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壮丽的关中平原东部名城渭南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故里。曾经两度在渭南的乡居生活，是白居易难以忘怀的人生阶段，也对其诗歌题材的拓展与审美倾向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卜居渭上

　　白居易的家世及迁徙历程，据《旧唐书》之《白居易传》云：“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检校都官郎中。温生鍠，历酸枣、巩县令。鍠生季庚，建中初，为彭城令……自鍠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于高齐，赐田于韩城，子孙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于下邽，今为下邽人也。”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其远祖是秦朝名将白起，白起为秦国统一六国立下大功，被秦王封为武安君。他后来惨遭奸人陷害，被赐死于杜邮。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追念白起当初的功劳，封其子白仲于太原，于是，白家世代为太原人。白起之后二十三世孙白邕，在后魏曾经担任过太原的太守。白邕之后的五世孙白建，担任过北齐的五兵尚书，当朝赐田于韩城，白家从太原迁徙到韩城。白建的曾孙白温曾经担任过唐朝的检校都官郎中，这时白家才迁徙到下邽。

　　 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是唐代经过“安史之乱”逐渐趋于衰落的时代。虽然从表面上看，社会秩序暂时恢复安定，但是已经不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的城市繁荣、人口稠密、流通兴旺的强盛境况了，而是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祸不断的局面，处在这历史夹缝里的唐王朝，虽然有过短暂的中兴，然而，风雨飘摇动荡不安，前景仍然黯淡。

　　 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三十三岁，这年的暮春时分，回到下邽故居，其原因在《泛渭赋》里说得非常明确：“十九年，天子并命二公对掌钧轴，朝野无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为校书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所谓“卜居渭上”，是指归居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因为此地曾经是汉代金日磾的封地，也许是其后人聚拢居住在这里，故名金氏村吧。由于千余年来地名沿革变化，金氏村早已不复存在了，那么，金氏村如今在何处呢？据乡土学者严谨的考证，即今天的渭南经开区信义街道紫兰村。紫兰村原名上太庄村，前些年因为村庄合并，始为今名。上太庄的村西，早先有一座兴福寺，从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重修紫兰寺告竣碑记》得知，石佛“能以身之润燥徵岁时之丰歉，白公感其灵，乃制紫衣以献之，始更名为紫兰寺”。

　　 此次卜居渭上，白居易心情自然平静而欢畅，社会相对安定平顺，“朝野无事，人物甚安”——这是他直观而质朴的感受。前几年，白居易幸运而必然地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其“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更何况，“慈恩塔下题名处，二十七人最少年”——前程似乎在一瞬间放射出来耀眼的光芒。进士及第，在唐朝是读书人最大的梦想与荣耀，也是“释褐”的必备条件，而从此走上仕途。第二年，经过吏部书判拔萃科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虽然官职不大，却是良好的开端。更重要的是与元稹订交，结为一生一世的好友。这一切，都使白居易感到前程光景灿烂无边。在这种背景和心情下，他要干的一件大事，就是“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把全家安居在下邽义津乡金氏村故居。

　　 金氏村故居，有“榆柳百余树，茅茨十数间”（见《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五《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其九》），想起来也十分宽阔，绿树浓荫，翠色透窗，这使得长期四处漂泊的白居易有了家的感觉，他非常珍视这个家。这天，他信步出村，只见村南满地的桃林绯红一片，白居易不由得吟诵道：

　　村南无限桃花发，

　　唯我多情独自来。

　　日暮风吹红满地，

　　无人解惜为谁开？

　　 安排好家事之后，毕竟公务在身，白居易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金氏村故居。不过，在这段时间里，白居易经常来往于长安与下邽金氏村之间，他说：“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两入。”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里山水是如此美好，就干脆在这里住下不走了吧，“便是衰病身，此生终老处”，何必为谋求一官半职而再出外四处奔走呢？然而，他刚刚步入仕途，还未真正尝到世事的艰难，“达则兼济天下”的宏伟理想依然还在激励着他，他不甘心就此停住，终于还是展翅远飞了。

