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在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

　　2019年，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与四川省组织实施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支持下，三星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再次启动。丝绸是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中最激动人心的新发现之一，具有重要意义。

　　丝绸属于蛋白质，在埋藏过程中极易降解，加之三星堆出土文物大多有烧灼痕迹，燃烧和高温对丝绸的保存非常不利。同时，丝绸残留物和坑内的灰烬、泥土、各种器物混杂在一起，给寻找丝绸的考古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三星堆遗址中的丝绸正是呈现出这种极致状态：当年埋入地下的丝绸，要么化作尘泥碾作土，要么只是在金属器物的表面留下矿化印痕，要么就被焚烧成灰烬。于“无形”处寻丝绸，就要突破常规思路，研发新方法。

　　此次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丝绸，有赖于科学认知方法和技术的巨大进步。随着多学科团队的协作，三星堆祭祀坑有机质残留物的研究已经从肉眼可见的器物层面延伸到肉眼不可见的分子层面，极大提升了考古现场信息提取水平。

　　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有敏感、特异、便捷的技术优势，运用于此次三星堆考古发现。免疫学原理的精髓就是抗原抗体反应。考古遗址中，丝绸残留物也许只是非常微弱的存在，即便抗原浓度很低，抗体也能在复杂环境中突破重重障碍，找到抗原并与之结合。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抗原抗体之间具有非常专一的关联。而且不需要依赖大型设备，测试结果立等可取，适合在考古工地快速检测。

　　利用该技术，我们最先在三星堆遗址4号坑灰烬层一件青铜器旁土样中发现长宽约3.8×3.1毫米的纺织品，经显微镜观察，明确其组织结构为平纹，结合科学分析，判定其材质为丝绸，这是首次在祭祀坑发现丝绸残留物。在接下来考古发掘中，我们分别在3号坑找到了丝绸残留物，在6号坑木匣底部土样中检测到了丝素蛋白信号。8号坑的丝绸残留物，附着在一件青铜残片表面，其附着面积较大，为平纹组织结构，是目前三星堆祭祀坑发现的最大的一块丝绸残留物，残片周边的土样也附着有丝绸残留物，且在其表面覆着有一层致密的淡黄色涂层。

　　在过去的考古发现中，商代纺织品大多是附着在青铜器上得以保存，这是因为青铜器在埋藏过程中，不断释放铜离子，可以在周边土壤中营造抑菌微环境，有利于丝绸等有机材质文物的保存，逐渐成为青铜器表面的矿化印痕。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表面，保留了大量同商代青铜器上一样的丝绸印痕，对其进行形貌观察可知，丝绸品种有绢、绮和编织物。部分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上保留有平纹织物，经过测试材质为丝，平纹类织物中的丝织品可以通称为绢。绢的组织结构相同，由于密度、细度、捻度等其他结构参数的变化，以及加工工艺的不同，织物风格特点差异很大。3号坑和8号坑中就发现两种不同风格的绢，其中前者较为稀疏，后者较为密实。在2号坑出土的铜眼泡上发现绮。绮即“织素为文”，是平纹地起经浮花的提花织物，有暗花图案，属于较高档的丝织品。

　　坑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象牙、玉器、金器，原本都是祭祀用器，出于某种原因被埋藏，埋藏过程中，丝绸或被焚烧，或包覆在青铜器表面被掩埋。采用免疫学技术，我们在4号坑灰烬层中检测到非常强烈的丝素蛋白信号，说明此处也曾焚烧过大量丝绸。

　　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在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三星堆遗址的丝绸发现，值得深入研究。（周旸 作者为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