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共青团中央通过建议、提案、大会发言、界别协商等多种方式建言资政，为解决青年生育后顾之忧集中呼吁。3月7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举行视频会议，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代表共青团界，作题为《创造条件鼓励生育 促进人口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大会发言，呼吁从法律、政策配套、女性权益、社会文化等方面，帮助年轻人减轻负担，为青年生育创造有利条件，让适孕青年愿生、敢生、优生，并提出若干务实建议。

　　大会发言介绍，目前，我国人口呈现“三低一高”特点：人口“含青量”持续走低，2020年我国14-35岁青年人口约4亿、占总人口的28.4%，比2000年减少9000多万、下降11.1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1990年为2.3，2020年为1.3，已远低于1.5的国际警戒线。结婚率持续走低、初婚年龄线持续走高，2020年我国结婚率为5.8‰，比2000年下降7.6个千分点，适龄青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6.8岁，最近4年间增加了0.7岁。

　　大会发言指出，如不果断采取有力措施，这“三低一高”将会加速我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进程，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产生不利影响。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人口政策调整的战略紧迫性，鲜明实施积极的人口政策、生育政策，更大力度鼓励生育，促进优生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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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岁的张小北今年春节过得很闹心。她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轮番上阵做思想工作，希望她生二孩。“我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有一个6岁的儿子。当年双方父母为了给我们买房，掏空了所有积蓄。我们要赡养4个老人，如果再养一个孩子，我感觉自己迟早会被‘压垮’。”张小北说。

　　张小北的同事李芳也有这样的生育焦虑，“每个月还房贷，养育一个孩子，日子已经过得紧紧巴巴，即使自己有再生育的想法，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大会发言介绍，“结不起婚、生不起娃”“工作加速、没空带娃”“上有四老、下有N小”……这些压在青年头上的“大山”，促使青年晚婚晚育少育，婚恋婚育观念发生重大变化，还出现了越来越多“不结婚、不生娃”的单身一族、丁克一族。

　　事实表明，我国已从“政策限制性低生育”进入“内生自主性低生育”阶段。学术界普遍认为，如果放任这种趋势，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很大的困难。

　　确立鼓励生育的法律和政策导向

　　人口问题可谓“国之大者”。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生育调整措施，但目前看，人口不均衡问题依然严峻，人口结构问题依然突出，实现人口均衡发展势在必行。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许颖向记者介绍，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出现4个“1000万”现象：每年结婚对数跌破1000万、出生人口逼近1000万、死亡人口突破1000万、人工流产数量接近1000万。人口、婚姻方面的变化呈现出类似经济学上需求不足、供给冲击的现象。

　　当前我国人口领域的主要矛盾是青年人口规模和占比减少太快带来的长远结构性矛盾。大会发言建议，应及时立改废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相关法律；加快出台操作性强、效应力度大的配套政策；综合考虑科技进步情况和统筹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以及人力资源需求趋势，将人口均衡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考核体系，平缓青年人口过快下降趋势。转变政府职能，健全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体系。借鉴国际经验，大幅提升鼓励青年生育的政策性投入。

　　积极构建全方位全链条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

　　曾有强烈丁克想法的夏明飞去年有了自己的孩子，最近又有了再生一个孩子的想法。“以前考虑到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觉得压力太大了，干脆就不要孩子”。而看着朋友们有了孩子后的欢乐，他慢慢改变了想法。

　　夏明飞表示，尽管不少地方出台了各种措施，但推进的速度比较缓慢，“希望好政策尽快予以落实，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尽早受益，进一步解除年轻人生育的后顾之忧。”

　　业内相关专家表示，“生育虽然是家庭决策的结果，但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保障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个人和家庭的理性选择会随之改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英视睿达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陈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女员工从产检、产假、生育假到哺乳期大概是两年两个月，公司不仅要安排替代员工，还要多负担数十万元。”

　　陈宗表示：“我个人是鼓励婚恋和生育的，但生育成本如果由企业全部承担的话，中小微企业压力确实很大。希望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整体配套，推动生育成本社会共担，对鼓励员工生育的单位和企业给予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中国社科院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表示，配套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保障育后就业、再就业权益，才能全方位释放家庭的生育意愿，从根本上提高生育率。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形成合理的分担机制。

　　为此，大会发言建议，坚持生育、养育、教育统筹谋划，提高鼓励生育一揽子政策含金量和落实力度。比如，制定实施分孩次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或免税规则；制定实施照顾多孩家庭的房贷贴息和返还政策，符合条件的多孩家庭优先享受保障性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保障政策；优先保障多孩家庭子女同园同校就学；加快构建0-3岁普惠性托育服务；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建立健全多孩家庭阶梯式生育津贴长期发放机制。除全国性政策外，允许各地自主制定地区性鼓励支持政策。

