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变“博士候”，是一种什么感觉？近日有媒体报道，在聘期“非升即走”压力之下，博士后群体的竞争和内卷加剧，催生出不少急功近利行为，损及学术质量和学术精神，不少人自嘲为“学术练习生”“科研临时工”。相当多的博士毕业后要经历长久的“等待期”，才能在过度激烈的竞争中谋得一份教职。

　　练习生、临时工与学术、科研、高校之间风马牛不相及。这种用词上的“混搭”，暴露了人才评价和培养体系之间的“错位”。

　　近年来，高学历人才培养数量增长较快，国内普通高校博士毕业生净增人数已经开始超过净增专任教师人数，高校内部博士师资储备过剩。供求关系的变化，使得高校对新招聘教师的把关越来越严格，人才引进标准不断抬升。所谓“非升即走”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实施的，即新入职的老师不再有编制，只签三年或六年的预聘合同，到期时由校学术委员会投票定去留，留下的晋升副教授，否则就只能离开。

　　据记者调查了解，由于部分高校把名义上的“预聘制”变成了实操上的临时工合同制度，一个岗位招聘一批人“角逐赛马”，通过比拼以论文为核心的考核项，二选一、三选一甚至几十个人中选一个留下。甚至有个别高校“6年招聘8000多名青年博士”，先以高薪酬、低门槛引才，又以高淘汰率解聘，这些过度“内卷”引发了高知群体的普遍焦虑。

　　博士后沦为“博士候”、人才变成“学术临时工”……个别高校的畸形选人机制，既不符合青年人才的培养规律，又加剧了内卷和功利倾向，与破除学术评价中的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痼疾的“破五唯”改革背道而驰。

　　中央要求学术扎根中国大地，高等教育要落实“四个服务”，但“非升即走”的考核机制仍以数论文、数课题为主，在“倒计时”解聘的压力之下，客观上形成了抓紧挣工分、拼论文的导向。同时，考核主要集中在抓科研成果上，这种“研而优则教”的逻辑，也加剧了教学人才的逆淘汰。

　　有些海外优秀青年学者对国内高校人事制度忧心忡忡，甚至出现了“海归再归海”的苗头，这与过于严苛的用人制度也脱不开干系。

　　人才优胜劣汰，本身没问题，但不该把博士群体变成智力消耗品，让学术生涯变成开盲盒赌运气。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的最大心愿，是希望更多年轻学者拥有平心静气做研究的环境，创造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在2021年9月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人才静心做学问、搞研究，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当前，“破五唯”改革正在推进，改革几所学校相对容易，想要扭转一种风气、优化教育生态却是任重道远。针对博士后变“博士候”的问题，既需要进一步优化“非升即走”制度，调整适用范围、明确晋升标准和淘汰比例，也要从根源上减少对大学和学科排名的压力，对过度功利的考核机制说不。多措并举让青年学术人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一份安心做学问的底气。　　（本报评论员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