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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盛唐气象论纲

发布时间:2023-04-18 14:53:00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王树森(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杜甫(712—770)一生,有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是在唐玄宗“开天盛世”中度过的,但绝大多数杜诗尤其是代表作,又是在755年安史之乱以后的十五年里所创作。这就不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杜诗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为他的乱世经历,而与“开天盛世”无关。1958年,林庚发表《盛唐气象》一文,首次以“盛唐气象”标举盛唐诗歌高潮,就基本将杜甫排除在“盛唐气象”代表诗人之外,后来更有人认为杜诗不属于盛唐诗歌(参罗宗强《唐诗小史》)。实际上,一部杜诗,始终贯注着“盛唐气象”,杜甫安史之乱以后的伟大创作,既根本得益于“盛唐气象”的深远影响,更代表诗歌史上“盛唐气象”在李白之后的另一座高峰。

  

  作为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林庚语),“盛唐气象”表现为“宏伟气魄、进取精神、开阔的胸怀、健康的情趣以及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不仅与时代关系密切的政治诗、边塞诗体现出“盛唐气象”,像孟浩然《春晓》《过故人庄》,王维《山居秋暝》《汉江临泛》等山水田园诗名篇,亦见“盛唐气象”的境界活力。李白的创作,尤其代表“盛唐气象”的高度。

  “盛唐气象”的出现,有其现实的时代社会土壤。承接唐开国后一百多年未有中断的上升态势,唐王朝的国力在玄宗时期加速跃升而至顶峰,经济繁荣、政治清朗、军事强大、社会开放、人才喷涌。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盛世,首先为诗国高潮的到来提供关键客观前提。以边塞诗为例,一般认为,边塞诗所写无非是战争惨烈、远戍艰辛或后方重负,但盛唐边塞诗的昂扬奋发在诗史中仅见。自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击溃东突厥,至唐玄宗天宝中期王忠嗣、哥舒翰等人在河西陇右经营,唐朝边境曾保持长期的和平稳定。没有这个背景,就不会有王维描写边塞无警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天宝末年岑参第二次赴边期间,天下已乱,但岑诗中仍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奇景,仍有“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的威风,这是因为直到安史乱初,天山南北仍被唐朝绝对掌控,诗人身处其中,其信心自能强大如昔。

  “开天盛世”也有暗影。不仅许多盛唐诗人遭遇坎坷,且随着玄宗后期的荒怠,王朝不断沉沦,并最终酿成安史之乱的大祸,但由于“开天盛世”所孕育的时代自信深入人心,诗人们依然相信未来。高適的《别董大二首》其二:“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就在送别贫困友人中表现出高昂的时代自信。李白入长安后,既领教了权贵骄横,又感知到现实隐患,但他依然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的理想展望,李白对于“开天盛世”,屡有“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古风》其一、其四十六)的判断,这不仅支撑起李白的时代自信,也是他在安史之乱中参加永王军队的思想根源。《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亦因此热情高涨、意气风发,表现出“盛唐气象”的爽朗天真。

  

  杜甫完整经历了“开天盛世”。尚在童稚时期,就领略到通都大邑的繁华;青年漫游,进一步饱览祖国山河的壮美;三十五岁后,他既与李白、高適等本朝第一流诗人过从,更得到从最高君主到各界名流的称扬。“忆昔开元全盛日”(《忆昔二首》其二),这种盛世经历,是支撑杜诗取得巨大成就的生活基础。

  杜甫也有高度的自信,他年轻时说自己:“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晚年还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的回忆,可见其自信的持久。

  杜甫一生以儒者自认,其儒家信念不仅来自书本,更源于诗人的实际时代体验,这就使他的儒家信念自然呈现为一种赤诚的时代感情。近人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其义正在于此。在杜诗创作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作于杜甫归家以后。其时杜甫不仅已经观察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危机,更新遭“幼子饿已卒”的人伦惨剧,但杜甫却在诗的开头,反复表示自己志在效仿稷契,无论如何也不改初衷。“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慷慨激烈,原因就在于“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杜甫在盛世中培育起一种坚韧的儒者深情,这是他后来在各种困境冲击面前,愈挫愈勇,依然壮志凌云的根本思想基础。

