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勇（散文家、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山水间的家》，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摄制的一部大型文化探访节目，通过讲述中国乡村十年间的“变”与“不变”，全景式描绘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节目于每周六晚上八点黄金时段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本文作者记录下他在担任该节目文化嘉宾，参与摄制过程中的所见、所感、所思。让我们跟随他的文字去感受，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们的乡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2022年7月1日，我接到《山水间的家》摄制组的邀请，在这个节目里以文化嘉宾的身份出镜。那时，我正在进行故宫主题的长篇小说《国宝》的创作，但我却在通话的最初瞬间就欣然接受了这份邀请。

　　在我心里，向我发出邀请的，不只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更是如诗如画的山水，还有那些错落于山水间的家。

　　这些年，我一直关注着故宫，书写有关故宫的文化往事，离山水田园越来越远了。一个意外的电话，却让我在脑海里再一次展开了对于山河大地的想象，也唤醒了我早已尘封的青春记忆。我怀念那些行过的路，也想再去看看那些路上遇到的人。我想知道，那些曾经让我感慨稼穑之苦的农人们，今天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了吗？

　　年轻岁月里，我曾经在全中国范围内进行过大面积的游走，去感受山林河海的壮美雄浑，去了解生于斯长于斯的吾土吾民，但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虽也开启过一次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再也没有像年轻时那样海阔天空的游走，仿佛一只无拘无束的麋鹿。所以，来自《山水间的家》的拍摄邀请令我怦然心动。二十多年的时光，改变了我，也改变了山水的模样。特别好奇的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后，我们的乡村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结束通话时，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奔赴山水，奔向山水间的鸡犬人家。

　　新“桃花源”

　　第一集聚焦两个村庄，一个是湖南省张家界市的石堰坪村，另一个是浙江省安吉县的鲁家村。摄制组共分二组：主持人鲁健，香港歌手、演员杨千嬅和我为一组，目的地是湖南石堰坪村；主持人撒贝宁、作家麦家和演员高圆圆为另一组，目的地是浙江鲁家村。两条路线一东一西，一平原一山地，展开平行叙事，拍摄也在两地同时进行。

　　7月14日下午，我从北京飞往张家界，然后坐车，穿越在亿万斯年的地质构造运动中生成的“独树一帜”的“张家界地貌”，在山路十八弯中兜兜转转。我一路怀疑着在这不见人迹的群山中，在刀劈斧削般的险峻地势中，真的会容纳一个面积达1700公顷、村民近七百人的村庄吗？直到三小时之后，车子驶进石堰坪村，一个村庄骤然出现，我才终于亲眼见证了这隐于山水之间的绝美之地。

　　石堰坪已有六百多年历史，村里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土家吊脚楼群，现存吊脚楼180多座，历史大都超过一百年，最“年轻”的也有70岁了。无巧不成书，二十多年前，我刚刚开始我的大地之旅，也是在沈从文小说的召唤下，前往湘西凤凰去看吊脚楼，只不过凤凰吊脚楼大多矗立在水边，犹如湘女萧萧，在水一方，亭亭玉立，而石堰坪村，则基本上是山地吊脚楼，在起伏不定的大地上层层铺展。此番远行，我仿佛是循着记忆的脉络，重启了我的大地之旅。时隔二十多年的两次行旅，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话关系，彼此印证，又互相补充。

　　我是第一个到达石堰坪村的出镜嘉宾，下午导演组来我房间，我们一起读剧本（只是一个提纲，现场可自由发挥）。鲁健和杨千嬅都是午夜时分才抵达，当晚我们没有见面。15日清晨5点起床，6点在村口集合，悄悄地进庄。我们各自走下汽车，镜头里的见面寒暄，是我们真正的初次见面。我们沿着村口的小路朝村里走，路边的丛林后，一脉小溪随我们同行，准确地说，小路是沿溪而开，是这条小溪，指引我们进入山村，我们就像《桃花源记》里的武陵人一样，“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我不禁感叹：“《桃花源记》里所描写的景物，与我们眼前竟然分毫不差。”鲁健也觉得非常奇妙，于是以他圆润浑厚的嗓音背诵起《桃花源记》：“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空山，几乎抽空了时间，在不辨今古的时空中，一袭青衫的陶渊明，仿佛就是那个隔世的自己。武陵人是《桃花源记》的主角，所谓“武陵”，一般认为是洞庭湖畔常德。汉高祖置武陵郡，治所在义陵，今湖南怀化市溆浦县南，那里曾是屈原被贬流放之地；东汉又移到临沅，就是今天的常德市。常德、张家界、怀化都在武陵山下，沅江河谷之中，属于大武陵源风景区，都在一个大地理单元之内，重峦叠嶂，山水相依，田野晶亮，因此，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的乌托邦，重要的是它在陶渊明心目中是一个可以诗意栖居的理想之地，而我们眼前的石堰坪，正是这样的理想之地。

