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田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民革中央拟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交《关于改善育龄人群生殖健康的提案》。该提案指出，我国育龄人群生殖障碍问题不容忽视，帮助这一群体顺利实现生育愿望，对于缓解生育率过低的状况，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

　　缓解生育率过低可能是未来中国需要特别关注、引导和解决的问题，因此民革中央的提案从解决育龄人群生殖障碍着眼，是一个有效也切合实际的解决思路。不过，对于现在的生育低迷状态，需要从全局着眼，从抓主要矛盾着手。

　　当今全球的总趋势是生育率普遍下降。2020年7月，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在《柳叶刀》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显示，全球总生育率在稳步下降，预计到2100年，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中，将有183个总和生育率（TFR）低于生育替代水平。随着生育率的普遍下降，预计世界人口将在2064年达到97亿左右的峰值，然后在2100年下降到88亿左右。

　　生育率下降在中国更突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末大陆31个省区市总人口为14.12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进一步降至7.5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总和生育率为1.3，大大低于生育替代水平（2.1）。

　　总体而言，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出生率下降通常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影响。为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中国已放开了三胎政策。但是，如果没有经济支撑，没有住房、不能解决生儿育女的一系列问题，还是不能提升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行动。

　　国内已经有一些地方在对生育二孩和三孩的夫妇和家庭进行各种补助，从育儿津贴，到超长假期、购房租房优惠等，最高的经济补助是三孩家庭每年补助1万元。显然，这些是杯水车薪，无法让育龄人群付诸行动。因此，从社会、经济和文化角度探讨和实施更多、更容易促进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和行为的政策和措施将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再从改善育龄人群生殖健康的具体措施来看，民革中央的提案指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孕不育人群比例攀升，治疗成效有待提高，治疗及辅助生育费用高昂。因此，需要建立多级预防体系，鼓励研发推广先进诊疗技术，实施多种治疗手段。将治疗费用纳入医保，构建制度性保障体系。这些建议显然是在解决生殖障碍和治疗不孕不育方面提出了全面性的思考，当然，具体的措施还有待于医疗、人口、医保等相关部门的跟进，并制定相应措施。

　　现在，已经有地方采取了行动。北京在2月26日宣布，从2022年3月26日起，在门诊治疗中常见的16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范围。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的辅助生殖技术的项目价格从180元到5050元不等，项目类型涵盖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与培养等多种医疗服务。

　　这个措施当然对于有生育愿望，而且有严重不孕不育障碍的育龄人群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动力，但是也要看到，从医疗技术和经费报销上来治疗不孕不育和促进生育，也只是涵盖了较少一部分人群。事实上，改善生殖健康和治疗不孕不育应当放在主要人群和主要生殖障碍上。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人群中不孕不育的比例约为10%-30%。导致不孕约有40%是男性因素，40%为女性因素，另外10%-20%是共同因素或不明原因。对于这些占主要人数的不孕不育者，通过简单的常规治疗都可以解决问题。需要采用辅助生殖技术的患者，如做试管婴儿的患者不到不孕不育人群的10%。我国每年的新出生人口中，近2%是试管婴儿。因此，应当首先把目前不孕不育的常规治疗手段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内，但目前常规的治疗不孕不育的医疗技术并未列入医保，而辅助生殖技术只是治疗不孕不育的“兜底”技术。

　　把不孕不育的常规治疗手段纳入医保首先可以解决大部分不孕不育患者的问题，以提高生育率；其次，医保的经济负担更轻，一些治疗费用为几百元，远低于几千元和上万元的辅助生殖技术费用。同时，把不孕不育的常规治疗纳入医保还有助于避免患者在求医时首先选择辅助生殖技术，因而可以避免滥用这一技术的潜在风险。

　　无论是从社会、经济、文化，还是以医疗技术改善和促进生育方面，都需要从全局着眼，抓主要矛盾，才有可能逐渐提升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行动，提高生育率。（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