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生就是给患者健康，给患者幸福，这也是给自己的幸福

　　那天在杭州树兰医院，我和李兰娟一起从二号楼走到一号楼。医院走廊上，好几个人驻足观望或亲切地和她打招呼，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位73岁的院士成了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

　　李兰娟的身份很多，这次又多了一个——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在这个让全社会关注的六人小组中，她的年龄仅次于84岁的组长钟南山院士。很多人说，从他们两位身上，看到了国之大医的情怀与担当。

　　四个多月中，李兰娟三次主动请缨亲赴武汉。第一次是1月18日，她以传染病专家的身份前往武汉研判疫情；第二次是2月1日，李兰娟率医疗队出征，进入专门收治重症病人的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东院，接管了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和CCU(心脏重症监护室)，一直工作到3月30日；第三次是5月31日，她去武汉了解集中核酸排查情况，根据对四组重要数据的分析，她表示：武汉是安全的，武汉人是健康的。

　　现在的李兰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前的李兰娟曾担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年轻时的李兰娟，是老家浙江绍兴夏履桥村的一名赤脚医生。

　　在李兰娟看来，高中毕业当赤脚医生的那两年，干得红红火火。先被大队送出去培训了几个月，回来后什么病都看。“有人生小孩了，我要去接生；血吸虫病来了，我要带领农民到田沟里找钉螺，还要收大便做孵化，然后在医疗队的指导下治病；我练了一手不错的静脉针，还要给小孩子打疫苗；农民脚底生了大脓疮，我要做切排。妇产科、儿科、内科、外科什么都做，流感来了，就用大锅煎中草药，挑到农民家里去，给他们每人喝一碗。有的村民生了肿瘤，要送杭州的大医院，也是我送。”

　　当时，一个农民一年交5毛钱的合作医疗费，大队再贴5毛钱，全村1300多个村民，一年有1300多元。他们在合作医疗看病，报销70%，外面看病报销50%，在李兰娟手上一年能结余200元。“我还组织6个老农民上山采药，存放在很大的药柜里，农民吃中草药都不要钱。”

　　从医50多年，担任过一些行政职务，但李兰娟的自我定位始终是一个医生。现在，她每周还要看两个半天的专家门诊，并定时查房。这次疫情中，她第二次赶赴武汉后，刚开始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整天守着重症病人，不少人担心她这么大年纪了，会不会累病，会不会被传染。

　　李兰娟对我说，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工作是美丽的。“我有被传染的思想准备，但我要做好防护，尽量不被传染。虽然没有特效药，但我随身还是备着一些药，万一被传染了，我就吃药。”

　　第一章：三进武汉

　　高渊：前一段时间你又去了一趟武汉，是这次疫情中的第三次吧？

　　李兰娟：对，这次是5月31日去的，目的是了解武汉集中核酸排查的情况，发现这座城市已经基本回归正常。

　　从5月14日以来，全市有将近990万人做了核酸检测，加上之前已做过检测的，加起来有1090.9万人。除去6岁以下的儿童，武汉的核酸检测确实做到了全覆盖，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

　　高渊：对于核酸排查的情况，你最关注哪些数据？

　　李兰娟：有四组数据特别重要。一是筛查出300名无症状感染者，检出率为十万分之三。这说明，武汉无症状感染者在全人群中的占比极低，加上已发现的所有无症状感染者均已隔离观察，也就是说，平时遇到无症状感染者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二是对106名无症状感染者的痰液和咽拭子样本进行了病毒培养，都没有培养出活病毒，而且这次排查出的无症状感染者无一例转确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三是从分布来看，武汉市没有筛查出无症状感染者的小区占比近97%。

　　四是6月1日那天，武汉市疾控中心对全市自来水、生活污水、出租车、公交车、地铁车厢及车站、商场、餐厅、公园等采集擦拭样，并采集了部分宠物的样本，共2314份样品，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高渊：看到这些数据后，你的结论是什么？

　　李兰娟：这四组数据已经充分说明，武汉是安全的，武汉人是健康的。希望大家都能相信检测结果和武汉的绿码，对武汉和国内其他城市一视同仁。

　　高渊：在这次疫情中，上次有类似的心情是什么时候？

　　李兰娟：那是今年三八妇女节，我已经在武汉一线工作了一个多月。那天，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来看望我。我跟他说，根据我对疫情的判断，到3月20日左右，武汉的新增病例和新增疑似病例可以双清零。双清零以后再过两到三个星期，如果没有新发病例，武汉就可以解除封城了。他听了之后也很高兴。