　　大山的帷幕渐次拉开，不再遮挡我们的视线。我们进入石堰坪村，一片平坦的土地如画卷般展开，四周青山环绕，吊脚楼就筑在山脚下，错落有致。用《桃花源记》来印证眼前的景象，那就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石堰坪”的“坪”，是山中平地的意思，四川人称作“坝子”。南方人用一个汉字（坪、坝）来专指平地，说明在中国南方的万壑千岩中，平地是多么难得。我们现代生活中的草坪、停机坪，其实都暗含着珍贵之意。对于山民而言，这样的平地，必定会用来种植庄稼。在来路上，我还没有见到这面积如此广大的平地，我不知道石堰坪村的先祖是从哪里迁徙而来的，但是我想，六百年前的人们之所以在这里聚集，落地生根，生息繁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有平旷的土地，而且这片土地还在群山的层层遮掩当中，外人很难进来。犹如一朵莲花，被一层层的花瓣所围裹，石堰坪村，就在花心的位置上；又像一只摇篮，或者一张床榻，大山是它四周的围栏，在那个战乱纷仍的年代，这让他们有了安全感，带给他们无忧的安眠。

　　田，就是水田。水中倒映着天光，田中种植着水稻，碧绿耀眼。中有田垄蜿蜒，“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那时只有6点，我很久没有这么早就起床了。长期的写作生活，再加上大城市交通高峰的拥堵，让我习惯了晚睡晚起。我对杨千嬅说，这个时间，在北京、上海、香港都是最堵车的时候，但在这里，农民们就在家门口“上班”，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杨千嬅说，很后悔没有带孩子来，让他们与大自然相处，看蜻蜓飞舞，看风吹稻田。关于空气，我记得散文家周晓枫曾有这样富有美感的描述：“最小的礼物包裹在空气里：负氧离子，送给渴望的皮肤和头脑。洗肺，洗脑，洗你隐秘而驳杂的脏器。洗前尘后事，洗往生来世，洗日月下的旷古斯年。”

　　我们从田垄上走过，鲁健轻唱：“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歌声代表了我们内心的怡然。我们走过田垄的时候，乡民们正在其中“往来种作”，鲁健吟诵《桃花源记》曰：“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我们一边走，一边与水田中的乡民们打招呼。时在七月，天气大热，只有在太阳从东山顶上升起之前是清凉的。此时我才突然明白，陶渊明说“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并不仅仅是指农夫们披星戴月劳动的艰辛，还有一个具体而简单的原因，那就是在这暑热难当的季节里，只有晨昏最适宜劳作，在酷热难当的中午，农夫们一般回家午休，家远的就在树荫下小憩。完全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我，竟然没有体察到这一层。恕我愚钝，这首《归园田居》读过不知凡几，却没有读出这背后的意思。这说明没有生活积累，不仅写不出好的作品，连领悟文字的精妙都有障碍。只有在这样一个时刻，我才与1600年前的陶渊明，接通了思绪。

　　清澈的空气里，我们三人悠然而行，人也变成了稻田的一部分。

　　在如此绝美的山水间，我宁愿变成一株植物。

　　全家福

　　穿过田垄，我们去拜访李英、全华国一家。李英是石堰坪村的村支书，找到她，我们就找到了“组织”。她的丈夫全华国是村里的工匠，也是她的“贤内助”。他们站在自家的屋前，等待我们的到来。