  

  现存杜甫安史之乱前的作品虽少,但已充分体现出“盛唐气象”。他年轻时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仅写出泰山的雄伟,尤其反映出一个盛世青年诗人的壮心豪气。这种“年少气盛”(浦起龙《读杜心解》),在稍后的“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等咏物诗句中,展示得更加突出。

  杜甫天宝中期进入长安求仕,诗中感慨个人遭遇,批判政治黑暗的内容增多了,但对于自己身为盛唐诗人胸襟气魄的书写,仍然激越震撼。《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四句对自身才能志向的宣示,意气纵横。《醉时歌》写自己和友人郑虔的痛饮高歌,特别是“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的结尾,同样见出追步李白的盛唐精神。

  《兵车行》《丽人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等诗,虽以忧念时局为内容,但亦可见“盛唐气象”。《兵车行》从咸阳桥头送别征人的具体场面写起,但忽而山东,忽而青海;忽而今年,忽而往古;写前线牺牲,是“边庭流血成海水”;写后方荒芜,是“千村万落生荆杞”,观察思考都很宏阔。《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中“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一段,特别能证明“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严羽《沧浪诗话》)的评价。

  

  安史之乱持续八年,杜甫有近五年身处前方,大乱所带来的一切苦难杜甫多曾亲历。不过,杜甫始终相信王朝一定能获得胜利。作于此间的一系列名篇的价值,均需要从这个角度加以认识。

  在历史学家看来,安史之乱是唐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但作为诗人,杜甫并不相信盛世会一去不返。唐肃宗至德元载(756),杜甫一度被安史叛军拘囚长安,见证了各色人物的危难,但他依然写出“国破山河在”(《春望》)的信心之句。《悲陈陶》诗写平叛军队的陈陶斜惨败,其诗旨在于讴歌我军将士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赞美广大沦陷区民众“日夜更望官军至”的忠贞品格。《哀王孙》诗前半写昔日王孙如今的困苦,此后则转为激励王孙善自珍摄,以待收复。“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表达了一份坚定的王朝信念。

  杜甫在逆境面前亦能保持乐观。《北征》诗作于至德二载诗人因疏救房琯被肃宗墨制放还之后,照理说诗中应弥漫着苦闷失落的意绪。但诗在回顾安史之乱发生两年来的战争创伤,实写羌村妻小的生存维艰同时,又穿插“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一段对自然界生机活力充满欣喜的刻画,与“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一段对小儿女娇痴调皮情态近乎戏笔的描绘,让人几乎忘记战争还在持续。如果注意到“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一段对收复失地的展望,特别是结尾“园陵固有神,洒扫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四句坚信王朝基业永固的表达,可知杜甫的乐观之源。

  杜甫并非无视战争的残酷,但他绝不因此而悲观。《赠卫八处士》《彭衙行》两诗所摄取的离乱时代的生活暖景与人间暖意,即反映出杜甫的积极态度。《洗兵马》诗中对中兴诸将的称颂与对乱后重建的畅想,尤其表现出杜甫的信心满怀。著名的“三吏”“三别”作于九节度相州惨败重大反复后,诗人一面矜怀前线军民,但又不断激励他们能同仇敌忾。《新婚别》中的新婚妻子,面对自己与从军夫婿“暮婚晨告别”的匆忙,先是哀怨,但随即又向征人致以“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的祝词。《垂老别》中那位“子孙阵亡尽”的老翁,面对国难,依然慷慨从军,“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更表现一股令人感佩的豪壮。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弃官,踏上了一个无法预测的前途。但越是艰难苦恨,杜甫越是斗志昂扬。逗留秦州、同谷期间的有关名作,首先表现出“盛唐气象”的风神延续。

