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仲谋（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们一般说的词籍，主要包括词的总集、别集、词话、词谱、词韵等。一般说来，中国古代的词籍总量应该是一个定数。自唐宋到清代，然后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我们口中言说的古代也终止了。于是，中国古代或历代的词籍，也就凝固成了一个定数。不论是曾有的还是存世的词籍，可能会随着天灾兵燹有所减少，但词籍的文本或数量应该不会再增加了。

　　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事实上，在各类词籍中，只有一种词籍，即词话，近百年来，数量一直在增长着。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更呈现出近乎“野蛮生长”的势头。举要而言，近年出版的《词话丛编》的续补之书有朱崇才编纂《词话丛编续编》、葛渭君编纂《词话丛编补编》、屈兴国编纂《词话丛编二编》。另外还有邓子勉纂辑《宋金元词话全编》《明词话全编》，分别辑录宋金元词话580余家，明人词话750余家。因为所见必录，巨细无遗，所以称“全编”；其实既以人分家数，这也可以说是词话丛编。另外还有孙克强等纂辑以词人系词话的《唐宋人词话》、《金元明人词话》和《清人词话》等。这些书中各有许多新冒出来的词话，不断改写着古代词话的数量，同时也刷新了传统词话的概念与内涵。

　　词话从原书形态来说可以分为刊本与辑本两种。一种是原来即独立成书的词话专著，如张炎《词源》、杨慎《词品》等，称刊本。另一种是原来并非独立的词话著作，而是后人据诗话、笔记或别集、词选辑录而成，称辑本。如张侃《拙轩词话》即采自张氏别集《拙轩集》，周密《浩然斋词话》即采自笔记《浩然斋雅谈》。而这些年来不断增长的词话，正是各种各样的辑本花样翻新的结果。

　　词话辑本当然不自今日始，不仅唐圭璋先生编纂的《词话丛编》中有，古代也有。如《词话丛编》所收黄昇《中兴词话》，实为辑录《花庵词选》二十卷中评语而成，此本始见于日本宽永十六年（1639）刊本《诗人玉屑》卷二十一附录，《词话丛编》本即据此本录入。那就是说，从黄昇《花庵词选》辑录其评语而成《中兴词话》，至少在明代已有此辑本了。又如许昂霄撰《词综偶评》，系许氏弟子张宗橚辑录其师有关《词综》之评点注疏而成。该书原附于《初白庵诗评》后刊行，有乾隆四十二年刻本。许昂霄与张宗橚年代略有先后，彼此又有师弟之谊，实际以后人观之，基本属于同时代人，与后来那些时代漫不相接之辑本是不同的；且因为原来并没有许氏评点之书刊行，故此本虽出辑录，实同刊本。

　　唐圭璋先生编纂的新版《词话丛编》中，也有不少出于后人或唐先生本人辑录而成的词话。进一步考察，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为节取类：如宋吴曾原有《能改斋漫录》十七卷，卷十六、十七为“乐府”，唐圭璋先生抽取此二卷，成《能改斋词话》二卷。又如宋胡仔原有《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前集卷五十九、后集卷三十九为“乐府”，唐圭璋先生裁取此二卷为《苕溪渔隐词话》二卷。其余属于唐圭璋先生辑录的词话还有据周密《浩然斋雅谈》三卷之下卷而成的《浩然斋词话》；据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裁取卷末附论词八则而成的《吴礼部词话》；据刘熙载《艺概》节取其论词曲部分而成的《词曲概》等。辑纂与节取之异在于，前者是辑录散见各处的文字，后者则是从原书中整卷或整块的裁取而成。

　　二为辑佚类：如宋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原书已散佚，现传本为今人赵万里辑本。又如宋鲫阳居士《复雅歌词》，原书50卷，采录唐五代北宋词凡4300余首，亦有纪事，但久已不传。现存10则，系赵万里从《岁时广记》《花草粹编》等书中辑得。此种谓之辑佚，是原有其书而散佚；与辑纂类亦有不同。

　　三为辑纂类：如龙榆生辑录《彊村老人评词》，实际仅辑出朱祖谋词评三则，另有附录“近人与朱祖谋论词札”，包括“彊村老人与夏承焘书”五通、“严几道先生与朱彊村书”三通等。原发表于《词学季刊》，《词话丛编》据以辑入。又如先著《词洁辑评》，本为词选而流传未广，是今人胡念贻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词洁》辑录评语而成，始收入新版《词话丛编》。其中也有唐圭璋先生自己动手辑录的。如《张惠言论词》，是辑录张惠言《词选》自序、评语而成，兼及张琦、金应珪后序以及端木埰批注等。黄苏《蓼园词评》，是从黄苏编选《蓼园词选》中辑录其评语而成等。

　　近年来，随着词学研究的持续推进，不断有新编的“古代词话”在冒出来。这里仅以《词话丛编》的续补之作为例，看看都有哪些辑纂方式。

　　一是据总集或选本辑录：如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据聂先、曾王孙辑《百名家词钞》辑纂而成的《名家词钞评》，是把每家词后附列时人评论三、五条辑出，计得284则，各加小标题，釐为三卷；原书卷首曾王孙、聂先二家序及例言七则，亦剪裁置于各家评论之前。又如据蒋景祁《瑶华集》辑纂而成的《瑶华集词话》。其中包括原书卷首宋荦、顾景星二序，蒋景祁自撰带有选编凡例性质的《刻瑶华集述》39则；以及原书卷末所附《名家词话》等。