　　像村里的居民们一样，他们住在一座吊脚楼里，小青瓦，花格窗，司檐悬空，木栏扶手，走马转角，古色古香。假若从空中俯瞰，这座吊脚楼是呈“凹”字形的，三面围绕，中间一片空地，是他家的院子，院子里晒着白的萝卜、红的辣椒。石堰坪村吊脚楼的建造过程是这样的：由于平地珍贵，一个家庭最初的屋舍一般都建在平地上，呈一字型，开间为三间或者五间，等家里人丁渐增，需要增加房屋。像李英、全华国，家有儿女初长成，儿子已结婚生子，就在一字型正房两侧生出两翼，与一字形的正房形成半围合结构。两翼伸出的部分可能不在平地上，于是就用木柱来支撑，形成“吊脚”。吊脚楼形式多样，只正屋一边的厢房伸出悬空、下面以木柱相撑的叫“一头吊”（或“钥匙头”），正房的两头皆有吊出的厢房的称“双吊式”（又称“双头吊”或“撮箕口”），此外还有“四合水式”“二屋吊式”“平地起吊式”等等，灵活多样，姿态千万。对于“脚”的意义指向，建筑学界有多种解释，我更认同的一种，是指“支撑柱”，有支撑柱的房屋，就像长出了脚一样。“吊脚楼”的妙处在于，吊脚柱可长可短，位置灵活，无须改造地形就能使房屋得到支撑，减少了工程量，不仅适应南方山地环境，使山民们可以依山而建、择险而居，而且可以防潮、防兽、堆放木柴杂物，体现出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巧妙应对，即使在被他人视为恶劣的环境中，也能营造出适意的生活。

　　吊脚楼是一种生长型的建筑，它不是一次性建完的，而是在时间中一步步完成的。看到一座吊脚楼，我们同时可以看见一个家庭的繁衍与兴旺。

　　探究吊脚楼的规划与营建过程，我发现了它与紫禁城的营建有一个神奇的相似——它竟然也采用了模数制。模数制，是为了实现设计的标准化而制定的一套基本规则，使不同的建筑物及各分部之间的尺寸统一协调，使之具有通用性和互换性，以加快设计速度，提高施工效率，降低工程成本。

　　华北平原上的巍巍皇城，与湘西山地间的吊脚楼群，竟然存在着如此隐秘而坚实的联系，让我们惊叹于中华文明既具有整体性、包容性、共通性，又不失实事求是、灵活应变的能力。

　　我们三人分住于全华国家中，我和鲁健各住一间厢房，杨千嬅住的厢房与我相邻，但她的房间门口有一个半开放的大平台，下面是山坡，以“吊脚”来支撑。此时日光正好，微风拂人，全华国、李英夫妇请我们坐在这个平台上，饮石堰坪村特有的压茶。压茶是用大米做的，杨千嬅说：“喝了很像炒米茶，在广东、香港，很多女人坐月子的时候都会喝炒米茶，可以暖胃祛寒。”苏州人也喝米茶，我记得郑板桥在《板桥家书》中写：“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李英介绍说：“在湖南、湖北山区，炒米茶更多的作用是用来饱腹的。以前农民下地干活时间长，中途往返家中太浪费时间，所以他们就想到了将大米晒干后再炒，制作成方便携带的压茶，要喝的时候用沸水冲泡，既能解渴又能充饥。”其实北方的面茶也是相同的道理，只不过面茶是用白面做的。饮品虽然简单，却代表着大地的精华，润泽我们的脾胃，滋养我们的生命。

　　我们坐在平台上不想走，这样的慢生活，自在随心。鲁健说，等他退休，就去圆自己的田园梦。生活在别处，石堰坪村的生活与滚滚红尘拉开了距离，变成了清澈无尘，这样的田园梦，这样返璞归真、天人合一的生活，不是早就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吗？我们倚着栏杆，看白云在蓝天上如羊群般游走，望着绿油油的稻田里光线变幻，鲁健说：“我们拍张合影吧。”我们三人就与全华国一家拍了一张合影。我给这张合影起了一个名字：全家福。这一家姓全，他家的生活美满幸福，所以叫全家福。在这张合影里，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中国乡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丽模样。

　　诗意的栖居

　　蓦然，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到过的古村落。山路弯弯，小溪潺潺，引领走进一个个的古村落，精美绝伦的村落布局、雕梁画栋让我第一次惊叹于古代先民的绝美创造。什么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可谓历历在目。但那时的中国，经济大潮风起云涌，在这片贫瘠已久的土地上，物质文明彰显出强大的号召力，无论我奔走于山野的乡村，还是城镇的街衢，古建筑都一律被视为落后的事物而遭到淘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瓷砖水泥房则作为先进的事物胜出。我理解乡俚百姓奔向现代化生活的急迫之心，然而看到那些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在时间中被不断优化的古建筑逐次凋零，还是令人痛心不已，因为它们不只是一家一户、一族一村的居住之所，还记录着时间的深度，镌刻着先人的匠心，累积着民族的文化。它不只是物质的、实用的，也是精神的、审美的、情感的。如果说这些古村落、古民居的诞生见证了先人的聪明智慧，那么能不能让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保护古民居和享受新生活两全其美，则考验着当代人的智慧。

