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在欧洲封建制度下，村民为获得庇护不得不委身于领主，原来的份地也变成庄园保有地。在这块土地上，一方面，领主拥有领主权，据此征缴租役，实行强制劳役；另一方面，佃户也拥有一定权利，称作保有权。他们可以转移土地，以至买卖和出租土地，佃户长期持有土地，土地权利稳中有进。在英格兰，到中世纪晚期，随着佃农人身解放，佃户中公簿持有农越来越多，受到王国法院保护，其土地产权边界也越来越明晰。以佃户如何处置土地为例，可以看到佃户对保有地的实际支配力不可低估。

　　“联合保有”方式创建

　　按照封建庄园习惯法，佃户男性家长是土地保有人，他的名字记载在庄园法庭土地簿上，每个农户只出现一个名字，极少有例外，以保证佃农保有地完整和劳役规范。15世纪以后，人们发现这样的惯例正在被打破，土地簿上经常出现两个名字。1444-1558年间，一项英格兰家内土地转移的数据显示，二人联合保有的实例并不罕见。联合保有的另一个人可能是妻子，也可能是儿子。庄园档案表明，这样的做法获得了法庭认可，只要土地保有人携同选定的联合保有人一起到庄园法庭见证，更新法庭记录并缴纳一笔费用，即产生法律效力。从此，新加入的保有人与原保有人的名字并列记录在法庭档案中，具有同等法律意义，这样的保有形式被称为联合保有。

　　在法庭看来，联合保有人是平等的，双方对土地享有同样的权利，当第一保有人过世后，土地由第二人继续保有，并且变成唯一保有人。按照长子继承制，长子是自然继承人，没有必要参与联合保有，所以参加联合保有的儿子很可能是家长看中的非长子；不过这种情况不多。联合保有者大多是妻子,不是儿子。有数据显示，儿子和妻子参与联合保有的比例为1∶6，有的地方比例更悬殊。

　　将妻子设为土地联合保有人，是因为佃户丈夫不满意庄园旧规，关于寡妻继承土地的惯例，不同地区和庄园的差别很大。有些庄园，妻子可以继承亡夫的土地，直到她再婚或死后才传给下一代；有些庄园，妻子可以继承一半或者1/3的土地；有些庄园则不能继承任何土地。为保证妻子的利益，土地联合保有模式得以创生，其主旨不是增添一人来分享地权，相反，是佃户保有人强调自己的土地权利以实现自己土地归属的主张。丈夫生前注册为联合保有，他去世之后妻子自动得到土地，规避所谓“寡妇产”的任何规定，无须再经过法庭认定，或支付什么费用。倘若妻子再婚，土地任凭她处置。

　　新的土地联合保有和继承方式，不具有划一不二的强制性，传统土地保有和继承方式依然可行，不过增加一种选择而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传统和新型的继承方式并行不悖，以表达保有人多方面的意愿。例如，1509年，在马沙姆村庄，佃户威廉·安德鲁斯有4英亩联合保有地、3英亩独立保有地以及一份家宅，他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由于4英亩耕地是威廉与妻子联合保有并完成了法律手续，所以这份土地划归妻子。另外3英亩独立保有土地和家宅的产权，则以惯例继承方式由长子接手。

　　不过，更明显地打上土地保有人意愿印记的，当属“遗嘱执行人”继承方式。

　　从“临终土地交付”到“遗嘱执行人”

　　按照中世纪的惯例，当土地保有人去世，继承人应在最近的血亲中产生，诸如子女、兄弟或姊妹。一般将土地完整地传给一个儿子，通常是长子，少数地方是末子。一直到中世纪晚期，继承人大多还是在血亲中产生，然而长子继承的规范性和单一性受到冲击。与此同时，出现了“临终土地交付”方式，赋予了佃户更多的权利和选择。

　　“临终土地交付”，即佃户临终时拥有的处置土地的权利，是其后“遗嘱执行人”方式的先声。在“临终土地交付”方式中，佃农保持土地权利到最后一刻。在生命临终之际，佃农可将土地交付给其心中意属之人，尽管有违长子继承制。获得法庭承认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这一方式程序，例如，保有人须有正式的临终陈述，且有若干男性村民在场作证，俟法庭追认。一旦庄园法庭正式确认，土地保有人姓名便正式变更。该方式享受了庭外土地流转的权利，法庭事后备案而已。

　　“临终土地交付”形式，通常发生在保有人出现特殊境遇、未来得及提前做出安排的情况下。此举凸显对临终之人意愿的尊重，还是一种应急举措？大概是一种临时的法庭安排，至于前者，与其说是对逝者意愿的尊重，不如说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这个事实就是，至少对一部分佃户而言，他们有权决定谁继承其保有地。在英国这样一个浸润着经验主义、尊重先例的国度里，法律几乎无不跟随实践之后，最初大概偶然为之，若是切合实际，形成共识，越来越多的人都这样做，也就成为惯例。他们的习惯法就是这样来的，其间，不排除佃户和领主之间的博弈。