　　任官周至与《长恨歌》

　　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从故居返回长安后，与元稹居华阳观一起苦读，以应制举考试。制举考试，最主要的项目是试策——所谓的“策”，就是针对皇帝的“提问”做出自己的“对策”，而“策”的内容都是当前迫切的时政问题，考查考生的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据这次，制举考试，名目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为了能顺利过关，他与元稹在永崇里华阳观一块积极备考，撰写出的《策林》，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刑法、吏治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制举考试，白居易入四等，这是白居易后来引以为豪的事情——“十年之间，三登科第”。朝廷依等授官，元稹担任左拾遗，白居易授周至县尉。

　　 《旧唐书》之《白居易传》说，“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首，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畿甸，是指周至，《长安志》卷第十八载：“周至县，唐畿，东北至（京兆）府一百三十里”——这段话，是说白居易在周至写出了数量甚多的“箴时之病，补政之缺”的“讽喻诗”。其中有反映残酷现实的代表作《观刈麦》。这首诗描写了关中麦收时节的农忙景象，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诗人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很有思想高度。

　　 元和元年（806）的冬季，在陈鸿、王质夫等朋友的邀请下，“暇日，相携游仙游寺”，酒宴上，他们在一起，谈论起五十多年前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说到兴奋处，当时，王质夫举起酒杯，走到白居易面前，怂恿地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于是，“深于诗，多于情”的白居易，创作了出千古名篇《长恨歌》。此诗分四层：第一层，从唐玄宗好色废政写起，采取烘云托月的艺术手法，突出描绘杨贵妃妩媚万千，天生丽质，令“六宫粉黛无颜色”，对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男欢女爱，浓墨重彩，大肆渲染，然而，她恃宠而骄，全家跟着鸡犬升天，为以后故事情节发展蓄满内在张力；第二层，由“喜剧”截然转折为“悲剧”：安史乱起，玄宗仓皇逃蜀，马嵬兵变，贵妃香消玉殒；第三层，白居易集中笔墨着力刻画唐玄宗对杨贵妃睹物思人的万千思绪；第四层，从杨贵妃落笔，既写她万种风情万种仪态，又写她寂寞幽怨的心理，表现出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的真情和永结连理的誓愿——这部分写得真情绵密感人至深，浪漫色彩极其浓厚，然而，毕竟阴阳两隔，幽会之好景不长，最后以“长恨”收笔。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通过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达到“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的讽喻作用，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由实写转而为虚写，或者说，由客观的描写转化为浪漫的描写，因而此诗也有了对忠贞不渝的爱情歌颂赞美的思想，他自己后来也说“一篇长恨有风情”，这里不去探讨。

　　官拜授左拾遗

　　白居易的诗歌文采斐然而又通俗易懂，得到大唐各阶层人的喜爱和传吟，也“流闻禁中”。此时，唐宪宗励精图治，喜欢直言纳谏之士，在元和二年（807）的秋天，下诏将白居易自周至调京兆府担任进士考官，试毕，由集贤院召入翰林。

　　 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任翰林学士，得授左拾遗，策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牛增孺、皇甫湜、李宗闵等登第。宰相李吉甫以三人对策语直，泣诉于上，三人均不如常例授官。考官因之被贬。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考官不当被贬。其后，李吉甫子李德裕与牛增孺等各结党，是为“牛李党祸”从此而起。白居易也因此而受李德裕排挤。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多进奉，谋为宰相，白居易上《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力谏不可。他屡陈时政，请降系囚，蠲租税，绝进奉，禁掠买良人等，因为谏言切中时弊，被朝廷所认可。

　　 白居易就这样“位未足惜，身未足爱”（左右拾遗是从八品），履职“天下利病无不言”拾遗生涯，觉得这是实现“达则兼济天下”政治怀抱的好平台，客观地说，白居易大多所“谏”，毕竟事关社稷苍生，唐宪宗皆从之。元和四年（809）的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叛，唐宪宗“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引起大家不满，“谏官上章者十七八人”，白居易激切抗争，“辞情切至”，甚至当面指责唐宪宗。唐宪宗很不高兴，《旧唐书》之《白居易传》云：“上颇不悦”，给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好在李绛对这件事的态度和白居易一致，他对唐宪宗说：“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缓和了气氛，平息了唐宪宗的怒气。