　　近十几年，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古城镇、古村落、古民居被政府保护下来，现代化的设施巧妙地融入了古民居，几百年的古建筑内第一次亮起了灯光，通起了网络。一些成为旅游打卡地，一些在修缮之后变成为书店、艺术家工作室，还有更多的古民居，乡俚百姓依然深居其中，血缘的脉络、家族的记忆依然在其中延续；有的还将自家多出来的房间办成了民宿，增加了收入，让村民们真正体会到保护古民居带来的“实惠”，石堰坪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喝压茶的时候，我就夸赞了石堰坪村的整体规划，它的田中小路、路灯、垃圾箱都是经过一番苦心设计的，优美而古朴，与青山碧水并不违和。吊脚楼内外，干净整洁，不似我当年探访的古村那样荒芜破败，好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邋遢不堪，没有人去爱护打扮。我想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上到下对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重视程度，正因为对农村垃圾和污水问题的持续治理，以及提升村容村貌的不断努力，才诞生了像石堰坪这样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李英家里的木板地一尘不染；雕花精美的老箱柜已现出包浆，闪烁着旧日光泽；脸盆架上放着古老的铜脸盆。鲁健双手捧起铜脸盆，端详了半天，发现脸盆里面刻有图案，只是日久经年，已难于辨识。鲁健问全大哥，上面是什么图案，全大哥也说不出，只说应该是一出戏。架子床上铺着干净的被褥，睡在上面，心里就觉得踏实，连梦都用不着做。

　　李英支书说，村民们也曾向往过水泥小楼，但村委会向村民们耐心地宣传保护吊脚楼的意义。2013年石堰坪村吊脚楼申请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成功，又在国家的帮扶下对吊脚楼做了整体维修，还将保护吊脚楼写入了村规民约——我还是第一次在村规民约中看到保护古民居的内容。现在村民们的保护意识提高了，都发自内心地爱护吊脚楼。吊脚楼怕火，怕潮、怕虫。村里各家各户都用柴火灶，一旦发生火灾，吊脚楼就会受到灭顶之灾，贵州西江苗寨吊脚楼群就因发生火灾而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吊脚楼。为了防火，村里组织了防火队，每天都逐户巡查。为了防朽、防虫，村里还组织有修缮队，对吊脚楼进行定期“体检”，一旦发现哪家吊脚楼有损坏就会及时维修。那一天的下午，全宙平家的吊脚楼刚好需要修缮，我们就参加了修缮行动。鲁健负责上房换瓦，他戏言不是“上房揭瓦”；杨千嬅刷桐油，桐油可以使木材防腐防虫，也使木结构的表面“镀”上润泽；我则与全华国一起修理一扇损坏的牛角门——对苗家人来说，在门楣上安装一个木制的牛角，有迎接财神的意思，还包含了对进屋者的吉祥祈愿。

　　我对李英说，石堰坪村吊脚楼的保护堪称全国楷模，入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当之无愧。这180多座保存完好的吊脚楼，就是石堰坪村前后两届支书，以及石堰坪村全体村民的丰碑。我还说，石堰坪村有绿水青山，有古老的吊脚楼建筑群，还有鸡罩捕鱼（以及我后来亲身领略过的糊仓）这样的活态文化，三个层次完美融合，缺一不可。它们是石堰坪村真正的财富，是石堰坪村走向未来的根基。历史不仅仅是指向过去的，也指向未来。只有立足乡村文明，深入挖掘农耕文化本身所蕴藏的丰厚内涵，才是真正把握住了乡村发展之根脉。