　　不久后产生的“遗嘱执行人”继承方式，表明此前的“临终土地交付”不无社会基础。两种模式大同小异，一脉相承，后者更加规范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保有人意愿都可以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惠特尔评论说，农民及其土地继承方式确乎是“以个体为本位的”。遗嘱执行人继承方式，即保有人将土地先交付遗嘱执行人，后者再把土地转移给保有人指定的对象手里。在这里，土地保有人可以将土地转移给他（她）所指定的家庭内的任何人，也可以是家庭之外的人，只要他（她）愿意。该继承方式已经突破血缘关系，几乎唯保有人马首是瞻。很明显，在土地契约规定的范围内，佃农对土地具有几乎完全的支配权。

　　根据个人遗嘱继承土地，在英国经历了长期发展过程。虽然留下的资料不多，但早在14世纪就出现维兰佃户订立遗嘱并获得领主承认的实例。到15世纪，在土地保有契约允许的范围内，据佃户生前遗嘱处置地产现象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继承不仅无须囿于血亲范围，还可以对土地继承人附加各种条件，比如要求继承人支付一定的现金回报等。固然，“遗嘱执行人”继承也须经过法庭确认，而且法律程序更加严格，遗嘱涉及的土地以及相关情况，先要经过法庭一一核验，才能最后交到遗嘱执行人和接收人手里。

　　1543—1630年间，在奥韦尔教区，有50份原始遗嘱保留下来。在这些遗嘱中，22份遗嘱涉及两个以上的继承人，其中10份遗嘱将土地交给一个儿子，同时把现金等财物分给其他子女；其余12份遗嘱将大部分土地留给长子，其他儿子也得到维持生计的小块土地。与此同时，遗嘱继承因素渗入“联合保有”方式中。按照保有人意愿，从家内亲属联合保有到后来非亲属联合保有，甚至若干非亲属联合保有，并同样得到法庭承认。

　　随着农民土地权利的深化，保有人的意愿成分明显增进，不仅表现在土地继承人选定，还表现在地产以什么形式继承，以及一个继承人还是若干继承人等。如上面案例表明的那样，保有人往往分割土地或兑现土地，然后传给一人或若干人。于是，一个新的地产继承形式出现——那就是遗赠，它是遗嘱执行人继承方式的延伸。

　　遗赠继承方式以及土地流转

　　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大部分遗嘱里都提到土地遗赠，往往不只遗赠给一人。例如，一份文献里，包含137份遗嘱，却涉及224份土地遗赠，表明遗嘱人每每分割财产遗赠给更多的人，而非一人完整地继承保有地。该项研究表明，最常见的土地受赠人是遗孀，这个群体占36%；第二大群体是儿子，占31%；女儿和女婿仅占6%；其余遗赠给远房亲属等。可见，妻儿是他们遗赠的优先选项，次之女儿女婿，复次是其他亲属。父亲是土地保有人，可是只有1/3的土地分到子女手里，作者解释道，这与当时较常见的做法有关——先将土地交给妻子，妻子过世时再交给儿子；若是如此，儿子最终还是受赠人主体。不过，先将土地交给妻子，遗孀可能会交给儿子，也可能再婚后交给新夫，还可能将土地变现消费，这取决于遗孀的选择。

　　佃户已经将土地看作是一份财产，不仅因为土地权利的确定性，货币地租遂使佃户领主关系货币化，还因为其时存在着相当活跃的土地市场。人们随时可以将土地兑现，再买也不难，所以一些遗嘱人更倾向于将土地转换为货币。不少遗嘱明确规定，首先将土地出售，然后以货币分赠继承人，因为货币更易于分割，使用起来更方便。接收货币的人可购置更合适的土地，也可谋得一份其他生计。很显然，在遗赠继承方式的背后，是货币化和市场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市场已经成为农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到15世纪，土地市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随着农奴制解体，佃农土地的人身依附印记逐渐消失，吸引富裕的城镇居民、神职人员甚至乡绅参与到农民土地市场中来。有继承权的公簿持有地，与自由持有地几无差别，即使骑士购买这样的地产也没有觉得不体面。

　　农民土地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非家内土地转移流行起来。不同于土地转移主要是血亲继承那样的传统做法，现下发展的总趋势是土地转移通过市场交易渠道。一些英国历史学家长时段地追踪土地市场变化，展示了清晰的变化轨迹。C.戴尔分析了亨伯里等4个庄园卷宗（1375-1540年），认为佃户土地市场交易的比率逐步提高，以至超过家内继承。J.怀特则分析了黑文汉姆教区农民家庭土地转移数据（1274—1558年），证明从中世纪到16世纪圈地运动发生，近两个世纪土地在非亲属之间交易的比例越来越高。依照J.怀特的统计数据，在13世纪晚期，保有地在非亲属之间转移达到60%以上；在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非亲属之间的土地转移达到70%以上，最高时接近80%。非亲属之间的土地流转相当频繁，显示了圈地运动前土地市场交易相当活跃。

　　进入16世纪后，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以莱斯特郡为例，据记载，以十年为统计单位，16世纪60年代平均每年有30起土地交易，70年代有45起，80年代有60起，90年代有80起，17世纪头十年有100起，土地交易逐年增多。土地归属更加明确，土地流转更加频繁，表明佃户对自己土地的处置权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市场交易推动了地块整合，为行将来临的农业变革创造了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