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业态、新消费、新愿景：

　　文化遗产数字化：机遇无限 挑战不断

　　江流万里，绵延不绝。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在广袤大地上生生不息、繁衍壮大，把火热的生产生活实践镌刻成历史、积淀成文明。我国是文化资源大国，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也是赓续中华民族文脉、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载体。今天，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契机。用数字手段复原文明碎片，让曾经的创造被数字记录铭刻，数千年的文明在数字世界中共存、共创、共同成长。

　　然而，当前我国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仍处在起步阶段，“资源孤岛”鸿沟大、数字化成本高难度大、沉浸体验与展陈表现力不强、市场交易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仍是制约文化遗产与数字科技实现创新驱动纵深融合的重要瓶颈。

　　探索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形成多元协作保护传承新格局，将“前沿科技+文化遗产”结合，创新更多具有行业前瞻性和社会价值的优秀成果，为遗产保护提供更多元的解决方案，打造文旅消费新产品、新场景，既是机遇无限，也充满了严峻挑战。

　　数字化到底是什么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将物理形态的资源转化为数字化的形态：第二阶段是在收集了大量文博数据的基础上，完成文化数字转化和创新发展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遗产受到各种影响，包括气候等自然影响、战争等人为影响，保护传承迫在眉睫。因此，数据化工作最迫切，而数字化发展仍在路上。

　　2001年，我国就启动了“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数字化在文化遗产保护溯源与活化利用全链条的应用方面打开了“拳脚”：行走的故宫文化、数字敦煌、数字中轴线、巴米扬东大佛天井壁画的复原、数字藏品等数字化产品层出不穷；AI辅助文物修复、文物的数字孪生、消失或毁坏文化遗产的数字复原或重建等创新项目令人关注。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贾旭东说：“当下，中国文化遗产数字化，跳出了单一的保护思维。前沿科技在文化遗产活化方面的创新应用，在拉近文化遗产与生活距离的同时，如何平衡沉浸式等体验感的增强与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也同样令人关注。”

　　文化遗产数字化所带来的优势，不但可以借助科技方式平衡传统与创新应用之间的矛盾，还能够突破文化遗产传播利用的时空限制，助力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新模式。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领域，数字孪生与预防保护的应用实践，数字文保正在向纵深发展；在文化遗产内涵挖掘领域，机器学习与知识图谱的应用实践，正在构建文化遗产内容的智能挖掘与转换新手段；在文化遗产的智慧管理领域，通过构建数据中台与可视系统，创新文化遗产智慧管理的新模式；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领域，多维技术应用探索“在线+在场”的虚实共生体验，拓展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多元创新场景。

　　数字化传播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数字化浪潮中，以展示交流为主的数字化产品，解决了多空间、多受众的基础认知。事实上，不同的人群对文化遗产的兴趣度、认知度是在不同层次的，需要向深度扩展。在解决了基础认知之上，能够给不同知识层次的受众有梯次化的文化遗产知识，是目前许多专业的文化遗产数字化机构正在专注的领域。

　　北京京西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京西时代”）是一家提供三维数据技术、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公司，在文博行业的数字化采集、处理和应用方面经验丰富。在河南石窟寺数字化项目中，京西时代的团队精挑细选河南古建院的古建图纸，将文物数字化技术与3D建模技术相融合，创新性地应用于景区文创产品、虚拟导游、沉浸式体验等多个场景。运用结构化思维，京西时代将建筑文物3D模型拆解为多个组件，并通过数字技术将其重新组合。这一创新做法不仅展示了古代建筑技术的巧妙应用，更体现了文物IP应用的商业策略与文化责任的完美结合，使文物在数字化的翅膀下，焕发出无穷的艺术、文化和商业潜能。

　　敦煌研究院与腾讯推出的超时空参与博物馆“数字藏经洞”产品一经发布就冲上微博热搜，数字化重现6万余件珍贵文物的历史复现，可谓是将藏经洞原封不动地搬进了电子屏幕。数字化后的细节，不再会因为外物影响产生磨损，从而能将最原始的样貌定格在云端，令观赏和研究两个方面的需求都得以满足。