  杜甫经停秦、同时,安史之乱仍在迁延,而西疆又开始不稳。杜甫尤其在诗中表达其激扬的战斗意志。《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清人沈德潜评此诗:“伏枥长鸣,隐然自寓。”(《唐诗别裁集》)浦起龙评结尾两句:“乃因神马而思建功,只就马说,壮心自露。”(《读杜心解》)尽管已在边鄙,但报国之志依然勃发。

  杜甫西行途中曾遭遇一些轻慢,这也让其生出盛唐式的激愤。“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其二),虽是感慨李白命运,也不能说没有杜甫生命体验。面对世态浇薄,杜甫不愿妥协。自寓性质明显的《佳人》诗,既批判“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社会现象,更表达“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独立不迁。那根寒秋晚暮中的翠竹,寓示关中佳人的品格,更象征盛唐杜甫的人格。

  

  杜甫居蜀六年(759—765),确实催生一类萧散自然风格的别调,但《蜀相》《岁暮》《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杰作,仍涌动着“盛唐气象”,证明杜甫即便生活安定,也未忘记自己作为盛唐诗人的使命。

  杜甫后期多有咏诸葛亮的名作,初抵成都的《蜀相》是第一篇。诗前三联对诸葛亮的崇敬、追思和一生功业的赞颂,一般诗人也能想到、写到,只是不如杜诗出色而已。而结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却异军突起,别出新意,把诸葛亮鞠躬尽瘁又赍志以殁的遭遇化为一种千古英雄的悲剧来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是出于无奈,而是一种坚定的使命感,这就将诸葛亮的悲剧提高到崇高的悲剧美的高度,和晚唐咏诸葛诗的宿命感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这最能体现杜甫精神品格,更是“盛唐气象”的重大发展。后来杜甫的五律《岁暮》,即在描写时代危局与自身飘零之后,转出“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两句志在济时救世的铿锵誓言。《蜀相》与《岁暮》这两首名作结联的突然提振,代表盛唐责任感使命感在乱世中的激荡。

  杜甫一直牵念王朝安危,所以当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平定的消息传来,他立刻以狂喜之心写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生平第一快诗。”(浦起龙《读杜心解》)广德元年十月至广德二年间,北方因为郭子仪等人的撑拄,使唐王朝再次走出吐蕃占领长安长达半月的险境,西南边防压力也在严武的经营下而有所缓解,《登楼》即因此表现出高昂的情绪。诗中间四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既赞美西南春色的笼盖天地、终古常新;更感叹唐王朝在内乱外患相继的风雨中屹立不倒。没有对王朝的充分信心,就不会写出那样阔大的境界。

  作于蜀中后期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一般多据“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一段阐释诗旨,但全诗最精彩处还是在于描写玄宗朝著名画家曹霸“一洗万古凡马空”之绘画才能以及他所受到的“开元之中常引见”的特殊礼遇。“开天盛世”是那样一个光明向上的伟大时代,无论是谁,只要自负有经济之才、专门之能,就比封建社会里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容易被发现、被承认、被赏识。杜甫自己也曾“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正因如此,杜甫面对眼前坎坷,更容易追怀当年盛世。体现于诗中的,就仍是盛唐的豪迈。

  蜀中杜诗中的“盛唐气象”,甚至在他的绝句中也有突出体现。著名的《绝句四首》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前两句只是寻常写景,而后两句却陡转出一种笼统今古、视通万里的气象,这正是典型的盛唐之音。

  

  夔州杜诗量大质优,是杜甫一生创作的顶点。不过其诗史价值,并非体现在对时代的记录,而是使中国诗史中“盛唐气象”,攀登上另一座沉雄悲壮的高峰。

  夔州杜诗的沉雄悲壮,首先体现在展现了一个愈是艰危愈显坚强的壮心。“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时危关百虑,盗贼尔犹存”(《西阁夜》)、“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白帝城最高楼》)。滞留夔州的三年间(765—768),杜甫不仅确知盛世无法重回,也最终承认自己无缘北归,但其壮心正在这绝境中被强力反激。作于夔州的《古柏行》,是杜甫另一首咏诸葛亮的名作,旨在激励栋梁之材以孔明为师永葆卓然挺立的品格。“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是与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复还来”(《将进酒》)形异实同的另一种盛唐壮心表达。诗人此时创作的《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八哀诗》等大型组诗,就旨在以历史深处的正面典型激扬壮心。《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咏王昭君:“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清人王嗣奭比较王昭君与杜甫悲剧命运的相似之处,认为诗“悲昭以自悲也。”(《杜臆》)悲则悲矣,但王昭君远赴异域,却顽强演奏琵琶音曲,这与杜甫明知“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也不愿罢吟搁笔,确是高度仿佛的悲壮。

