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月10日消息（记者唐婧）“双碳”目标的提出，对我国金融业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朱民日前建议，金融业必须充分认识到碳中和的战略意义，要构建与碳中和目标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

　　2020年9月，中国宣布，2060年要努力实现碳中和，并且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朱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绿色金融规模全球领先。2021年上半年绿色贷款达到13.92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一，但整体规模仍不够。未来迈向零碳社会，金融从绿色走向零碳也尤为重要。

　　不过，朱民也提醒，从绿色金融到零碳金融是一个巨大的跨越，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于我国金融体系甚至国际金融市场来说，为碳中和提供融资，面临规模巨大、借款期长，风险和不确定性较高等风险。

　　朱民表示：“现有的金融资产，因为资产价格的变化，比如重碳的资产价格会下降，零碳、低碳的资产价格会上升，会引起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引起居民、企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根本调整，这是一个巨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

　　研究结果显示，如果2050年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大约35%的石油储备、52%的天然气和88%的煤炭储备将成为“搁浅资产”，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贬值。清华大学绿色金融研究发展中心的研究显示，如果碳价上升、新能源价格下降，煤电公司对银行贷款的违约率会在10年内攀升。因此，需要金融业对此进行管理，其最上层的框架是需要构建中国模式的货币政策。

　　朱民说：“我们货币政策，传统是以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两支柱’，现在会走向增加碳中和目标的‘三支柱’，因为碳中和转型会引起金融的不稳定，引起金融的波动。货币政策必须考虑进去，模型、估算、测量都必须考虑进去。与此同时，碳中和的增长目标和经济增长息息相关，和就业息息相关。所以，推进经济结构变化，就需要我们有结构性的货币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朱民认为，整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系统也必须发生变化，就是要和碳中和一致。朱民说：“比如巴塞尔协议的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就要调高高碳资产的权重，降低绿色资产的权重，这个就要很谨慎，需要对模型进行计算。第二支柱，要鼓励开展气候变化和碳中和转型的压力测试，转型过程有很大的风险。第三支柱的市场约束下，要强化气候变化的披露。整个监管政策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