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为实现乡村振兴、破解治理难题，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近年来，浙江安吉余村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走出了一条绿色转型的成功道路，并探索和创造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余村经验”。

　　余村所创造的乡村治理经验，与“枫桥经验”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创新和丰富发展，也是各地加强乡村治理举措和成效的典型样本。

　　深秋时节，漫步浙江余村，乡村美景如诗如画。青山环绕，绿水绵延，一场秋雨的到来，又添了几笔金黄。

　　余村的村口矗立着一块形似春笋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个醒目的大字。所有余村人都记得这块石碑背后的故事，它记载着余村人“点绿成金”的发展密码，见证着“枫桥经验”在余村薪火相传的光辉历程。

　　安且吉兮。浙江安吉余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发源地，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践行地。近年来，在乡村治理的道路上，余村探索了法治为先、德治兼备、自治固本的“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新经验，并以此为依托实现了美丽蝶变。

　　用好民主决策“传家宝”

　　“大家向左手边看，这边是我们打造的动车商铺，总共12节车厢，用于销售、展示本土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体验类产品。”虽非节假日，但余村的游客仍旧不少。

　　讲解员楼芳芳是余村本地人，她介绍，余村游客量一直不少，但因为业态、场景等有限，大家停留的时间却不长。如今，得益于大余村建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余村，他们带着新的项目、新的想法常驻乡村，为乡村产业振兴创造了新业态。

　　途经村里的春林山庄，往来客人络绎不绝，潘春林正热情招呼着。18岁时，潘春林跟随父亲在矿山干活。当时的余村，飞沙走石，满天粉尘，“天空都是灰蒙蒙的，河流也很浑浊。”

　　2003年，浙江省提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作为最早启动“千万工程”的村庄之一，余村痛定思痛，决定关停矿山，调整发展模式。

　　然而，关停并非易事。

　　“‘卖石头’的好处是可以拿现钱。但从‘卖石头’转变为‘卖风景’，刚开始会有一些村民提出不同想法。”余村原党支部书记胡加仁回忆道，“通过党员议事、村民代表会等方式，我们广泛征求村民意见，提出转型升级方案，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最后表决通过，决定关掉矿山、水泥厂，保护环境，全面发展农家乐。”

　　通过民主决策，余村用了三年时间，关停了村里所有的矿山和水泥厂，并精心布局了“生态旅游、生态居住、生态工业”三区村域规划，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逐步实现从“矿山经济”向“美丽经济”的转变。

　　从矿山的拖拉机手，到如今的农家乐经营者，潘春林见证了余村的绿色发展之路，“村里的环境一天天漂亮起来，游客也越来越多了！”

　　十多年前这一场“改天换地”的民主决策，让余村更加自信坚定地走上了民主管理、依法治村、绿色发展的道路。作为“两山”理念的发祥地，当地顺势而为，挖掘“两山”理念中蕴含的治理思想、治理智慧，创造性建立了“两山议事会”，探索出了一套“自主提事、按需议事、约请参事、民主评事、跟踪监事”的议事机制，并形成了民主恳谈、村两委商议、党员审议、村民代表决议和乡贤评议的议事决策传统。

　　“两山议事会”是余村实行“民主管村”的典型自治平台，下设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全村大小事情都通过村民代表商量。依托“两山议事会”，不仅提升了村民参与和管理村务的能力，且有效避免和减少了矛盾纠纷，维护了村庄的和谐稳定。

　　村里为建“两山”绿道，需要搬迁42座坟墓；为保护空气质量，村里决定禁止销售、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迁坟和“双禁”冲击传统习俗，一些村民想不通，办起来阻力很大。村两委便通过“两山议事会”，广泛发动村民讨论，充分发表意见。

　　村干部进家入户面对面商量沟通，最终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提出了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使迁坟和“双禁”顺利进行。

　　余村的发展，离不开民主的力量。如今，从每一位村干部的选举到每一个决策的产生，甚至到每一张发票的审核，余村始终保持阳光透明；从自来水收费、家禽圈养、垃圾分类、文明祭祖到全村规划建设，大小事都要通过众人商议后才能做。村里每花一分钱，都公示在了“村村通”电视平台上，随时接受监督。

　　忙碌的法律顾问与“云上”的共享法庭

　　自治为基，法治为本。调解纠纷、讨论村务要靠群众参与，更要靠法律的保障。为有效调解村民纠纷，余村在全县率先实行聘请法律顾问的做法，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法律服务。

　　1996年，律师李芳开始担任余村的法律顾问。自那时起，她平均每年为村里提供40多次法律服务，从最开始的调解婚姻关系、邻里纠纷，发展到决策合法性审查、合同风险防范和为村级事务管理提供法律意见等。