　　大力保障母亲权益和女性就业权益

　　近日，《江苏省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发布，要求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其中提到：严格落实产假、护理假、哺乳假等制度，保障生育妇女休假合法权益。符合政策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产假60天，达到158天，男方享受护理假15天。

　　自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以来，各地陆续“动”起来。截至2021年底，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市）完成了地方计生条例的修订。各地新条例对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内容都有涉及，但比较明确且操作性较强的普遍是“延长生育假”“增设夫妻双方共同育儿假”等内容。

　　然而，记者了解到，各地加码的生育福利，并未让青年真正享受到假期红包，反倒增加了新顾虑。比如，生育假期多了本是好事，但不少职场女性在欣喜的同时却不免心生隐忧：女性就业会变难吗？相关权益如何得到保障？

　　来自安徽的刘明芳正奋斗在求职路上，“参加了几次面试，有几个面试官直接问关于预期生育年龄、家庭事业冲突等问题。”最近的求职经历，让刘明芳明白，作为适婚适育年龄的求职者，她的入职应该不会顺利。

　　“在我看来，结婚生子不会影响工作，但是好像不加一句‘暂时没有结婚生育的打算’，就无法打消用人单位的顾虑。”说到这里，刘明芳无奈地叹了口气，“延长生育假，有可能让企业在选择女职工时更加慎重”。

　　采访中，和刘明芳有相同顾虑的职场女性并不少。

　　今年36岁的俞琴，万万没想到在跟部门领导汇报了怀二胎的消息后，竟会遭遇职场边缘化——不仅自己负责的几个重点项目都被转给了其他同事，奖金也被“腰斩”。“领导总是有意无意对我冷嘲热讽，他的态度也影响了其他同事对我的态度。”俞琴难过地告诉记者，职场困境冲淡了原本孕育新生命的喜悦，她担心休产假后，情况还会更糟。

　　针对这一现象，大会发言建议，大力保障母亲权益和女性就业权益；建立健全尊崇母亲、奖励多育母亲的制度；加大对女性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制，保障生育期女性工资、福利待遇；采取适当的鼓励政策，支持企业等用人单位聘用女性职工；推动家庭性别平等，研究制定合理的陪产假、育儿假制度，鼓励男性共同分担子女照护责任；改善女性怀孕生产体验，推广普及分娩镇痛并将其纳入医保范畴。

　　着力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

　　“对爱情充满期待，但又不敢走进婚姻。”陈艺有个心结，第一次恋爱分手后，她再也无法接触其他男生。36岁的她，至今还单身，父母也只能干着急。

　　心理咨询专家张磊告诉记者：“像陈艺这样的人，关键是解开她的心结，一样可以走进美好的婚姻。”他表示：“现在各大网络、电视、电影播放的内容，很多是在兜售焦虑，让年轻人有恐婚情绪，其实真实的生活并没那么可怕。即使有问题，双方也可以通过合适方式改善处理关系。”

　　除了像陈艺这样对婚姻望而却步的，也有想生却因工作等多种因素错过最佳生育年龄的女性。40岁的李春春（化名）如今后悔不已，“35岁前工作正处于稳步上升期，总是想着忙完这个项目再开始备孕，一拖再拖，等我想生的时候，一直怀不上”。

　　李春春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赵瑞华的一名病人，“我是从赵医生这才知道女性最好在28-35岁完成生育计划”。

　　一直很关注促进青年生育的赵瑞华告诉记者：“在我的门诊，像李春春这样的女性有不少。”这几年，她坚持做科普宣传，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倡适龄婚育，提升青年生育常识。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慧表示，生育政策不是单一的社会政策，还受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影响。比如天价彩礼等社会现象，让适婚青年望而却步，更别谈生育。

　　针对这方面问题，大会发言建议，加强文化引领和社会宣传，广泛倡导与鼓励生育导向相适应的人口观、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加强青年婚恋、婚育社会化支持服务，积极引导社会舆论，防止过度渲染恐婚恐孕等情绪，尽量减少青年婚育的焦虑、疑虑和顾虑，大力优化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

　　据悉，共青团中央结合2022年“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集中活动成果，就“完善鼓励青年生育配套支持政策”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交了团体提案，为解决青年生育后顾之忧积极开展政策倡导和社会倡导。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