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赴一场流调战
6月11日,北京市报告1例本地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打破了之前56天无本地新增确诊病例的局面。随后几日,病例数持续增加。6月16日,北京市将应急响应级别升至二级,拉响了首都战“疫”警报。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控组的部署,6月18日,江苏、河南、浙江和山东4省分别派出流调队,驰援疫情较重的北京市丰台区和大兴区。20余天的鏖战,“驰援部队”与“驻京部队”并肩战斗,共赴一场流调战。
精英汇
这是一支由4个省组成的共40人的流调队,每省10人,均为各省疾控中心的一线疾控人员,平均年龄38岁,可谓年富力强,其中5人有援鄂抗疫经历。
王福如就是其中一员。身为江苏省疾控中心驻丰台区流调队队长的王福如,此前曾赴湖北黄石参与当地抗疫工作。
王福如告诉记者,6月17日下午接到任务后,当晚10点,江苏省援京流调队便组建完毕。队员们均具有丰富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应急处置经验。
“在未做动员的情况下,半小时内就有113名同志踊跃报名。”河南省疾控中心驻丰台区流调队队长康锴说,6月17日晚,该省疾控中心从报名者中选取了10名精兵强将,这些队员平均工作年限12年,多人曾在全国卫生应急技能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6月17日晚,对赴京的山东省疾控中心流调队队员而言,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山东省疾控中心驻大兴区流调队队长袁群告诉记者,自1月20日山东省发现第一例输入病例开始,多数队员已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连续奋战了近5个月。接到命令的那一刻,大家没有犹豫,马上收拾行囊。
6月18日晚,4支生力军准时汇聚京城,分成20个流调小分队,抵达疫情最为严重的丰台区和大兴区,并在第一时间与两地疾控中心汇合,完成工作对接,迅速投入战斗。
战斗
浙江省疾控中心驻大兴流调队队长何凡告诉记者,6月18日抵京后,立刻与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大兴区疾控中心进行全面沟通,协商明确了具体工作任务和人员分工职责,制订了《浙援京疾控队伍工作方案》,并根据专业特点和大兴防控工作现状,将队员分别划入现场流调处置组、疫情审核管理组和疫情研判分析组。
本次疫情的暴发中心——新发地市场商户众多,人流量巨大。为了将疫情规模控制在最小范围,需要对每一例病例进行快速而精准的流调,迅速摸清其发病前14天内的活动轨迹,锁定所有的密切接触者并加以控制。
由于病例报告往往是在下午或晚上,因此,很多工作集中在午夜时分。队员们撰写完流调报告并整理完密接者信息表时,往往已是东方破晓。天亮之后,他们又要开始准备现场调查。
“我们与大兴区定期开展疫情信息数据交流与沟通,掌握国内外及大兴区疫情发展动态,建立病例一览表,提取每份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中的重要信息,形成专题分析数据库。”何凡说。
他们协同山东援助队,对大兴区65例确诊病例、5例无症状感染者和14起聚集性疫情数据开展深入分析,形成大兴区疫情日分析报告16份与专题分析报告2份,涵盖大兴区疫情发展趋势、感染来源、暴露特征、发现方式和隔离情况等多个方面的内容,预测疫情发展趋势,提出措施建议。
印记
“太多难忘的经历。”谈及流调中的印记,王福如感慨道。
在一次确诊病例的流调过程中,王福如和患者事先电话沟通面对面流调事宜。得知这位患者的手机充电器落在了首次就诊的医院,且手机很快就要断电,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队员们当即决定,即刻赴地坛医院对其开展面对面流调,并带去手机充电器。当驱车20多公里到达地坛医院的队员走进隔离病房、递上手机充电器时,患者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调查结束时,患者的一句话让王福如印象深刻。“我的手机24小时为您开机,如果还有需要补充的信息,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在后来的调查中,这名患者向流调队提供了很多密接排查的线索。
康锴说,某日晚,河南援京流调队获知丰台疾控临时接到凌晨入户采样任务。防疫队5名队员从当日晚11时至次日上午9时,深入4个高风险的社区,入户对重点人员进行调查采样。当脱下已经穿了近10个小时的防护服,携带来自16个高危家庭的25份静脉血、25份咽拭子和65份环境标本回到丰台区疾控中心时,大家才意识到已经连续工作了25个多小时。
促提升
20多天的抗疫工作,康锴和同事们不仅注重高质量完成调查工作,还在繁杂的事务中抽出时间进行系统梳理和经验总结。
“首先是守初心,以包容心和爱心关怀群众。”康锴说,当遇到被调查者的不配合甚至质疑、谩骂时,要忍耐、包容、换位思考。例如在得知某患者因担心年幼孩子情绪低落时,队员们自费购买玩具并及时送去,当面解开了患者的心结;在得知一位患者还有抑郁症时,多次电话安抚,并联系隔离点人员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其次是要定恒心,以平常心和耐心抽丝剥茧。”康锴表示,要耐心引导被调查者根据重要或特殊时间节点回忆活动轨迹,耐心走访各种重点场所,串联信息。通过组织队内讨论分析,梳理聚集性病例之间的关联,结合流行病学史、实验室检测和环境卫生学调查结果追查传染来源。
“还要强信心,以责任心和细心追根溯源。”康锴坦言,要精细调查,不放过任何细节和可疑信息。充分利用支付记录、刷卡记录、乘车记录,通过调取监控、实地走访、专班协助、多方印证信息、报告互相对照等方式,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对流调报告字字斟酌,句句把关,留下铁证。
何凡告诉记者,在援京期间,他发现大兴区在本次疫情防控中有大量的好做法。比如,公安、卫生、社区“三合一”流行病学调查处置模式,特别是公安通过蹲点疾控、现场协同调查,不仅有效提升了调查对象的依从性,还能及时核查病例的活动轨迹。
“政府主导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是重大疫情防控的最佳选择。”袁群说,抗击突如其来的疫情,单靠一个部门一个行业是无法打胜仗的。北京的此次抗疫,在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各部门各负其责,疾控负责流调、检测和消杀,医院负责病例救治,其他部门负责密切接触者管理、社区防控、人员筛查、大数据核查等,效果明显。但仍需进一步通畅各部门间信息共享渠道,以便防控工作协调一致,更合理地分配各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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