　　 然而，这次上谏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左拾遗任期将满，唐宪宗找了个理由让白居易改官走人。这段意气风发的“身是谏官，月请谏纸”的翰林学士兼拾遗的政治生涯，从此完结了，是对白居易从政以来抱有“志在兼济”的远大理想的重大打击，原先“誓酬君王宠，愿使朝廷肃”“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祸福”的愿望，现在落了个“入仕欲荣身，须臾成黜辱”的下场。

　　 白居易大约从贞元三年（787）至元和五年（810），有讽喻诗170余首，基本写于此时。早期的白居易属于政治理想主义者，大量创作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以期裨补时阙，诗风冷峻犀利，鞭挞有力，使那些“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见《与元九书》）却得到老百姓的欢喜，得到广泛的流传，元稹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有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见《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自己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与元九书》）。赵冀在《瓯北诗话》里叹曰：“是古来诗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广者”。白居易的讽喻诗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传颂，因为他在诗中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黑暗现实，激切的内容引起了大家的情感共鸣，具有强烈的思想和认识价值。

　　丁忧紫兰村

　　元和六年（811），白居易的母亲陈氏因为看花，不慎掉入井中，卒于长安宣平里第，还不到60岁。按照古代的礼制，父母亲去世的三年内，要服丧守灵，不能工作。他含悲忍泪，带着丧母之痛和政治上的失意，“丁忧”渭上，全家迁回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将母亲葬入白家祖坟。“丁忧”故居，由于前述的原因，白居易的心境和上次“卜居渭上”大不一样，在《重到渭上旧居》诗里，他写道：

　　旧居清渭曲，开门当蔡渡。

　　十年方一还，几欲迷归路。

　　追思昔日行，感伤故游处。

　　插柳作高林，种桃成老树。

　　因惊成人者，尽是旧童孺。

　　试问旧老人，半为绕村墓。

　　浮生同过客，前后递来去。

　　白日如弄珠，出没光不住。

　　人物日改变，举目悲所遇。

　　回念念我身，安得不衰暮。

　　朱颜销不歇，白发生无数。

　　唯有门外山，三峰色如故。

　　 从贞元二十年（804）至元和六年（811），也就七年的时间，白居易在这首诗里谓“十年方一还”，是概数而言。仅仅几年时间，旧居的村庄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当年在土地上插的柳条，已经蔚然成林，所栽种的桃树苗成了老树，“试问旧老人，半为绕村墓”，自己呢？“朱颜销不歇，白发生无数”。这一切的一切，都使白居易黯然神伤情绪低落……刚料理完母亲的丧事，泪水还没有擦干，爱女金銮子又不幸夭折了，年仅三岁，这真祸不单行，雪上加霜，“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结为肠间痛，聚作鼻头辛”，白居易一时间掉入了痛苦的深渊，病倒了，“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这样的苦痛该如何解脱呀？“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他愿意“置心为止水，视身如浮云”“抖薮垢秽衣，度脱生死轮。胡为恋此苦，不去犹逡巡？”——欲遁入佛门以解此苦。金氏村西，原先有一座兴福寺，因为白居易“制紫衣以献之，始更名为紫兰寺”——也许，在极度痛苦中，只有专心礼佛才能暂时得到精神上的解脱，故有此举，当为史实。

　　 元和七年（812）的深秋，白居易把祖父锽、祖母薛氏的灵

　　柩，分别从权厝于下邽县下邑里、新郑县临洧里“迁葬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见《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同时，也把其父白季庚的灵柩从“权窆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见《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迁回与母亲合葬在一起。次年二月，从符离县之南偏，将外祖母与幼弟白幼美的灵柩迁葬于北原。这是他丁忧故居期间，全力为之的事关孝道的大事情，完结了多年悬挂在心头的念想——白居易两年内连续经历了这么多的大事，花费自然不小，丁忧期间又无俸禄，长兄白幼文病养符离，估计也没有多少资助，家中生计陷入穷困之中。

