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时代，中西诗学复调对话，杂语共生。我们要在排除“影响的焦虑”的同时，警惕“强制阐释”和“汉学主义”的滋生。当前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已深刻认识到文学的“汉学研究”必须走向“中国文学研究”，这同样也应引起中国本土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作为中国传统文论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蕴藉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既有“文”“气”“情”“味”等含义浑融的元范畴；也有“比兴”“神思”“风骨”“定势”等主题鲜明的命题。这一系列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代表中国传统审美言说方式，并涵括开放性阐释空间的传统文论话语为中国美学如何整体把握审美对象，以及如何建构一种中国式理论形态提供了一个经典范式。然而它们在英语世界近百年的传播历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误读甚至变异。因此，有必要从中国本土语境出发，对其中重要美学范畴及命题的海外译释予以重新体认，检视其中的误读或变异，并从语言、思维、哲学层面澄明此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机制，深化中西文论话语理论层面的互通与互识，并为探赜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海外传播进路提供有益镜鉴。

　　中国传统文论元范畴的英译及其变异

　　中西文论间跨文化对话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最终必然要回归语言交际的实践领域，即通过语言的翻译去开启意义接受的通道。然而因中西文化、思维习惯的差异，名物不同，传实不易，检视中国传统文论范畴在西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过译者的文化过滤，生发种种驳离于原义的变异，这些变异为“文”的书写垦拓出了全新的阐释空间。这些传译到西方读者眼中的译本，实质上也是一种异化的翻译文论，它们是海外汉学家迂回进入中国文论的产物。这些变异主要呈现三大特征和三种变异策略。

　　三大特征主要体现在：（1）浅化所指。如黄兆杰译本中多次出现的“harmony”和杨益宪、戴乃迭译本中“art”的反复使用，都是浅化“文”意所指的明显表征。（2）扩大语域。如以“Literature”对译“文”，这里显然是将原语中“骈文和文字”的语域扩大到更为宽泛甚至包含小说和戏剧在内的西方文学范围中。然而无论就“文”的界定还是起源，中国古代的“文”都无法与西方的“Literature（文学）”等量齐观：中国古代的“文”作为一个总义性概念，虽涵盖诗、文、经典、史著等所有用“古文”撰写的文体，但并不包括小说和戏剧这两类文体；此外，中国的“文”不仅源出自然、是自然的最终产物，也是宇宙万物的生成意义。一定程度而言，中国这种经由宇宙掌握“文”和西方基于摹仿论之上，并经由“文”掌握宇宙的起源过程有着本质区别。（3）形式重构。如施友忠采用的拼音加释义的方式译“文”，不仅成为学术性翻译的典范，同时也方便受众研读。

　　钱锺书曾指出，翻译中有两种主要讹误：一种是粗心大意而生的错误；另一种是为作品补充润饰的加工改造。我们将前者理解成误译，即显性变异，如“浅化所指”和“扩大语域”；将后者理解成创造性叛逆，即隐性变异，如“形式重构”。在中国文论外译时，特别是对其中直观抽象的元范畴进行逻辑化和理论化的推介时，我们要避免以上两种变异。

　　然而一定程度上而言，变异也是不同文明、文化间碰撞交流的创新性途径，适当的变异可促进中国传统文论范畴的跨文化传播和接受。主要体现为以下三大变异策略：（1）语词符号层面的陌生化变异；如在翻译文论范畴“气”时，宇文所安对于这一范畴所浓缩的中国传统文论涵义的复杂和丰富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给予了相当的尊重，对《文心雕龙》中所出现的不同含义的“气”，几乎一直固定地用大写斜体的“Ch’i”来对译，并在后附的属语汇编中，给出相应的英文解释。采取这种所谓“笨拙”的罗马式注音直译并大写的方式，既凸显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差异，又保全术语的完整和丰富性，突显其重要性。经他这种“陌生化”的译介性阐释之后，很自然地就把读者引入了对中国和西方文论范畴的某种异质性的思考，也会随之开始接受“Ch’i”符指所呈现的多义性和丰富性。（2）语义层面的可读性变异。如刘若愚将“气性”译成“vital spirit(ch’i)”，译出“气性”的主要概念后附以原语“气”的音译，这样兼顾了上下文语义的准确性及译本前后一致的可读性。又如，翻译“阳气”时，施译“Yang principle”，一个“principle”就将元气作为万物之源和首要原则之本义表达了出来。（3）意义层面的阐释性变异，如宇文译将“气”音译为威妥玛式的“Ch’i”，以斜体加星号突出，并在最后的术语集解部分进行了阐释性译述，对各类“气”的语义变化及具体用法进行解说，中西文论间及与“Ch’i”这一符号形成互文，借用西方已有认知图式使读者获得对“气”的间接经验。译述中还提供中西学术史上可资参考的解说“气”的重要文献，便于读者深度理解。质言之，海外汉学家通过陌生化激发视域关注；在语义上重构与变异；在意义上还原与拓展这三种策略，变异的翻译文论赋予原文以新的阐释，进而逐渐使其被接受与吸收。

