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科技与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聚合提升的关键要素。数字技术的永久性、复制性、即时性、高效性以及智能化、网络化，为文物保护管理、展示传播、深度研究等提供了先进工具，二者的结合蕴含了多种学科和专业的交叉。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孕育着文化产业发展、文明交流的无限希望和广阔前景。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就提出“数字敦煌”构想，利用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图像技术，实现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经过多年发展，敦煌莫高窟攻克各项难题，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规范流程、掌握多项数字化核心技术，产生了丰富的数字化成果。

　　另外一个典型案例是故宫。早在1998年，故宫博物院就成立了资料信息中心，着手建立文物藏品管理系统。2003年成立了“故宫文化资产数字化应用研究所”，借助数字化技术强化博物馆保护、研究和展示的基本功能。2020年，“数字故宫”小程序发布，把故宫“搬进”线上程序，既遵循了文物保护的初衷，也丰富了参观体验。

　　6月11日发布的“数字长城”，是前沿科技和数字技术在文保领域实现创新应用的又一标志性范例。它对最大规模文化遗产长城实现了毫米级高精度的数字还原，让人们不仅能够沉浸式体验长城的雄伟壮观，还能通过简单有趣的互动，投入到长城的保护和修缮中，是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探索。

　　近年来，数字文物保护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2016年，国家文物局等6部门联合出台印发《“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全国文博机构以及腾讯、百度等头部科技企业以及央视、人民网、新华网等融媒体纷纷加入，通过5G、AR、VR、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出了大量数字文化精品，出现了“文物的时空漫游”“遇见敦煌”等数字展览，《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物题材综艺和影视等。考古和博物馆+数字化技术也是运用娴熟，三星堆最新考古发掘就充分运用数字技术融合到考古、直播、导览等全过程，带来大量新发现、新体验。单就2021年来统计，全国文物机构推出云展览3000多个，吸引点击量41亿人次，这说明公众对文博产品需求旺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多元主体依托国家文化专网，共同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也提出加快推进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和文物保护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数字文保前景光明。

　　然而，数字文保的实践之中，也存在不少挑战，遭遇一些瓶颈，有待进一步研究探索解决之道。如文物细分领域众多，场景需求多样，单项数字化技术应用开发成本较高，不易迅速普及推广；文物数字资源开发过程中标准不一，制式混乱，数据库互不兼容，难以广泛利用共享；数据安全保障、资源开发收益、IP权益分配等机制尚未解决，参与各方多有顾虑，动力不足；参与不足导致文物领域数字化优质产品供给不丰富，低层次开发、重复开发较为多见，与社会公众期待尚有距离。

　　数字文保未来需要紧紧围绕国家规划，借助政策扶持，加强与科技领域的合作互联。在新的科技手段推动下，文物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得以广泛传播，助力每一个中国人认识文物所承载的中华灿烂文明和民族精神，增强个体的民族自尊和自信，自觉与国家和民族共命运。助力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中华文明的光芒照亮民族复兴之路。刘玉珠

　　（作者为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