　　 为了排解心中的忧愁，天色晚了，白居易顺脚走出家门，去田间散散心：“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也许在这辽阔的田野里，凛冽的秋风，能吹散心头的郁积，村子南北空旷无人，他只好孤零零地伫立在地头，看着月光下如雪的荞麦花……或者在蒙蒙细雨里独自一人到村外渭河沙滩上去散步：

　　渭水寒渐落，里里蒲稗苗。

　　闲傍沙边立，看人火苇苕。

　　近水风景冷，晴明犹寂寥。

　　复兹夕阴起，野思重萧条。

　　萧条独归路，暮雨湿村桥。

　　 他想将自己的愁苦排解在大自然的优美景色之中，聊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直到阴风吹起，天际飘洒着蒙蒙细雨，天色已暮，这才踏着潮湿的小道回家。要不，他就持一竿竹，在河边垂钓：

　　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

　　偶持一竿竹，悬钓在其傍。

　　微风吹钓丝，袅袅十尺长。

　　谁知对鱼坐，心在无何乡。

　　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

　　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

　　况我垂钓意，人鱼又兼忘。

　　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

　　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

　　 “身虽对鱼坐，心在无他乡”，他想起遥远时代的姜太公了。当年的姜太公也曾在渭河边垂钓，但那是“钓人不钓鱼”，希冀有人上钩，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这与自己多么相似，但姜太公“七十得文王”，终被周文王请去干了一番大事业。而自己呢？当今的“周文王”在哪里？他想到这里，又不禁心头一沉，顿生惆怅，他又坐不住了，急急地收起钓竿，默默地走回家去；回到家里，又独自举杯，以酒浇愁。

　　 白居易身体“本来形体羸”，而这一连串的打击，更使他“戚戚抱羸病，悠悠度朝暮”，然而，他仍然坚持自己是正确的，再三检点，没有丝毫的个人利益夹杂其中，全是为了社稷苍生，尽管忧而成疾，却不改变其主张，“唯有病客心，沉然独如故”。但这有用吗？因而又有“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的情绪流露——古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白居易表现得更明显一些，遇到挫折便想放弃自己的主张，《遣怀》这首诗就表现了他矛盾与纠结的心理：

　　乐往必悲生，泰来由否极。

　　谁言此数然，吾道何终塞？

　　尝求詹尹卜，拂龟竟默默。

　　亦曾仰问天，天但苍苍色。

　　自兹唯委命，名利心双息。

　　近日转安闲，乡园亦休忆。

　　回看世间苦，苦在求不得。

　　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

　　 乡村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苦透了，“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他们衣不遮体，烧着“蒿棘火”取暖，而村巷里有的人家因贫穷而不断发生亲人的丧亡，凄惨的哭声令人同情与伤悲，白居易写下了这令人揪心的哭声，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昨日南邻哭，哭声一何苦！

　　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

　　今朝北里哭，哭声又何切！

　　云是母哭儿，儿年十七八。

　　四邻尚如此，天下多夭折。

　　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发。

　　 此刻，他联想到自己：

　　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

　　褐裘覆紖被，坐卧有馀温。

　　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

　　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和民不聊生的生活相比较，白居易“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能有如此的觉悟，在其时算是进步的思想，说明了他对老百姓的苦难有深刻的同情。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一样，这是他对乡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寒冬腊月天，“岁晏无口食”的穷苦人家的妇女儿童，穿着破烂的衣服，冒着如剑的西北风，到田野里采地黄，从凌晨采到黄昏，采得了那么一点点。“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这是一幅多么辛酸悲惨、目不忍睹的生活图景啊！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丁忧到了除服时间，但出仕毫无音信，他于是决计务农为生：

