何种目的把丝绸置于坑内，周旸都认为，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亦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秦并巴蜀，蜀地以及西南广大地区则陆续融入华夏。在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考古发现均表明，关于丝绸，巴蜀和中原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丛雨萌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吴梦琳 成博 李婷）

　　段渝：

　　三星堆青铜文化表现出的神权样态十分具有典型性

　　“在三星堆神权传统的跨地域扩张中，古蜀人十分巧妙地发挥了神权的双重功能，既达到了扩张势力范围的目的，又达到了稳固势力范围现存秩序并增强凝聚力、吸引力的目的。”10月29日，“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段渝这样介绍三星堆文明的神权统治。

　　段渝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表现出来的神权样态，十分具有典型性，其本源值得深入研究。而三星堆以青铜雕像群来体现和展示宗教神权的社会功能，这一图景为中国上古史所仅见，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瑰丽多彩，在段渝看来，正是三星堆文明作为神权政治中心的典型形式，“其目的就在于通过青铜和黄金等各种重型物质的复杂组合形式，及其必然对人产生的巨大精神压力，来显示王权与神权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和宗教力量。可以看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毫无疑问是古蜀王国大型礼仪中心的主要器物组合，它们无一不是古蜀王国神权政体的物化表现形式。”

　　关于三星堆神权政体下各族的相处方式，段渝认为，一方面，西南各族君长汇聚三星堆古蜀都，共奉蜀人神权领袖，同祭蜀地信奉之神，表明各族承认三星堆古蜀神权的至上地位；另一方面，这些各个族群的君长形象，都是用青铜材料制作而成的，它们与蜀王形象的制作材料毫无二致，仅有体量大小的区别，而与石质雕像截然不同，又意味着它们在以三星堆神权为中心的跨地域政治社会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透过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可以看出神权统治下的三星堆文明有哪些特征？段渝选取了青铜神树来分析三星堆神权的权力结构。“三星堆古城为蜀王之都，是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中心所在，所以被称为‘天地之中’，表达的是以神权为中心的天下观，而青铜神树就是三星堆神权政治领袖往来于天地之间传达神意的天梯。”

　　此外，关于三星堆考古发现的丝绸，段渝同样认为可以被视作神权政治权威的象征。2019年以来在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丝蛋白和丝绸残留物，并在1986年出土的一、二号坑发现13种器类、40多件器物上都有丝织品残留，还在其中的青铜蛇上的残留发现了平纹之外的斜纹。“这表明，不但三星堆的丝织工艺和丝绸使用已普遍存在，丝织工业和工艺达到很高水平，而且丝绸已经成为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重要象征和物化体现，同时还表明丝织业已是三星堆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

　　霍巍：

　　从文明互鉴角度拓宽三星堆文明认知的视野

　　三星堆神似诸葛亮的青铜人头像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玉神面像、三星堆青铜神树与古埃及的“宇宙树崇拜”、三星堆青铜太阳形器与荷鲁斯母亲伊西丝的象征物五芒星盘……在10月29日举行的“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上，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长江学者、四川省考古学会会长霍巍通过一组“形似”文物的比较，引导大家思考作为古蜀文明代表的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以及广阔区域的其他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

　　“如果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宏大视野上看，三星堆所处的中国青铜时代与域外文明产生交流影响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条件，吸收某些外来文化的因素，也是可能的。”霍巍表示，尤其是古蜀地处交通要冲，后来汉武帝时派遣张骞“凿通”西域，开拓出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其动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亚、南亚发现了从蜀地输出的蜀布、枸酱、邛竹杖等特产。

　　此次三星堆3、4、6、8号坑发掘出土的灰烬层中，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出蚕丝蛋白，表明坑中曾经存在过丝绸；显微观察发现3号坑、8号坑部分青铜器表面也有纺织品残留物，很可能也是丝绸的残痕。“这充分证明早在三星堆时代，蜀地已能生产和利用丝绸作为高级贵重物品。秦汉以后，丝绸成为国家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产品，益州（成都）成为主要的丝绸产地，看来古蜀早在青铜时代便已经奠定了这个基础。”

　　三星堆考古最大的特色，是出土了青铜面具、头像、各类人像或神像以及青铜神树等一批具有浓厚神秘色彩、造型夸张怪诞的器物群，“尽管我们迄今为止尚无法对其进行准确地命名以及具体性质、功能的推断，但总体上可以认为其与神灵、祭祀、沟通天地这类介于‘人神之间’的行为活动有关。”霍巍认为，三星堆文物的这一特征，恰好与古史传说中颛顼帝“绝地天通”这类具有巫觋性质的原始宗教仪式相符。

　　结合《山海经》《楚辞》《国语》等文献资料，霍巍进一步解释称，正是在颛顼时代，结束了自古以来天地混沌、人神不分的局面，完成了人神之间的分离，“根据已故考古学家张光直的观点，从此，沟通天地人神则要仰仗巫祝和巫术，而在巫术仪式中所要借助的神秘力量则包括商周青铜器上的各种动物纹样、龟策、神山、神树等象征性器物。”霍巍认为，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与文献中关于原始宗教仪式的记载相符，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

　　霍巍介绍，在2022年第7期的《考古》杂志上发布的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初步研究成果显示，祭祀区内8座坑的年代晚至殷墟文化第四期甚至西周早期，表明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年代下限也相应后延，至少到殷墟文化第四期某一时间古蜀国都城才从三星堆遗址迁离。但都城的废弃并不意味着此地立即就荒无人烟，相反还有少量等级较高人群仍然留在三星堆遗址并在原祭祀区内继续举行小规模的祭祀活动。

　　“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其实为我们下一步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霍巍表示。（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