　　高渊：后来的实际情况符合你的预期吗？

　　李兰娟：结果武汉实现双清零是3月19日，而解除封城是4月8日，正好距离双清零三个星期。

　　第二章：二进武汉

　　高渊：第二次赶赴武汉是哪天？

　　李兰娟：2月1日去的，一直工作到3月31日离开，整整两个月。刚去的时候，情况还是很严重的。那天刚下火车，火车站有几个服务人员看到我说，李院士来了，我们有救了。听到这话，我挺伤心的。

　　我向国家卫健委提出，把我派到收治重症病人的医院去，他们说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东院全是重病人。我们是凌晨4点40分到的，到宾馆洗漱一下5点多了，休息了三个小时，9点跟院方一起开会，先了解情况，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高渊：你们接管了哪几个病区？

　　李兰娟：我们要求负责病情最重的病人，所以派我们进驻了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和CCU(心脏重症监护室)。当时ICU的病死率很高，达到80%以上，还有一批批重病人不断送进来。

　　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东院是一家全新的医院，也是这次疫情中的定点医院。刚开始收了200个病人，后来增加到400个，再后来增加到800个，全是重病人。

　　高渊：你带了一支多大规模的团队？

　　李兰娟：我们这支团队中有来自感染科、重症医学科、人工肝治疗科等方面的精兵强将，一共十个人，是一支“小而精”的团队。同时我们还带了30多箱物资，包括人工肝的机器、耗材，还有微生态制剂、干细胞等。我们还用“四抗二平衡”的救治理念，帮助医院为这两个病区整章建制。

　　重病人中有一个是这家医院的护士，一度生命垂危，瞳孔散大到九毫米，处于昏迷状态。我对我们团队下了“死命令”：全队要全力以赴救治，绝不能放弃。我们先后为她进行了三次人工肝治疗，我也每天关注她的情况，指导抢救、制定方案，加强气道管理，加强抗感染、抗休克，调整紊乱的内环境，精细化护理……终于把命保下来了，现在她已经康复出院。

　　我们团队的成员也非常辛苦，比如一位人工肝专科护士，从早上8点进ICU，要到晚上11点才能出来，防护服又闷又热，非常辛苦。靠大家的努力，我们终于把病死率慢慢降了下来，许多危重病人被救了回来。

　　高渊：除了在医院直接救治重病人，你在武汉还做了什么？

　　李兰娟：这家医院是武汉抗疫的重点战场之一，集中了12支各地来的医疗队，有3500多名医护人员协同作战，我抽空给每支队伍都做了培训。我还到雷神山、火神山医院，跟医务人员分享救治经验。

　　在抗疫过程中，我们对病毒的认识不断增加，我还带领团队进行科研课题研究，为抗疫建言献策。我还去方舱医院现场勘查，对于这么多病人住在一起，吃饭怎么办，大小便怎么办，洗脸洗脚洗手怎么办，医务人员隔离怎么办等问题，我也提了一些建议。

　　高渊：其实，二进武汉不一定非要你亲自去吧？

　　李兰娟：确实是我自己要求去的。有人说你都70多岁了，还深入重病房，万一被传染了怎么办？

　　这是新发传染病，我当了几十年的传染病医生，有责任亲自去看一看，一定要想办法把病死率降下来。因为武汉防控关系到全国，也关系到世界。

　　第三章：一进武汉

　　高渊：疫情中第一次去武汉之前，你就注意到这个传染病了吗？

　　李兰娟：我是传染病专家，对这方面的信息特别敏感。从12月底开始，我就关注这个疫情。早期的时候，听说发现了少量病例，后来又说忽然增加了，还知道是冠状病毒。我想这一定要高度重视，1月17日就主动向国家卫健委请缨，要求去武汉研判疫情。

　　第二天，他们通知我马上出发，当天赶到武汉。因为临近春节，杭州到武汉的机票早就卖完了，我坐的是一趟比较慢的火车，带了两个人，一位是感染病临床专家，一位是病毒专家，我们临时补了三张票，挤在两节车厢之间的列车员休息室里，一路上都在讨论这个病毒。

　　高渊：到了武汉之后，你主要做了什么？

　　李兰娟：18日晚上到了武汉后，我就和当地医院院长及有关专家交流，目的是了解医院到底有没有人传人。他们告诉我，已经有医务人员被传染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去了三个地方：华南海鲜市场、武汉市疾控中心和金银潭医院。下午我们开闭门会议，钟南山院士是组长，由他主持会议，他让我第一个发言。