  以《秋兴八首》《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为代表的古、律巅峰之作,更书写了一种荡气回肠的盛世深情。《秋兴八首》诗固然写到了自己的孤舟漂泊,但沧江岁晚之时,诗人不仅没有万念俱灰,反而惊忆起当年近侍君主的人生壮事,并由此进一步将情思引向他的故国与故园。在诗人意念深处,大明宫雄伟宏壮,终南山巍峨连绵;唐玄宗仪仗庄严,杨贵妃风华绝代;曲江宴会富丽非凡、诗人游赏兴会无前。太多盛世荣光皆曾为自己所躬逢。如今虽然时空远隔,但既说“百年世事不胜悲”,缅怀盛世;更说“秦中自古帝王州”,礼赞长安,可见诗人情深难舍。《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因作者在夔州欣赏李十二娘的舞蹈而写,但无论是全诗主体还是诗前长序,重点都在于回忆李十二娘的老师,玄宗时期著名舞蹈家公孙大娘的盛世神采。特别是“一舞剑器动四方”一段对公孙氏精妙舞艺的传神刻画,尤其倾注了杜甫的一片盛世深情,只有理解这种盛世深情,才能真正认识夔州杜诗最夺目的光辉。

  《水经注·江水》云:“白帝山城……,西南临大江,瞰之眩目。唯马岭水差逶迤,犹斩山为路,羊肠数转,然后得上。”但杜甫写夔州山水的名句,无不展示出一种与本来阴郁逼仄地貌截然不同的壮阔奔腾。“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其诗境之苍茫、雄壮、阔大、辽远,后人再难企及。被胡应麟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诗薮》)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前四句写秋气、秋声,深秋的大江之景,已经足够混茫阔大,腹联中“百年”“万里”等抒怀诗语更将人带进特别广远的时空境界。近人王国维云:“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人间词话》)夔州杜诗所写,根本上是一个终生信奉“盛唐气象”的盛唐诗人心中的夔峡大江,是依据盛唐心境所创造的盛唐诗境。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春,杜甫出峡,在流离老病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人生近暮,但杜甫仍关切四方十年的纷纷杀气,更愁望云山邈远的直北长安。弥留之际,他还痛感于“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杜甫太看重他生长于斯的盛唐时代,除了与其同生共死,几乎别无选择。

  他的《江汉》:“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依旧有报效国家的盛唐壮心。他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依旧见永志不忘的盛世深情。他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更是“胸襟、气象,一等相称”(黄生《杜诗说》)的盛唐绝唱。前人每以此诗与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对读。其实,从孟浩然到杜甫,从“昔闻”到“今上”,正可见“盛唐气象”穿越时空的接力与高扬。

  杜甫从来都是盛唐诗人,杜诗始终属于“盛唐气象”。安史乱前,因为时代健康,杜诗表现出和其他盛唐诗歌一致的光明开展。亲历安史之乱,使杜甫强化了“盛唐气象”中看重信念、强调斗争等优秀品格。居留蜀中,杜甫时刻保持济时救世的盛唐精神。当盛世杳然,一身漂荡之后,淹蹇夔州的杜甫尤其以一个盛唐诗人的壮心与深情,使“盛唐气象”登上另一座沉雄悲壮的高峰。直至生命最后,杜甫还能在湖湘大地唱出盛唐的壮歌。这就是杜甫与“盛唐气象”的关系。中国诗史中的“盛唐气象”,是伴随杜甫的永别,才真正走向终点。

(责编:李雅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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