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11月3日讯 11月2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发布《2023年第三季度宏观政策报告》，对“如何在短期内扩大消费”进行专题分析。

　　报告指出，2012年到新冠疫情暴发以前，居民消费总体而言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消费增速超过GDP增速，消费内部呈现了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升级。这些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特征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基本一致。而疫情暴发以后，消费增速大幅放缓，消费显著低于趋势值。

　　“这些新变化显然不是疫情之前那些制约消费增长的中长期因素所导致，而是有新的因素制约了消费增长。”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认为，疫情暴发以后消费增长的下降可以分解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下降和消费倾向的下降。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大部分来自于全社会金融资产增速的下降，或者说来自于广义信贷增速下降。

　　报告认为，疫情过后，消费场景限制对消费的制约消失，短期内恢复消费增长的最重要依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广义信贷增长，带动全社会金融资产增长，让居民、企业和政府口袋里有钱；二是给定居民、企业和政府持有的金融资产，消费和投资的支出倾向提高。考虑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社会总收入中的比重相对稳定，做到以上两点，才能通过提高总支出提高总收入，进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

　　报告分析，无论是降低政策利率，还是公共部门增加举债和提高公共部门支出水平，都能有效地提高广义信贷增速和给定金融资产下的支出比例，在短期内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便是将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考虑在内，中国政府并没有过多举债。政府债务增量在全社会债务增量中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通过增加信贷，增加名义收入，钱能不能到居民手里？对于这个问题，张斌回应称：“当经济过于低迷的时候，低收入群体收入受损更严重。逆周期政策帮助经济走出低迷局面，其实是改善而不是恶化了收入分配。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验证了这个观点。”

　　“通过提高信贷，增加名义收入，进而提高消费支出的做法，只有在需求不足环境下才会发挥明显的作用。需求不足环境下，这个做法提高了总支出水平，提高了全社会的真实产出水平，也提高了真实消费水平。如果不存在需求不足，或者是需求过剩环境下，提高信贷和名义收入，更多会带来通货膨胀提高，而不会提高真实消费水平。”张斌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