　　我先肯定了武汉市疾控中心能及时发现冠状病毒，然后谈了几点意见。第一点，因为已经有医务人员感染，肯定存在人传人；第二点，按照非典时期的经验，新冠肺炎应该升格为甲类传染病管理，这样根据法规才能进行隔离；第三点，春节快到了，会有人口大流动，应该要求大家尽量不要到武汉来，武汉人不要出去，就是不进不出；第四点，马上腾出几家医院，准备收治病人，同时要允许医院做病毒检测，因为按规定医院不能检测，都要送疾控中心检测，但时间太长；第五点，要用大数据的方法来发现传染源，控制传染源；第六点，要尽快开展科学研究。

　　高渊：专家组的其他专家赞同你的意见吗？

　　李兰娟：接下来专家们谈的都围绕这些内容，大家都同意，意见非常一致。闭门会开到傍晚5点，一起开会的国家卫健委的相关领导向北京作了汇报，决定连夜去北京。

　　高渊：到了北京后，你们向哪个层级的领导报告了疫情？

　　李兰娟：去北京的路上，国家卫健委已经把情况向国务院报告了。我们到了北京后，连夜整理材料，一直写到半夜1点多。第二天早上8点半，专家组全体成员向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然后10点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增加一个议题，听取疫情汇报，钟南山院士和我列席了会议。

　　会上先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克强总理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然后是国家卫健委、湖北省汇报，钟院士和我也作了发言。疫情汇报环节结束后，克强总理和春兰副总理还把钟院士和我送到了门口。

　　当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战役就打响了。当晚，我们高级别专家组六位专家，一起接受了媒体采访，我发言时特别加了一句，要关心武汉的医务人员，他们每时每刻都有被传染的风险。

　　高渊：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北京的？

　　李兰娟：21日上午，我去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指挥部，建议可以用大数据来做好疫情防控。下午参加了科技部的科研工作会议，讨论怎么加强抗疫科学研究。晚上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他们也参加了前一天国务院的会议，也是探讨如何加强科学防控。

　　当晚十点半，我坐当天最后一个北京到杭州的航班，到杭州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高渊：为什么不在北京再住一晚，要这么赶？

　　李兰娟：因为第二天22日上午，我在医院有专家门诊，没有特殊情况我从来不缺席门诊，病人是不能拒绝的。

　　第四章：唯一选择

　　高渊：1月23日凌晨，决定上午十点武汉封城。在你看来，封城在当时是唯一选择吗？

　　李兰娟：我之所以在武汉就提出，一定要做到不进不出，这也是2003年非典防控留下的经验。传染病是最铁面无私的，开不了任何后门。只要防控没到位，它就传染给你看。但如果做到位，它也就自然消灭了。这是一个来自自然界的严峻课题，任何人都要接受考验。

　　所以，防控来不得半点虚假，隔离一定要严格。新冠病毒传染性很强，只有把传染源隔离起来，其他人才会安全，其他省市才会安全。否则一旦全国传播蔓延，对我们国家将是严重的伤害。武汉封城决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高渊：17年前，你是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当时是怎么防控非典的？

　　李兰娟：从1998年到2008年，我当了十年浙江省卫生厅厅长。2003年4月19日，杭州突然发现3个非典病人，都是从北京输入的，而且病情严重，传染性很强。

　　当时我要求疾控中心牵头，有关方面一起配合，把这三个病例所有接触过的人都查出来。那时候没有大数据，真的就像破案一样。我们把1000多名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当晚把杭州“在水一方”小区的一栋楼封闭了。

　　高渊：这栋楼的居民早上起来发现出不来了，意见很大吗？

　　李兰娟：社区配合得非常好，不仅向居民解释，而且把米和菜迅速送进楼。防疫医务人员为他们测体温、送防疫药品。而且，他们被隔离期间，照样算上班，不扣一分钱工资。细节做好了，居民们也都表示理解。

　　高渊：因为三个病例隔离这么多人，当时下这个决心艰难吗？

　　李兰娟：一开始有争论，有人说这样大规模隔离影响不好，而且违反人权。我自己是搞传染病的，又是卫生厅长，我认为为了一城人的安全隔离一栋楼是完全值得的。好在省市两级的主要领导都很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当时是浙江省委书记，连夜听取我的汇报后，当即作出五点指示，要求坚决排查、坚决隔离。