　　村便民服务中心的公共法律服务点，挂着李芳的照片和联系电话。村民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一个电话就能找到她。“以前村民们的法律意识比较薄弱。随着法治教育的开展，如今在面对一些邻里纠纷、事故赔偿时，村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法律顾问来咨询，避免了一些矛盾的产生。”

　　随着余村乡村旅游的兴起，法律服务的领域也逐渐拓展到调解旅游纠纷、保护知识产权等。

　　现在，李芳总是很忙，忙着解答村民的法律问题，忙着处理各类纠纷。炒菜时接到村民电话，她会立刻放下锅铲答疑解惑。半夜接到村民的咨询电话也是常有的事。但这种忙碌也让她欣慰：“说明村民的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

　　除了以专业化的法律团队为余村法治化管理筑牢基础外，余村还创新性采取了“调解员联村、法官驻村、家园卫士护村”模式，深入开展上门调解、送法下乡、巡逻守护等工作，实现群众办事、矛盾调解、法律服务、信息咨询、致富求助“五不出村”。

　　2017年，余村“两山”巡回法庭成立。有了这个基层支点，法官下沉到村，很多纠纷隐患可以在萌芽阶段掌握并化解。2021年，“两山”巡回法庭迭代升级为“两山”共享法庭。

　　“共享法庭是架构在数字空间的群众身边的人民法庭。”余村共享法庭联系法官刘方介绍，“两山”共享法庭设在余村党群服务中心，是为了让余村及周边老百姓能够更加便捷地享受司法服务。

　　据了解，“两山”共享法庭还聘请了村委副主任俞小平担任庭务主任，两位有威望的“老娘舅”担任人民调解员。刘方和同事们每周五在共享法庭驻点或者到村里转转，遇到村干部、人民调解员在调处纠纷的，现场提供调解指导。

　　近日，安吉法院在余村巡回审判了一起涉农村土地流转、发包的合同纠纷案并进行普法宣传，各村干部、村民小组组长及村民在现场观摩该案审理。“法官会定期开展线上巡回审判、法律咨询、普法宣讲，组织群众观看庭审直播、开庭宣判等。”刘方指着共享法庭中央的大屏介绍，“我们将共享法庭服务平台嵌入村务服务微端平台，嵌入浙江解纷码、移动微法院、庭审直播系统等软件和平台，由庭务主任指导村民使用。”

　　以法护航，如今，村民们的法治意识得到了很大提高，余村的案件也越来越少。

　　村里大小事，“掌上”来解决

　　自治是根本，是实现民主、巩固民主的本质要求。在余村，由村主职干部兼任主任的矛盾调解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村级自治机构。据了解，调委会以村公共法律服务站为依托，设立窗口接受纠纷咨询和受理。同时，专门配置调解室，实行调解员公示、调解制度上墙，建立了例会、培训、矛盾纠纷排查、持证上岗等制度，坚持深入排摸、依法调解、提前化解。

　　调解德法共治，调解全员参与。调委会坚持将法治作为调解工作的根本，坚持依法办事、依法维权，不断拓展纠纷化解渠道。“镇里的每个村有专职网格员，余村的专职网格员在日常挨家挨户走访过程中，会收集矛盾纠纷的线索并及时提供给村里，村干部会及时介入，助力矛盾化解。”天荒坪镇综治办主任孙丽霞说。

　　将矛盾纠纷解决关口前移，矛盾调解委员会还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充分发挥了退休干部、热心乡贤等人的作用，多元调处村民纠纷，将各类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近年来，余村的矛盾纠纷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均达到100% ，做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如今，当“枫桥经验”遇上数字化春风，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也从线下走到了线上，从现实走进了“云”端。在余村，打开手机，进入“掌上矛调”APP，群众足不出户就可反映情况，申请矛盾纠纷调处。

　　据介绍，“掌上矛调”APP集成了矛盾纠纷调解、信访、12345政府阳光热线功能于一体，将“跑一圈”办理变成点对点办理。“掌上矛调”实行“2+2”工作机制，对村民上报的情况2小时内由微网格长进行核实，2天内反馈办理意见。同时，一支由60余人组成的处置队伍，可第一时间响应、办理各类问题和诉求，确保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在家就能通过APP反映问题或对村庄建设和乡村经营提出意见和建议，如今，余村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村民自治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掌上矛调”调动了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动性，村民与村里的互动更加频繁，效果更加明显。

　　此外，该APP中的法治建设模块直接链接至公共法律服务掌上大厅，打通了普法宣传的“最后一公里”。公共法律服务、我要查询、我要学法、小蓝说法等栏目，一揽子解决了群众的法律需求。借条怎么写、如何申请法律援助等问题，通过“掌上矛调”都能得到解决。还有视频、漫画、典型案例进行普法宣传，群众可安心在家享受法律大餐。

　　多年来，通过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村之道，余村乡村治理有效、发展充满活力、百姓安居乐业，也为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示范样本。如今的余村，正不断推进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绘就美丽中国的动人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