　　从文化遗产资源端来看，数字技术推动海量文化遗产资源从数据化到资产化，从“文化圈层”走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圈层”，推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从市场需求端来看，年轻消费者的“文化归属感”和“国潮认同”愈发凸显，消费者对于沉浸式、强交互等数字化需求升级，供需议价权地位驱动文化遗产供给走向“体验式”，强调“传播力”。

　　长三角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博导冯学钢说：“文旅市场的新趋势，以科技赋能带来的临场体验感尤为重要，以典籍为例，通过多重技术研发和集成，开发出社会公众易接触、有故事、能看懂、会交互、促提升的多重应用场景，将典籍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现代公众易参与、易获取、易接受的形态。”

　　观唐文化这些年在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挖掘上下了大功夫，先后与故宫博物院、敦煌博物馆、三孔等世界级IP共同合作，形成了一个个有内容挖掘、有美学导向、有品牌支撑的创意项目，形成了“行走的故宫文化”“行走的儒家文化”等核心产品，运用科技手段深入解读文化遗产，将文化遗产数字化。观唐文化集团董事长李保刚表示：“文化的核心由内容、创意、品牌、场景四个要素组成。什么是创意？一是技术上的创意，包括现在用的所有技术手段，从当年复印机的发明到后来的AR，到现在的元宇宙和数字化都是技术手段；二是人文和美学的创意，一个横向的创意和一个纵向的创意加上内容，最终会形成一个新的业态。这个新业态如果要传播出去和实现价值，还需要品牌和场景，不论是在博物馆还是在商场里，最终都要跟消费者见面，然后产生价值，形成了产业。”

　　如何平衡产业开发和价值增值

　　从目前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需求来看，文博机构普遍在保护修复、内涵挖掘、智慧管理、活化利用等环节，对技术创新应用表现出较高数字化需求。如在文化遗产知识图谱应用、线下沉浸展/AR互动游览、虚拟仿真/XR互动教学等方面。

　　文化遗产数字化所带来的优势，不但可以借助科技修复、数字孪生等方式平衡传统保护与创新应用之间的矛盾，还能够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新模式，通过科技拉近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的距离，增强文化自信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自豪感、推动文化遗产公共触达性与社会影响力的有效提升，产生可持续的社会价值。

　　北京邮电大学交互技术与体验系统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陈洪表示，文化遗产的活化，需要找到在时空上的一种便利工具，让文物与它所处的原生时空和原生环境尽可能一致并有更好的表达。到目前为止，可能最接近的场景就是元宇宙。元宇宙为文化遗产的活化提供了一种充满想象力的场景，它具有复原原生环境的能力。人在其中，既是传统意义上的观察者，同时也是所处时空的参与者，游客可以通过沉浸式体验实现两者身份的自由穿梭和体验感。在对元宇宙保留审慎与理性的同时，也应该保持好奇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杨越明认为：“目前，探讨文化遗产数字化，大部分机构仅仅关注数字产品、项目或者产业运作的可能性。其实更需要考虑遗产价值与市场经济利益间的平衡。许多产品被推热后，虽然回报率非常高，但却没有提升受众对于文化遗产的认知，没有优化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印象，出现了舍本逐末的情况，这种现象我们要保持警觉。”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在商业中的应用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但是在数字化商业应用中还应注意到文化遗产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属性，应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坚持文化价值传播的原则，不能把获取经济利益作为唯一目的，过度商业化。

　　在文化遗产数字化过程中，首先要以遗产为本，其次以数字为媒，再次是创意为核。数字化要为文化遗产增值，而不是损害其公共价值，或产生更多次生问题。创意的程度有多大，能够激发年轻人的参与意识、互动体验增值的可能性就有多大。只有把这三个合为一体，才能实现文化遗产的多样化表达，多样化表达才能进而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本报记者 李琤 实习记者 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