　　整个非典期间，浙江一共只发现4例输入性病例，做到了没有二代病人，没有医务人员感染。所以传染病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第五章：人工肝

　　高渊：这次在武汉救治重症患者时，你多次提到人工肝的作用。听上去，人工肝是治肝病的，为什么对新冠肺炎有效？

　　李兰娟：人工肝实际上是体外血液净化系统，可以清除患者血液中的毒素、细胞因子、炎症介质等，效果很明显。尤其是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往往会引发炎症风暴，细胞因子会迅速升高，而这正是人工肝的有效治疗领域。

　　这次在武汉抢救了很多危重病人，上了人工肝后，细胞因子往往两三个小时就能降下来，呼吸困难也得到缓解。

　　高渊：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成为中国人工肝的开拓者？

　　李兰娟：上世纪80年代，我在浙江大学(当时的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当传染科医生，家里离医院很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到病房看病人。那时候病毒性肝炎患者很多，二三十岁的人突然就肝昏迷，我作为医生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病人不行了，心里很着急。

　　有一次，送来一个昏迷病人，没小便，肾功能衰竭。我们给他做了透析，病人慢慢醒过来，很快黄疸出来了，后来又是重症肝衰竭。从这里我得到启发，能不能像肾脏透析那样，进行血液净化？1986年，我申请到了3000元青年科研基金，专攻人工肝支持系统。

　　高渊：到哪一年基本研制成功？

　　李兰娟：研究花了整整十年，把急性、亚急性重症肝炎肝衰竭的病死率从88.1%降到21.1%，1996年通过专家鉴定。这是一个重大突破，1997年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9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但我还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慢性肝炎病人不会肝功能衰竭，而有的会突然加重？我发现重症肝炎跟内毒素有关，而内毒素是肠道里的革兰氏阴性细菌产生的。革兰氏阴性菌多了，产生内毒素就多，到肝脏里，会造成肝细胞坏死。也就是说，肠道微生态紊乱和肝功能衰竭有着密切关系。2007年，我们的肠道微生态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前微生态研究不受重视，但现在已经是国际科研热点了。

　　高渊：现在中国人工肝在国际上属于什么水平？

　　李兰娟：肯定是领先水平。1998年后，我毫无保留地向全国推广人工肝技术。因为肝昏迷病人是不能转送的，必须就地治疗。所以我每年办学习班，把人工肝的技术推广到全国各省市几百家医院。然后我们又不断地改进，人工肝系统在2013年有了新突破，并且作为桥梁用于肝移植围手术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高渊：这次在武汉前线，把这项技术用在救治新冠肺炎重症病人身上，是不是多少还是有点开拓性？

　　李兰娟：我相信这个技术是安全的，对病人安全，对疾病有效。而且，我们在救治H7N9禽流感危重病人时就用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然，确实有一定探索性，作为医生还是要大胆一点，要敢于挑担子。

　　实际上，通过体外血浆置换、吸附后，把患者血液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包括大量细胞因子清除掉，进行血液净化后再回输到患者身体里，效果十分明显。

　　第六章：传染科

　　高渊：当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浙一医院后，进传染科是自己选择的吗？

　　李兰娟：其实刚进医院时，我被分到了眼科。很多人都说“金眼科”，觉得当眼科医生很不错。但问题是我的视力太好，眼科老师说这样容易比较早老花，而眼科是很精细的，觉得我不太适合做眼科医生。

　　这时候，传染科一位老师说，你来我们科吧，我再送你出去学习一年。我一听很高兴，再说我也不怕传染科，马上就转过去了。

　　高渊：很多人看到传染科都会绕着走，你为什么不怕？

　　李兰娟：传染科有一个特点，多数病是急性的，对症下药会好得很快。而且，传染科的医生护士，都非常重视防护，本身被传染的很少。我们当年看得最多的是肝炎，但传染科医生都不得肝炎，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应该怎么防护。

　　高渊：传染科在医院里往往比较边缘，当年你们在浙一医院的地位如何？

　　李兰娟：我们的地位还是可以的，因为浙一医院传染科的力量很强，后来改称感染科，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传染病教学是我们科室带的。当时王季午先生还在，他当过浙医大校长和浙一医院院长，是中国传染病学界的泰斗，科里还有好几位著名的传染病专家。

　　高渊：当初学医是你自己的志向吗？

　　李兰娟：那是1970年，当时我们绍兴每个大队可以推荐一个人上大学，我们大队的阿兴主任推荐了我。然后到区里、县里再挑选，最后我被选上了。后来想想，浙医大之所以选了我，可能是我曾经做过赤脚医生，又比较喜欢学习。