　　中国传统文论命题的海外阐释及其误读

　　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语言上的以少言多、极具暗含性的特质给文本带来极大阐释空间的同时，也增加了翻译和阐释的难度。很多传统文论思想在西方诗学中找不到匹偶，因而在阐释中产生相互错位的意义切割或肤表不切的错误定位，又会导致海外读者对中国文论的误读，这是中国文论海外阐释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例如建基于中国文化内在的有机世界观之上的“比兴”观，强调事物和范畴本体间的关联性和融合性，是内在主体与外部世界、情与景的关联中主体的情志表达，其修辞结构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宇宙图式中的自然生成性和本然性，而根植于西方摹仿论基础上的主客二元对立先验思维模式，西方诗学中的修辞更强调其独特的认知功能，即是主体对外拓展新知的一种手段，具有人为性。而因此，海外汉学界将“比兴”的语义解释为隐喻、寓言或象征，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种误读。此外，周英雄、高辛勇和戴为群等海外学者对“比”“兴”区分标准的讨论虽从形式分析入手，试图将中西文论观念相关联，却忽视了中西诗学内在哲学传统和诗学范式的根本差异。他们在将“比兴”与西方修辞手法等量齐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语言外壳的替换，而意义内涵却不相符的附会。因此，译释中一贯以西释中的求同思维，会遮蔽中国传统文论特有的异质性价值。

　　又如“定势”这一极具中国民族特色及文化内核的理论范畴，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具有深刻意义的美学范畴。刘勰采用大量譬喻性、意象性的概念解释“定势”，使“定势”这一范畴符号本身承载起远超出其字面的抽象含义。“势”的独特性在于它能化解“理论”与“实践”两者间的对峙关系，并将执行的概念转变成一种随着正在运作的情势而发展的过程。“定势”之“势”蕴含“风格”和“趋势”这两层含义，而西方译者仅取“势”的风格（style）之意，就是从西方思想中动静对立的观点来诠释“势”的一个典型症候。这种依赖母语文化进行似是而非的必附，机械解读“势”意的行为，满足的不过是在其他文化中寻找回声的癖好而已，难以使这一美学范畴在跨文化语境中以正确的言述方式推展。

　　再如“情”的解读，受柏拉图迷狂说影响，西方表现理论家倾向于重视激情（passion），认为它是艺术创作的先决条件。而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很少有学者有过相关理论的论述，虽然我们认可“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但在非虚构诗学的基础上，中国文论中的“情”须以性情之真为前提。因此，葛瑞汉所言中国早期“情”义中含有“激情”成分，则属误读。可见，海外汉学家们并不认为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而同中国作品间就有一种离间的、异己的关系，也不认为他们的分析不如中国人自己来得深刻。他们借鉴中国学者的观点，但立足点还是自己的感受。所以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感受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西方诗学传统的烙印。

　　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海外传播进路

　　新时代中国文论建设需从基础起步，在新语境下通过重新挖掘、诠解古代文论中具有现代阐释张力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以延展其生命力。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海外传播，应充分理解范畴的内在语义内涵及其逻辑关联，用汉学成果澄清辨明国内研究问题，同时以国内研究成果，与海外汉学展开批判性对话。批判性地辨别传播中因文化简化主义而导致的误读，深入开掘中国文论范畴与西方诗学结构性差异背后的交通之处，细辨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最为内在的入思之路与言述空间，在获取本义的基础上推阐新义，为两者的有效对话确定一个有意义的支点。其中，“多重定义法”不失为兼顾平衡译本经典性和可读性的适宜之策，它可以更好地融合中西两种不同思维模式，调节在场与不在场的言说，澄明虚实相生范畴背后的系统内涵既可在头脑中保持两套思维体系避免交感，又能够以某种方式在言说的在场与不在场之间进行调节。例如“风骨”这样一个虚实相生的词，其背后的隐喻含义非常丰富，很难用具象词阐释清晰。因此，采用多重定义法，首先对“风骨”进行音译，然后在括号里指出其所指示或隐含的各种不同概念，各依其呈现的重要性次序列出，这远比wind and bone的释译更接近“风骨”本义。

　　此外，我们需跨越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针对不同受众及审美标准，采取多层次化及文内、文后结合释义的策略：针对普通大众读者，译文应在确保正确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将阐释融入文内，避免过多的注释，以减少读者的认知难度，增加译文的可读性，扩大其传播的受众面；针对面向专业研究型读者的学术研究性译本，采用文内和文后结合释译的方式。文内形式以简洁为主，融通中西，即直接将元范畴转换成汉语拼音，形成有别于西方汉学传统的“新”范畴，再附加英文释义。释义部分，为增加学术性，应以详赡为主。可对不同元范畴再集中释义，以强化元范畴在文中的多义性。这样西方读者会格外留意“新”范畴及文后的附加性译介，这些范畴连同它们的概念群会逐渐获得接受。

　　中国古代文论的相关范畴和命题，具有比西方文论更加明显的开放性、延展性、大众化。他们的义界不是封闭、固定的，是可以不断添加的，因而就使其有了更多值得探究的生成性质。穿越不同语言体系之障，将中西诗学中难以通约的范畴和命题置于中西文论多元交流的历史大背景中考察，透过“他者”镜像清晰“自我”，进而借助“他者”来重建和丰富“自我”，促成思想的转化流动，使本来的概念范畴的意义内涵和价值理解有新的理解和开掘，在不断的误读或变异的阐析中，我们恰恰有可能正越来越接近彼此文化的真实，从而实现返本开新的学术目标及异质文化间的有效阐释和意义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