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传统节日，凝结着世世代代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认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今天，如何进一步深入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丰富传统节日的时代表达，尤其是让年轻一代的“DNA动起来”，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为此，我们今起推出“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与时代表达”系列圆桌谈，与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业界人士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编者

　　嘉宾：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郑土有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刘大先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

　　主持：邵 岭 本报记者

　　传统节日是千百年来民众自发进行的有效选择

　　主持人：毋庸讳言，传统节日在今天发生了变化。比如人们往往觉得节味淡了，活动少了，习俗丢了，尤其是在年轻的群体当中，似乎没那么有吸引力了。各位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刘大先：今天谈的传统节日，我想应该做一个范围的界定，是前现代时期、与普通民众的生计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顺应自然节律而形成的那些节日，比如说春节、清明、端午、中秋。

　　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这一点。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进入到11月份以后，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都陆续开始过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年节了。去年一年我在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挂职，11月13号是农历十月初一，羌族过羌年的日子，11月20号那天，彝族正好在过彝年。苗族的苗年、侗族的侗年也大致要到了。从由北向南的地理上来看，这些节日的时间大致都在农历的10月到11月之间，是收获的季节，农忙结束之后，大家进行丰收后的庆典，祭祀神灵，祈祷福佑，亲友相聚欢宴。节日的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劳作过程当中的间歇，一个缓解与休息的时间，在间歇当中，人们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歌舞、聚餐，实际上形成了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

　　再比如蒙古族的那达慕，一般是农历六月初四之后，这是水草丰茂的夏季，牧民人欢马腾的季节，人们才有精力聚会欢庆宴饮，而不是在风雪交加的秋冬季节。

　　所以，文化有着最现实的源起，传统节日的发生一定有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根源，跟它们所产生地方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与劳作和休憩相互调谐的生活节奏紧密相关。在过节时，人们从生理到心理上得到调节、松弛，积蓄了身体、情感和精神能量，以便于进行到下一次的再生产当中。因此，在农耕时代，或者说在农耕主导生活节奏的地区，节日具有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双重内涵，属于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到了现在，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一点，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那种自然节律，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对很多人的生活发生的影响日益减小。传统节日的功能，也就必然随着生活本身的变化发生变化，有一些功能确实淡化了。

　　郑土有：大先说的我非常同意。传统节日是千百年来民众在长期的生存活动中，为了适应天时地利等等各种自然环境和条件，而进行的非常有效的选择，从它的产生来说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即便到了今天，如果我们离开城市，去往广大中小城镇以及乡村地区，会发现当地民众仍然有滋有味地在过节。我曾经连续五六年在春节期间去河南的鹤壁浚县，那里正月里有一个大丕山的古庙会，是华北地区四大庙会之一，据说每年参加人数都在四五十万。今年我又去了广东的潮汕地区，每个乡镇每个村落在元宵期间都有大量的活动，也是人山人海。同样的，在陕西的农村地区，春节期间社火表演也是红红火火，除了少量由政府组织，绝大多数都是民众自发的。

　　主持人：专家们刚才所说的其实说明了两点。其一，传统节日与农耕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是应农时而产生的，因此，判断是不是节味淡了、活动少了、习俗丢了，有一个观察角度的问题，并不能一概而论；其二，即便到了今天，传统节日依然有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应该对它们在民间的号召力抱有信心。

　　郑土有：是的，经过长期的传承，很多的民族精神已经浓缩在了传统节日之中，渗入了老百姓的血脉当中，也许平时感觉不到，但是非常容易被激发出来。

　　与此同时，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来看，传统节日从来不是固化的，而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叶舒宪：传统节日的自我更新与时俱进，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端午节。

　　端午节起初是在季节转换之际的防疫节日，我们目前知道的很多端午节的习俗，包括划龙舟、挂菖蒲、雄黄酒、放王爷船、兰汤沐浴等，都是为了送走瘟神——也就是避免瘟疫流行而设计的。到了六朝以后，端午节才成为一个纪念屈原的节日。不仅纪念屈原，还包括伍子胥和曹娥等。