　　二是辑录词集评点而成：如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中乔大壮《片玉集批语》。乔大壮在为门生讲授词学时，以周邦彦《片玉集》为重要的教学案例，他在彊村丛书本《片玉集》上的批点之语，虽多简短，却有重要的词学价值。朱崇才据以录出，即成此一部词话。又如葛渭君《词话丛编补编》，据邹祗谟、王士禛编纂大型词选《倚声初集》辑其评点语为《倚声初集辑评》；据宋黄昇《花庵词选》辑录其评点语为《花庵词评》；据清初顾璟芳、李葵生、胡应麟选编《兰皋明词汇选》辑其评点语为《兰皋明词汇选辑评》等。

　　三是据某一词家多种著述汇纂而成的词话：如葛渭君编纂《词话丛编补编》，据明杨慎《升庵诗话》《丹铅总录》《艺林伐山》等辑录其涉及词之语为《升庵词话》；据王士禛《渔洋诗话》《池北偶谈》《分甘余话》《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居易录》等辑录其涉词之语为《渔洋词话》。据朱彝尊著述辑录其《词综·发凡》及所撰词集序跋题词等为《曝书亭词话》。屈兴国编纂《词话丛编二编》更延伸至现代学人，如从《胡适文存》中辑录其《词选序》《词的起原》等为《胡适说词》；据《顾随集》辑录其《稼轩词说》《东坡词说》并《倦驮庵词话》为《苦水说词》等。实际如胡适、顾随之论文，以时代言已入民国，以文体言则为现代学术形态，亦已远离传统词话之体了。

　　上述种种词话，因为屡见不鲜，大家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端详一下，就会觉得不无蹊跷。你说它是古代词话吧，可是古代并没有这些书的名头；你说它不是古代词话吧，又分明题署的是王渔洋或朱竹垞之名。事实上不要说古代没有，在唐圭璋先生新版《词话丛编》定稿时也没有，否则如王渔洋或朱竹垞这些词界大咖，唐先生是不可能弃之不顾的。

　　我承认上述各种新辑纂的词话，在集腋成裘、省却读者翻检之劳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如《倚声初集》之评点，虽然有《续修四库全书》本可供翻检，毕竟不如《词话丛编补编》更易查找。又如陈廷焯《云韶集》，真正能够看到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清同治十三年（1874）稿本的也并不多。然而我对时下颇为流行的词话纂辑之风是持否定态度的。主要理由是，正如词话是一种专门的文体，词籍序跋、词集评点、论词绝句等也都是自成一格的文体。把这些各具特点的文体杂置一处，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这样伴随着词话的与日俱增，另一面则是词籍序跋、词集评点和论词绝句的消减。当然，这种词学资料汇编一再被称为词话，在编者、出版方和读者那里似乎并没有遇到质疑与抵制，而从没有人把这种资料集称为序跋、评点或论词绝句，这也说明在这几种常见的词学文本中，其他几种皆属具体文体，而唯有词话是个无不可装的“筐”。

　　词话与诗话、曲话、文话一样，皆属“话体”。其文体特点是宽容而富于弹性，因散漫而自由。它就是一种印象式或感悟式的随感杂记，其语体风格是灵动洒脱，舒卷自如，谈言微中，可庄可谐。词话可能在有意无意间显露自己的词学主张，并且具有一定的理论含量；然而相对于今之论说体，尽可以说它缺乏体系性或逻辑性，说它不够系统，或不够精密，但它那种具有即时性与个人性的漫话体，正具有一种灵动洒脱的风致。它远离高头讲章或学究气，所谓不衫不履，亦正有其洒然自适的可喜之处。钱锺书《管锥编·列子张湛注》中曾感慨“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词话也许是各类词学论著中最接近文人慧悟的文体形式。评价词话优劣不能只讲学理，更不能讲学问。词话可能胜过今之论文、专著之处，正在于其吉光片羽、谈言微中的慧根妙悟。

　　除了词话之外，词集序跋、词集评点以及论词绝句，亦是各有其文体特点，亦各有其表现功能。尤其是词集评点，本就如凌霄之花，因攀缘而见风致，一旦脱离原词语境，其所指与能指大都不知其所云。盖评点之学，本出于宋人标抹读书之法，无论是批抹还是丹黄，离开文本则无所附丽，故评点之于原作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关系，一旦摘开则无以为质。尤其是明清的词集评点，往往以短小隽语出现，对于作为素材载体的诗词选本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虽然如《词话丛编补编》之《倚声初集辑评》等，也尽可能给出词调与首句，但评点语往往针对单句只字或整首作品，离开原词是没法领会的。

　　我们尽可以编《历代词籍序跋》，编《历代论词绝句》，编《清代论词书札》，乃至《清代论词词集录》等。当然也可以从诗话、笔记中辑录散见词话，因为文体语体相近。如果想汇辑一代词学史料，也可以像张惠民那样编《宋代词学资料汇编》。但请不要再去辑纂那些文体丛杂而名不副实的词话了。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1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