　　犹须务衣食，未免事农桑。

　　薙草通三径，开田占一坊。

　　昼扉扃白版，夜碓扫黄粱。

　　隙地治场圃，闲时粪土疆。

　　枳篱编刺夹，薤垄擘科秧。

　　穑力嫌身病，农心愿岁穰。

　　朝衣典杯酒，佩剑博牛羊。

　　困倚栽松锸，饥提采蕨筐。

　　引泉来后涧，移竹下前冈。

　　生计虽勤苦，家资甚渺茫。

　　尘埃常满甑，钱帛少盈囊。

　　 这首寄给崔群等朝廷大臣的长诗，固然有虚构的艺术成分在内，然而却是他在乡村真实的农民生活记录，不然，写不出如此的务农生活细节。整天在地里忙活，身体也强壮起来，他《得袁相书》诗中形容自己：“谷苗深处一农夫，面黑头斑手把锄。何意使人犹识我，就田来送相公书。”袁相，即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后再游江南时，袁滋由尚书右丞出刺华州，由此相识。此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若不是邮差赶到地头送来袁相的信件，有谁还认识他是白居易呢？在下种收割的过程中，觉得种地来得实在，也感到踏实，“莫恋长安道，莫寻方丈山”“不如归山下，如法种春田”，又说：

　　种黍三十亩，雨来苗渐大。

　　种薤二十畦，秋来欲堪刈。

　　望黍作冬酒，留薤为春菜。

　　荒村百物无，待此养衰瘵。

　　葺庐备阴雨，补褐防寒岁。

　　病身知几时，且作明年计。

　　 白居易村居数年之后，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种田人是应该受到人们尊重的。在学农的过程中，他虚心向老农学习：“吾闻老农言，为稼慎在初”，并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情谊：“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言动任天真，未觉农人恶”。他也逐渐习惯了乡居的生活，心态变得平静下来，有《村居二首》：

　　 其一

　　田园莽苍经春早，

　　篱落萧条尽日风。

　　若问经过谈笑者，

　　不过田舍白头翁。

　　 其二

　　门闭仍逢雪，厨寒未起烟。

　　贫家重寥落，半为日高眠。

　　 这年的冬天，唐宪宗终于下诏，授了一个闲散职务左赞善大夫给白居易。从此他永远离开了渭上紫兰村……但是，家山长忆，无论是谪贬江州还是其他地方，故乡仍然是白居易精神寄托和心灵的安栖之地，令他魂牵梦绕。离别家乡，心头一阵酸楚：“掩泪别乡里，飘摇将远行”——是啊，此去不知何日还，他满怀惆怅，踏上通往长安的古道。

　　 诗风转折

　　 白居易渭上丁忧期间，是其诗歌的重大转型期，在伤痛忧患不断的情况下，白居易诗兴却不曾减弱，有学者说他共写有119首诗歌，仔细检点，不算一题多诗，例如《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等，计有86首之多，大致分类，主要有描写故里风土人情、反映当时乡村社会现实和表达自己思想情绪以及与古人及友朋之间酬和等。

　　 白居易从周至县尉调任朝廷，担任翰林学士及左拾遗这段时期，他勇于实践“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政治主张，对这年科考风波的鲜明态度与抵制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与图进奉、贿赂宦官而求宰相之职，力谏不可，还对气焰嚣张的吐突承璀等宦官给予了公开的弹劾，甚至触怒了唐宪宗。傅璇宗先生认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见《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即他讽喻诗所创造的“一个高峰”。高峰过后就是低谷，后来白居易的改官，接着丁忧渭上遭遇的个人种种伤痛忧患，“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在这个背景下，反映在诗歌写作上，便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由此进入伤感诗写作。

　　丁忧渭上的乡居岁月，是白居易的人生与思想及诗歌写作重要的转折期，在秉持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的同时，开始出入于道释，尤其是在其诗歌写作上，渐渐消减了讽喻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影响，而转向抒写内在的个人的情感与哀愁，开启了伤感诗的写作阶段——这个过程还将持续到以后的岁月，《白香山集》共收123首伤感诗，力作萃于退居乡村故居这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