　　这一天我们夜宿“全”家，鼻孔、肺腑里满是木质的清香，与山林中的负氧离子结合在一起，使呼吸变成一种享受。在璀璨的星空下，我们与鸟兽草木同眠。

　　泥土的祝福

　　第二天早上，乡民们以一场浩大的盛宴款待我们。在村委会前的广场上，许多张桌子拼成一条长桌，这个盛宴就叫长桌宴。很多年前，我曾走遍了江西赣州的十八个县，在赣州的围屋里，我曾参加过千人宴。千人宴也是把桌子排成一字型，围屋的空地上，200张方桌连接成的一张长桌，所有人坐在长桌两侧，杯酒相撞，其乐融融。其实千人宴就是长桌宴，长桌宴就是千人宴，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参加者不同，老乡们的热情却亘古不变。长桌宴上最重要的一道菜是“盖碗肉”，大大的、肥肥的、厚厚的腊肉片儿，象征着主人对远方客人的浓情厚谊。李英说：“只有劳动的领头人才能吃，插秧时要比别人快，比别人多，否则会遭受惩罚。”杨千嬅问：“什么惩罚？”李英说：“如果吃下盖碗肉的人，今天没有第一个完成插秧的任务，他就会被大家围起来，然后接受大家对他‘甩泥巴’的祝福，这叫‘糊仓’。”鲁健问：“明明是糊人，为什么叫糊仓呢？”李英说：“‘糊仓’的意思是把家里的粮仓糊起来，让仓里储存的粮食鼠不咬、虫不蛀，后来演变成往插秧人的身上糊泥，其实不是惩罚，而是祝福，身上的泥巴糊得越多，他们家的粮仓就越牢。”村民们请鲁健吃盖碗肉，表情中充满诚恳与慷慨，鲁健面带忧色，叫我先吃，推托了半天，我干脆夹了肥肥厚厚的一大片儿放进鲁健的碗里。

　　“糊仓”是我们这次石堰坪村之行的高潮，也是第一集的高潮。我虽然对乡土并不陌生，这些年的春节也全部在四川甘孜州丹巴县的藏族村寨里度过，但是在城市长大的我，最缺乏的就是在农村劳动的经验，一入水田，心里顿时就没了底，加上担心身上被糊泥，心里就更加发虚。走过百村千寨，也算是见过不少“大世面”，“糊仓”这样的习俗，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插秧开始，杨千嬅在田边敲锣助威，我说这不是制造紧张气氛嘛。我和鲁健几乎齐头并进，但鲁健的劳动态度比我认真，秧苗插得比我细致坚实，一棵一棵，像小葱似的精精神神地挺立在水田中，但与村民们比起来，我们自然不是对手。水田还没插满，就有泥巴从空中飞过，弹雨般落在鲁健身上，我身上也遭到许多泥巴的“攻击”。回头一看，大家已经开始相互往身上糊泥，我们全部成了“抹泥”之交。水田里一片狼藉，“泥浪”翻滚，什么主持人，什么学者，此时都是简单而快乐的大小孩儿。大家向我奔来，一起把我高高地抛向空中，让我在一瞬间摆脱了大地的引力，让身重体沉的我，有了飞鸟般的轻灵。我已经那么地习惯于正襟危坐，习惯于克制和礼貌，无论快乐还是伤恸，都不愿、不敢、不能去淋漓尽致地表达。但在青山下，田野里，所有的顾忌都是多余的。乡土百姓对于情感的表达是直接的、犀利的，通过歌，通过舞，也通过“糊仓”。七月的稻田，在刺眼阳光的照射下，“糊仓”的农民们，浑身的肌肉饱满油亮，糊满泥巴的身体有如活动的雕塑，那么的蓬勃健美，仿佛大地的精灵，无拘无束，血脉偾张，充满力度，永不萎靡。过去我一想到农民就想到稼穑之艰，想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的悲苦，仿佛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此时我的想法变了，他们的身体辛苦，心里却洋溢着快乐，因为辛苦的播种，都指向着收获的喜悦。他们并没有被土地所束缚，而是从大地上找回了洒脱和自由。

　　我想向所有读者大力“安利”《山水间的家》这个节目，眼见为实，让我们共同探访今日祖国大江南北的美丽乡村。过去我也曾策划制作过大型纪录片，深知电视幕后工作的艰辛与不易。首次拍摄两地的气温都接近四十度，无论是幕前还是幕后团队都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在疫情尚未消散的当下，这样一档回归田园、带你看绿水青山的节目实属可贵。主创团队创造性地将新闻性的选题、纪实性的拍摄和艺术性的表达相结合，突破了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才最终诞生了这档烟火气满满的治愈综艺。见证乡村振兴的壮美蝶变，寻找山水之间的诗意栖居，让我们一起回归山水间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