　　而到了科学昌明的时代，老百姓对于瘟疫有了正确的认知，端午就成了“粽子节”。这其实也是历史变迁导致的文化和记忆断裂。

　　郑土有：我顺着叶老师的思路讲，类似的例子还有清明和七夕。清明节发展到后来，就是把上巳节、寒食节的内容融在了一起；七夕节最早是乞巧之意，然后又跟牛郎织女的传说混合在了一起。这就是传统节日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即有一个从单一到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传统节日完成了各种文化要素的积累和沉淀，从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与此同时，在传统节日的发展沿革中，还有一个特点，叫万变不离其宗。比如宋代的时候，到了春节，人们把祝福写在纸上送到对方家门口，叫投帖；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会互相寄贺年明信片；现在演变成了发微信拜年。形式变了，但是祝福的核心没有变。而那个没有变的核心，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仍然需要传统节日的原因。因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各种载体，而传统节日在这方面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比如春节期间拜年、发压岁钱的习俗，内含着敬老爱幼的核心；节日里走亲访友互赠礼物，就能够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社火、舞龙舞狮，都会使社区之间的人际关系得到缓和改善。

　　发挥传统节日的当代价值，须同时“向内”和“向外”

　　主持人：郑老师把我们的话题引到了下一个阶段：传统节日的当代价值。

　　刘大先：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补充一些我的观察。仍然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例，尽管地处西南偏远山区，尽管农业还是占据了很大比例，但由于人口、技术、信息的流动，人们的生活显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今日的羌年依然具有亲友之间欢聚、分享劳动果实这样的原初功能，就像郑老师说的，这是一个基础内核。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把原来的羌年活动进行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意式改造后，有意地加入了一些新创编的歌舞歌曲，和释比的表演性仪式。释比就是类似于彝族的毕摩，或者汉族某些地方文化中的道公与端公那样的角色。这个过程中许多原先的形式就发生了变化，那些新创的表演，已经逐渐剥离出了原来的神圣性与信仰内涵，更多的是作为文化符号，提供给外来游客观赏。原先比如说祭祀过后，亲友乡邻们要吃宴席，大家一起来分享食物，主要是族群内部的行为。现在会跟外来的游客一起分享，并且给这种分享又赋予了一种文化上的意义，展现了羌族是一个特别有分享意识的民族。

　　也就是说，羌年在今天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乡村振兴、文化旅游开发的展演项目了。对于这种现象，不能说它就扭曲了传统，因为原族群的人们同样能在这个节日中感受到集体的氛围和快乐，而同时它通过一些文化符号的抽绎，把它的符号价值转化成具有流通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文化产品。这样一来，本来是地方性、族群性的节日，实际上就扩大为其他地方、其他人群能共享的节日了。

　　这种共享和扩大的过程，也不是今天这个时代才发生的变化。任何一个族群性的、地方性的节日，如果想在历史进程中依然具有传承的活力，就需要在文化传播、文化接触的过程当中，保持自身精神文化内核的同时，不断把自己的边界扩大，成为其他不是本地的、本族的人也能共享的文化产品。这个时候它才能具有活力，能够继续传承下去，而不是成为一种博物馆式的存在。我把这个过程概括为“向内转”的自觉与“向外转”的共享相结合——向内转，挖掘其精神文化内涵；向外转，扩大推广给更多的受众。这可能是传统节日有效地发挥出其当代价值的途径。

　　叶舒宪：挖掘传统节日的精神文化内涵，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可以从一个事情切入。明年春节的放假安排大家都注意到了，初一到初八。现在大家把这段时间统称为春节长假，实际上这期间每一天都是不同的节日。比如根据《荆楚岁时记》，正月初七为人日，要登高赋诗。这不就是古人的诗歌节吗？所以《全唐诗》里有那么多以《人日》为标题的诗。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这些年，通过法定假日的形式，至少在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人们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但是如果没有一些精神性的内容充实进去，大家就是休闲玩乐一番而已。所以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尤其是在城市里，传统节日就简化成了吃的节日。民俗饮食当然是必要和必须的，但是如果缺失了精神的引领和提升，那是对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极大浪费。比如是不是可以恢复人日礼俗之登高赋诗，和我们的诗词传统对接起来，把正月七日为人日典礼化、仪式化，就能带来许多充实而有益的精神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增加节日生活的正能量和积极导向，给正月从初一到十五之间增添精彩内容。从初七的赋诗到十五的猜灯谜，就完整串联成为一个培育诗意和启迪智力的新春节。

　　主持人：的确，激活传统节日的当代生命力，放假是第一步，但同时也需要很多内容来充实人们的假日生活。

　　正如几位专家所言，因为传统节日的源起与农时息息相关，所以在今天，当整个社会都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如何让城市里的年轻人产生对传统节日的亲近感，让传统节日更多地进入城市生活，关系到传统节日在未来的延续与发展。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我们将在下一期的圆桌论坛与大家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