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原副所长）

　　李瑾的《孟子释义》《山海经释考》和《论语释义》由三家出版社相继推出，这是国学研究方面一次很有意义的成果展示。在三部约计120万字的作品中，李瑾全面借鉴并系统提炼了相关经典2000年来前贤名家潜心著述的精华，同时“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立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旧学新使命、国学新担当，洞见迭出又不失雅俗共赏地将经典研究推升一个新台阶。

　　在日常阅读中，我经常琢磨这样一个问题：经典作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传家宝，如何阐释、继承、使用，才能让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李瑾的工作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也就是说，必须在避免“药方只贩古时丹”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让经典焕发出时代实践的生命力，建立起新的精神文化的主体性，凸显出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和当代价值，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传承发展、更好践履新时代使命。

　　《论语》《孟子》《山海经》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或标签，是在一代代人的不断重释和解读中“累积”完成的。这意味着经典文本存在艺术一极和审美一极，有着一个随时召唤读者能动参与进来的开放性结构，可以通过后人不断理解阐释创造性地呈现出深层意蕴实现增殖。比如，《孟子》最初的地位与百家争鸣时的诸子书籍一般高，虽然赵岐认为孟子是“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但这也只是文人圈子的私下认同。自韩愈提出“道统说”，认为孟子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提出“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方才逐渐上升，并于宋神宗熙宁四年正式被官方列为经书，获得了和《论语》同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山海经》自成书以来就被视为异类，司马迁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数术类刑法家之首，《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分别将之列入地理类、五行类。至近现代，《山海经》才因包含着关于远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植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的诸多内容，被誉为“上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显然，这种变迁都是在与原文本意或原解释结论相符或趋近的情况下，对文本进行时代性阐发进而获取当代意义而得的。

　　李瑾的国学“三释”是在坚定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精神独立性，坚持提高中华文明辨识度的前提下完成的。经过他的“再释”，这三部经典在前人肩膀上，或者说，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重新展现了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李瑾总结道，《论语》讲的是“为君子”之学，亦即学为君子。如何做君子，或者说怎么培养君子，孔子的方案只有一个字，这就是“学”，亦即通过“学”确立人之为人和人之为政：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之为政的最高境界乃“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他还提出，儒学是一种秩序学，孔子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处理人与国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关系问题。其中，人与自己的关系处于整个问题的核心。面对失道失礼失乐之天下，孔子救时救世救人的出发点是反求诸己，通过回答“何为己”这样的终极性问题，解决何为人、何为政这样的社会性问题，亦即通过“为己”实现“为人”，通过“克己”实现“一匡天下”。

　　在李瑾看来，《山海经》鲜少沾染编纂之人所处时代的政治或伦理思想，文本中已经确定的后人窜入的思想必须首先剔除。除此之外，《山海经》表现的是一个纯粹的与自然和先民生活都密切关联的幻境。在文本中，整个“天下”是山水一体，时空不分，人、兽、神甚至动植物是可以来回穿梭的，不仅日、月是生育出来的，人和植物一样是可以复生的。中国传统哲学讲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气元始化二气阴阳，再得万物自生自化，在这个意义上，李瑾认为，盘古也好，女娲也罢，都是自化而非他生而来，这是中国创世说所独有的逻辑理路，即在《山海经》描绘的神话世界中，人神是共存的而非分裂的，人之外没有造物主，也没有自身之外的意志，这种自发的宇宙观展现的是生命、自由这些基本权利统一于人这个自然体。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文明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不息，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让存量变增量，启迪当代人观照解决现实问题。综上可以看出，李瑾在国学“三释”中并没有囿于前人的解释裹足不前，而是在尽量保持客观合理科学的前提下，让经典文本显现出时代意义，而这恰恰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