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都与城、大与强、舍与得的思考与权衡中，找到了城市规划发展的正确方向。

　　6月27日，在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开幕会上，蔡奇同志在报告中说，五年来，我们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打好疏解整治促提升“组合拳”，一大批一般制造业企业、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有序退出，拆除违法建设超2亿平方米。严格落实“双控”及“两线三区”要求，实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的目标，城乡建设用地减量110平方公里，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

　　从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获批，北京开始瘦身健体，查补短板，实施“减量发展”。五年来，北京走出了一条高质量的减量发展之路。如今的北京，更加注重减量提质，更加注重内涵集约，更加注重宜居生活，城市发展实现了从集聚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功能谋发展的重大转变。这样的新思路、新转变、新实践，让减量的北京不断释放增量的美丽。

　　功能疏解说来容易，操作实难。现代城市多在追求集聚、增长上做文章，通过吸引人才、资金、项目，不断做大城市、做全产业。而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本身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断然减量，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内部阻力和外部压力。这中间，所牵动的，有城市发展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也有涉及的各方人事和具体利益，艰难可想而知。

　　五年来，北京疏解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近20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市场和物流中心640个，不仅影响着经济运行数据，也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从业人员。更不要说城六区常住人口连续下降，以及城乡建设用地连续减量。可以说，非有透视历史的视野和洞悉未来的决心，不可能在短短5年时间实现这样“壮士断腕式”的转变。

　　北京过去五年的成绩单也表明，北京确实在都与城、大与强、舍与得的思考与权衡中，找到了城市规划发展的正确方向。那就是，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应坚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刚性约束条件，确定人口总量上限、生态控制线、城市开发边界，实现由扩张性规划转向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该去的坚决去，该调的强力调，该转的马上转。瘦身不是不发展了，而是为了追求更可持续的发展。

　　以一度人潮涌动的“动批”“大红门”为例。过去的天和白马市场现在是北矿金融科技大厦，四达大厦改造后更名为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世纪天乐市场变身北京金融科技中心……如今，静下来的大红门地区正打造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首都商务新区。可见，北京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已经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

　　北京的减量发展，也带来多个增量。其一，是北京本地的高质量发展。权威信息显示，目前，北京公共服务布局更加优质均衡，一刻钟社区服务圈覆盖率提高到98%，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从2015年的67.2%提高到2020年的86.8%；200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得到综合整治；科技、商务等高精尖产业新设市场主体占比由2013年的40%升至2021年的62%，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降低24%，超额完成总规目标；2021年PM2.5年均浓度降至33微克/立方米，比2017年下降43.1%，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市民享受到更多蓝天白云。

　　其二，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提速增效。2013年至2021年，天津来自北京地区的投资累计11355.89亿元，占天津利用内资的比重为38.3%；截至2021年末，河北累计承接京津转入法人单位2.9万个、产业活动单位1.1万个。三地瓣瓣同心，携手下好“一盘棋”，协同发展不断向纵深拓展。

　　此外，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承接地，河北雄安新区也取得新进展，“未来之城”的画卷正徐徐铺展。

　　作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北京的生动实践也为全国乃至全球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集聚什么样的产业，疏解什么样的功能，如何在转变动力、创新模式、提升水平上下功夫，怎样破除思维定势，加大区域协同发展力度……在这些困扰超大城市发展的问题上，北京已经取得了理想的成绩。接下来，理应乘势而上，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持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完善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水平，逐步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