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雅事】

　　作者：李依桐（北华大学音乐学院教师）

　　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和评论家。纵览其评论著述，虽然笔墨主要集中在文学和美术领域，但他的音乐评论同样不容忽视。在近代学者和文人中，他尤以深厚的音乐素养而知名。

　　在法国留学期间，傅雷广泛学习西方艺术理论，并受罗曼·罗兰影响，对古典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极高的文学素养和音乐素养，傅雷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还翻译了借鉴贝多芬形象而创作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

　　20世纪中前期，国内的音乐评论较少，傅雷以音乐圈外人的身份，留下了大量很有见地的音乐评论。与专业音乐评论者相比，傅雷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广博。他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等各个领域，都有着极为渊博精深的知识。所以，他谈论音乐时总是能旁征博引，融汇中西。

　　傅雷认为，“凡是一天到晚闹技巧的，就是艺术工匠而不是艺术家。一个人跳不出这一关，一辈子也休想梦见艺术”，“要能控制感情，而不是让感情控制。假如你能掀动听众的感情，使得他们如醉如狂，哭笑无常，而你自己屹如泰山，像调度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一样不动声色，那才是你最大的成功”。

　　傅雷十分敬佩贝多芬和肖邦，但他最欣赏的，是历尽沧桑而纯真不改的莫扎特。在中国人对这些大音乐家的接受史上，傅雷的译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让傅雷与音乐进一步结下不解之缘的，则是他的儿子傅聪。傅雷总是教导儿子，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

　　闲暇时，傅雷、朱梅馥夫妇爱用家中一台老旧的唱机听西洋唱片。学过钢琴的朱梅馥在工作之余也会为傅雷弹上一曲，傅雷总会品评一番。

　　受父母的影响，傅聪三四岁时就喜欢听古典音乐，傅雷回忆，“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还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傅雷当时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受用不尽”。

　　在父母的规划下，傅聪在7岁半时开始学习钢琴，启蒙老师是傅雷的好友数学家雷垣。傅聪9岁时，傅雷的好友、男中音歌唱家林俊卿将他介绍给原上海交响乐队创办人、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

　　虽然傅雷小时候上的是西式教会学校，还曾留洋读书，是研究西方艺术史的大家，但在子女教育上，他一直坚持中国式教育信条——因材施教、“子不教，父之过”和“先做人，再做事”。他一再严厉地告诉自己的儿子们，要用一颗“赤子的心”，去做你真正擅长的事。所以他坚决不让小儿子傅敏学习音乐，认为他更适合当一位教师。傅雷也无愧于父亲之名。日后，傅敏的确成了一位优秀的老师，而傅聪则成了中国第一代享誉世界的钢琴家，证明了傅雷当年的眼光。

　　在上海的居所“疾风迅雨楼”里，傅雷经常一边在客厅和好友聊天，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楼上的动静。傅聪在那里练琴。如果有一阵儿傅雷没有听到响动，就会用一根长竹竿使劲捅楼板，敦促儿子认真练琴。

　　傅聪回忆那段经历时说，有时经常一边练指法，一边偷偷把《西游记》《水浒传》之类的闲书架在琴谱上，边弹边看，看到精彩处，手指就绞在了一起，这时楼下的父亲总能马上发现。有时，傅雷还会走过去一声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样，吓得人魂飞魄散”。

　　为了让傅聪有更多时间练琴，傅雷把他从小学退回家中，亲自为儿子撰写语文课本，从先秦诸子和《战国策》《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中选材料，在家里教他语文，另请老师教他英语、数学。傅雷让儿子们读《论语》，但他从来不给他们解释《论语》的道理，而是让他们解释给他听。

　　直到傅聪17岁时，傅雷才认定他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

　　为了让儿子学钢琴，傅雷为傅聪抄录了大量的练习曲。有时，傅聪犯了懒，傅雷甚至会通过暂时禁止他练琴来惩罚他。在傅雷看来，如果你不是真正地热爱音乐，你就别乱弹琴；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流的艺术家，那么他也绝对不希望你成为二流的——要做就做到最好，这就是傅雷的教育。

　　傅雷还经常与傅聪争论一些音乐问题，父子俩有时甚至因此而发生激烈的矛盾。傅聪认为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鸣曲》要比父亲肯定的第九首《“克勒策”奏鸣曲》重要。傅雷勃然大怒，认为傅聪狂妄。而傅聪则离家出走，住进朋友家中。一个月后，傅雷才接回傅聪。

　　翻译家宋以朗在整理父亲宋淇的信时，发现傅雷为傅聪借用钢琴，给宋家至少写过两封信。第一封中写道：“阿聪借用邝家的琴，早晚必要敲得不成样子，在我们也不能交代。而他学琴已成骑虎，看来买琴一事，在所难免。你能否代问邝老太太，有意将该琴出让否？若然，我可请人估价，再函征同意。倘邝府仍欲保留，则我们则需及早托人物色。目前留沪洋人，十九已经走掉，卖出来的琴也没有了；而文工团等等又从内地到沪大批采购；再等下去，恐怕就要买不到琴，或能买到而只是七拼八凑的再造三造的砌码货。梅馥为此着急，屡次催我写信问你，我因忙于工作，搁到现在。希望你早日给我回音。”宋以朗感叹，当时傅雷不遗余力支持儿子的音乐追求，绝非易事。

　　傅聪在海外求学的日子里，傅雷不断地给他写信，谈人生，谈艺术，其中有不少是关于音乐、关于钢琴的真知灼见。有的信洋洋洒洒，竟有八千多字。这些用工笔小楷书写的、凝聚着一位父亲心血的家信，最后竟成了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家书。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29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