　　高渊：对你来说，这是改变人生的一步。

　　李兰娟：当时已经当了两年赤脚医生，看到过很多病，而且我也大致清楚什么病吃什么药。但病人为什么会发烧，为什么会有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肿瘤，我根本不懂，我想我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

　　我这个赤脚医生只接受过短期培训，但好在基础知识比较扎实，6年小学、3年初中和3年高中全部学完了。那时候的大学，学生文化程度相差很大，我的成绩是遥遥领先的，还当了班长。

　　高渊：村民们舍得你走吗？

　　李兰娟：舍不得，他们都要送我，我说好的，你们陪我上山采草药，就算为我送行。他们跟我一起上山采了一天草药，我非常喜欢家乡的山山水水，绍兴的山里有各种各样的中草药。

　　然后，我就和绍兴一起被录取的同学出发了，步行去杭州，整整走了一天，为的是体验长征精神。

　　第七章：赤脚医生

　　高渊：上大学前去过杭州吗？

　　李兰娟：我的高中是杭州高级中学，在杭州生活过三年。初三毕业时全省统考，当时考得挺好。但我家里比较困难，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军区护士学校，第二志愿是船舶学校，第三志愿是绍兴一中，前面两个都是中专，就是想早点工作。

　　但这时杭州高级中学来绍兴招生，直接把我录取了。我们班主任老师收到我的杭高通知书，高兴地从绍兴城里到我的农村家里来，整整60里路。她跟我妈妈说，李兰娟被杭高录取了，这是我们学校的光荣，你一定要让兰娟去读的，不能因为经济困难不给她读书。

　　高渊：小时候家境很不好吗？

　　李兰娟：那时候农民都困难，我们家还算马马虎虎，父母只生了我一个。记得我上小学时，还要放羊、砍柴、割猪草，但一直很努力读书，成绩还不错。1960年小学毕业，被保送到绍兴市第一初级中学。

　　上到初二，当时国家是困难时期，一起保送的6个同学中有5个辍学了。我妈妈也叫我回家帮忙干活，老师看到我眼泪要掉出来了，说行李不要拿了，同意你请一个月假，然后回来继续上学。

　　我妈妈也没办法，我在家里边劳动边看书，把课后练习全做完了。一个月后回到学校，过一个星期就要大考。晚上宿舍熄灯后，我就到厕所里复习，结果考得非常好。

　　高渊：高中毕业后，为什么要当赤脚医生？

　　李兰娟：我当时报名去黑龙江上山下乡，但没被批准，就回到绍兴当了中学代课老师。我什么课都上，语文、数学、物理等等。我还自己去中医院学了针灸，给村里老百姓治病，大家都知道李兰娟会扎针灸。

　　那时候，国家开始大力提倡合作医疗，我们大队的阿兴主任向公社提出，要李兰娟回来当赤脚医生。公社的负责人说我们要办中学，李兰娟应该当老师。他们争执不下，最后决定让我自己选。他们都以为我不会选择当赤脚医生，因为当老师是24块一个月，而当赤脚医生的话，男同志一天10个工分，女同志减半，只有5个工分，相当于一毛钱一天。

　　我思考了半天，觉得还是想当赤脚医生，可以学到更多新知识。最后表态说选择当赤脚医生，回到家里后，被我妈妈骂了一顿。

　　高渊：从赤脚医生到院士，你当医生50多年了，怎么理解这个职业？

　　李兰娟：医务人员的责任就是救死扶伤，没有一个医生希望病人不好，都希望病人好起来。在武汉的那两个月里，有的病人好一点了，给我竖大拇指，有的还坐起来跟我握手。有位重病人出院时跟我说，记得在她病重的时候，我跟她说要挺住，会好起来的，她就真的有信心了。那天她频频向我鞠躬，我十分感动。

　　高渊：对你来说，医生这个身份是职业、是责任，还是别的什么？

　　李兰娟：在疫情中，医生要站出来，这是责任也是义务。对我来说，工作也是一种享受。我不觉得自己老了，感觉身体还可以，还有劲。每当发现新问题，或者解决一个问题；每当挽救了一个病人，或者看门诊时病人向我道谢，我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我常常跟医学生们讲，当医生就是给患者健康，给患者幸福，这也是给自己的幸福。

　　人物档案

　　李兰娟：1947年9月生于浙江绍兴，传染病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卫生厅厅长，现任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科技委生物与医学学部主任、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