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锦枝

　　如果说唐代通过科举制部分打通了平民晋升的通道，那么宋代的教育和选拔更加彻底。由于民众素质的提高、信息传播能力的增强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情怀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中国传统的古老智慧总因人类命运和处境的相似性，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散发出光芒。

　　根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所记，两宋节令、民俗、建筑、技艺和运动等相当丰富。这在近年来的不少历史普及读物、热播影视作品中都有所传递和演绎。其实，除了市井烟火与生活风雅之外，宋代静谧而深邃的思想图景也值得细品。

　　宋代思想的成就，是其生活美学和意趣的源泉。英国学者苏立文说：“宋代哲学洞见的深度与创造能力及技术改进之间完美的平衡相结合，将10世纪和11世纪造就成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所谓“创造能力及技术改进”，指的是宋代的科技发展与先进的制造业水平；“宋代哲学洞见的深度”则是融合先秦子学和佛、道、玄诸家发展出的新儒学形式——理学。在这一时期，科学、艺术和思想经历了各自轨道上的转进，有了大的创获，共同缔造出一个别具一格的时代。法国的谢和耐等学者，将其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进一步来看，宋代科学、艺术、经济与思想之间的互相影响，具备某些近代性的特征，可以与现代社会相接榫。

　　宋人秉承《大学》格物致知的精神，对物有着广博精深的探索和研究，涵盖宇宙万物。一般认为，沈括《梦溪笔谈》代表当时世界科技的先进水平。宋代各类棋经棋诀、琴谱琴史、书录画谱及品鉴类著作远胜于前朝，更有博物学意义上名目繁多的私人谱录，如墨谱、香谱、酒谱、糖霜谱、石谱、茶录、钱录。

　　植物学上的“梅兰竹菊”四君子，以及橘、菌、笋、海棠、荔枝等都有谱，内容涵盖物的历史、品类、习性和机理。仅牡丹的花谱，就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王观的《扬州芍药谱》、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和陆游的《天彭牡丹谱》。这些谱录意味着知识门类谱系的初步建立。

　　宋人对天地万物有着极高的探究热情。在张载的《正蒙》中，《参两》整篇探讨天文学知识；《朱子语类》记载朱子与门人讨论的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气象、化石和算术等。

　　性理学著作从宇宙论开始，讨论格物，进而穷究物理以至于人伦。这是他们惯常的书写方式，也是他们思考世界的方式。一方面，源于求实的精神和对知识的渴望；另一方面，探究物理、了解世界并不只是为了物，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身，最终穷究宇宙和万物的本源以及生活的理则。

　　理学相信，一物各有一物的条理。理学家借用华严宗“月印万川”的譬喻，每一个湖泊、溪流都映照着一个完整的月影，说明天地万物有一个共同的理，各事物的条理都是共理之下一完整的分理。人性亦是合乎天理的一种理则，与其他物理同条共贯。

　　了解事物背后的机理，可以帮助人们建立整体的宇宙观，克服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宋代理学认为，万事万物的现象世界是真实的。这既不同于汉代的谶纬灾异和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也不同于隋唐佛教、道教主张的轮回说和神仙说。本质上，宋代理学的产生是先秦以后祛除宗教迷魅和迷信的又一次人文主义的觉醒，因而可视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理学家不倚重算法、壬遁一类的占术，更相信理性的力量；不将迎未知的未来，而专注于现实和当下。这种理性和务实的态度，还表现在理学家不相信鬼神上。张载以气来解释鬼神，认为“鬼和神是一气的回归和屈伸”，并没有什么神秘。

　　徐复观由此谈到中国文化的成就：“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源；不假借神话、迷信的力量，使每一个人，能在一念自觉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并凭人类自觉之力，可以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而产生的危机。”从人的自心自性上生发力量，可谓“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

　　按照理学的看法，天地万物和人的道德是同一个根源，天地生物之心就是仁心。人与物可以同情共感、相互感通。因而，宋学特别崇尚自然，重视自然带来的生活启示。

　　周敦颐常吟风弄月，不除窗前草，留一窗生生之意，说“与自家意思一般”。后学对周敦颐式浪漫钦羡无比，朱熹誉之“风月无边，庭草交翠”。风和月的自然意象也常被用来形容德性浑然天成，正所谓光风霁月。

　　万物皆可观理，万物皆可爱。从根源上讲，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生命的本能是天机自动，也是天理的流行。人与人、人与物都是平等的。《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理学发挥这一句话，确证人人生来就有善的德性，规定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根源。反过来，善的德性本根于天，神圣又庄严，需要人用一生来护持和坚守。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对自身善性的修养是责任，亦是权利。内在的自由，从平等衍生而来。

　　从理学开始，修养功夫真正面向每一个人，大大淡化了等级和阶层。如果说唐代通过科举制部分打通了平民晋升的通道，那么宋代的教育和选拔更加彻底，“士农工商的子弟都能读书”。

　　宋代民间性质的书院兴起不完全是应对科考，而更多是面向人的自我教育。与之相伴，宋代的民间新闻业兴盛。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小报发行不仅塑造了舆论场域，而且客观上建立了一种公共的空间。由于民众素质的提高、信息传播能力的增强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情怀才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

　　在宋代的风气中，一方面是物的富庶带来更优质的生活水准，另一方面则是思想上对由此产生的奢靡之风的反思与警惕。理学的一大启蒙意义正在于，通过理性的行为和节制的生活，确证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人相对于万物有着更大的使命，需经由德性的完成来实现。越是在物质丰富、商业繁荣和城市生活发达的社会，越要求充实、饱满的内在精神世界与之对应。

　　理学并不反对个人的自然情感，但强调适度收摄个人的情感，防止陷入泛滥，这正是对个体生命和精神的救治。喜怒哀乐爱恶欲，要中节而不放纵，平衡而不偏激，发乎情止乎礼。

　　历史与实践一再证明，适当节制的生活，更能启发人的自我要求。以外在世界的枯槁来激发生命的内在力量，有助于找到本真的自我，重获精神自由。真正的自由是自我主宰，不屈服于欲望，不沉沦于情感，不偏塞于意见，独立不惧而不随波逐流。

　　宋代理学通过克己、收敛和敬畏的态度，力图在自我与他人、自然与人文之间保持平衡。这对于当今世人的精神生活仍具积极的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的古老智慧总因人类命运和处境的相似性，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散发出光芒。

　　孔子代表中国历史上人文主义的第一次觉醒，也意味着人类“轴心时代”的总体觉醒。他的仁爱思想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是人类思想的共同财富。老子随顺自然的学说、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的平等思想、魏晋玄学在名教与自然的讨论中呈现的自由问题等，仍然切中时弊，启迪现代生活……

　　中国传统的思想是流动的，看似平平无奇，缺乏观念的飞跃，却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历久弥新。它蕴含观念却不持有观念，因而不为任何观念所拘囿。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