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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一个民族站起来的灵魂

王筠 发布时间:2020-10-26 11:10:00来源: 光明日报

《长津湖》 王筠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二○一一年十二月)


《交响乐》 王筠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二○一九年八月)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在这场战争中,巴金、魏巍等著名作家,写下不少优秀的反映这场战争的作品,经典电影《英雄儿女》、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对一代代人的精神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旅作家王筠,近十年来专注于抗美援朝战争战史研究和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创作,已出版《长津湖》《交响乐》等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120万字。其中《长津湖》荣获中宣部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为什么王筠积数十年之功,书写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正如他在这篇创作谈中所说“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应当有情怀、有担当,也有责任去书写这场战争,书写我们这个民族站起来的灵魂,把这段真实的历史告诉读者,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

  《长津湖》和《交响乐》属于我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系列当中的头两部作品。书写的是七十年前那场打响在异国他乡的战争,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先辈,是伟大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壮举,是我们这个民族不畏强暴,呼唤和平、维护和平的精神和灵魂。

  一

  从《长津湖》到《交响乐》再到刚刚完稿的《阿里郎》,我用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创作了三部书写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这三部小说加起来,大约160万字。而在此之前,我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战史已有20多年的时间。20多年间,查阅当时敌对双方的战史资料,遍访幸存和健在的志愿军老兵,为写作进行了充分准备。从目前这几部已经完成的作品来看,它们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所在。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以抗美援朝战争的真实历史为背景,书写的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文学发现、文学记录和文学品质上。

  就内容而言,《长津湖》是以朝鲜战场上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描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与美军精锐部队美第10军及其主力美国海军陆战第一师于极度严寒条件下的生死对决,彰显了志愿军官兵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大无畏精神,彰显了人性和信仰的力量。信仰是什么呢?“信仰犹如一盏指路的明灯,照耀着我们的归乡之路”。这是印在《长津湖》扉页上的一句话。《交响乐》是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为背景,以志愿军某部军直侦察营,某师医院治疗队,某部穿插营和美军某空降团战斗群特遣队的战斗历程为牵引,再现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彰显广大志愿军官兵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走近和还原七十年前那异国战场上的冷酷与柔情,清澈与迷茫,温暖和伴随着温暖的悲伤,将铁血沙场和浪漫爱情,生死对决和人间之爱,人性光辉和信仰之源等当作音节、音符和音律,演奏战争与和平的交响乐。而战争本身就是一部宏大的交响乐章。与前两部不同的是,即将面世的第三部小说《阿里郎》,距离抗美援朝直面对决的正面战场已经产生出一段距离,从前方到后方,从战时到战后,时间跨越70年,写了几代人的恩情、友情、温情和爱情,可以当作前两部的延续,也是战争的延续。

  由此可见,对于战争的不同探索和发现,作为一种文学记录,意味着重新描绘和重现战争的文学作品必定不同。因此也可以说,关注的视觉及其切入点的差异,决定着一个写作者酝酿和写作一部战争小说时能够完成多远的旅程。在这段旅行当中,战争的残忍与严酷、崇高与伟大、高尚与卑劣等,或许都蕴含其间。

  二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要积数十年之功,一门心思地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史,义无反顾地书写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这要先从那条著名的大江说起。

  源自长白山南麓,古为浿水,汉时称马訾水,上游又叫建川沟,至唐方始称现名。它曾为中国的内河,后演变为中朝两个国家的边界。它就是鸭绿江,一条著名的大江。然而,成就其大的理由却并不在此。真正让它震荡环宇和名扬天下的是那个冬季——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担忧,美国不仅操纵联合国成立了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的所谓“联合国军”全面参与到朝鲜战争之中,还迅速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的统一。不顾中国政府三番五次的警告,以美军为绝对主力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兵临鸭绿江,并且出动战机轰炸中朝边境中国一侧的城乡,将战火直接烧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在此情况下,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反击这场强加到中华民族头上的战争,为了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

  此时此刻,新中国才刚刚建立一年,国土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的创伤尚未医治,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另一方,挟二战胜利之威的美国不仅国力强大,还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军队。与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正面对垒,面临着巨大困难。然而,1950年代的中国已不是1840年代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不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的中国,更不是1900年代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候的中国,中国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的国家,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已从百年的混沌中觉醒过来。面对强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毫不畏惧,以五次大规模攻防运动战将所谓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直赶回到三八线,挫败了其“统一”朝鲜半岛的政治图谋与军事图谋。经过两年九个月零两天的艰苦鏖战,实现了停战,维护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亚洲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所以说,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堪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是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站起来的一战。通过这一战,站起来的新中国不仅凤凰涅槃,也真正实现了精神和灵魂上的强大。特别是面对着当代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首先是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精神,是把国家和民族利益高高担在肩上的精神,是维护和呼唤和平正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极其重要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我觉得自己应当有情怀、有担当,也有责任来书写这场战争,书写我们这个民族站起来的灵魂。

  三

  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我的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在宏观上来说属于一种战争文学的写作,写的是人类的战争,是战争与人,战争与和平。

  战争文学的写作,从根本上来说是揭示战争的残酷和对生命的漠视、践踏,是启迪人类的良知,建构人类的初心正位,是呼唤正义与和平。战争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本范式,历来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承载,优秀的战争文学作品在纷繁浩渺的文学殿堂中光辉灿烂不胜枚举。而抗美援朝战争于我而言仅仅只是作为一面舞台或是一方画布,描画与演绎的还是人类的战争,是战争之重,战争之痛,战争之爱,战争之殇。因此,我要求自己的写作要具备更加宏大的战争视野,看到更加宏大的战争场面,审读和洞察更加复杂的人类命运。这个视野就是站在人类战争的历史面前来回望战争,发现战争,反思战争,书写战争。正如我在《交响乐》的扉页上所写的:“战争的最高境界或者说战争的终极目标在于和平,但是,今天的和平,不过是为了明天的战争而准备。”

  回望七十年前硝烟弥漫激情澎湃的鸭绿江畔,一首战歌成为最好的诠释。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我们也终于能够在一个最为合适的时候来重温这首最为著名的战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

  跨过鸭绿江,一个“跨”字道尽了人间百态,世事沧桑。这一跨,从1840到1950,跨越了整整110年的历史时光,把一个积贫积弱仰人鼻息任人宰割的旧中国永远甩在了身后。

  七十年过去了。七十年来,很多东西被遗忘、废弃、成为过眼的云烟,但是也有很多东西被探索、发现、记录、保存并传承下来,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和精神符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其伟大精神就是我们永远的记忆,是我们生命历程中永不磨灭的番号。

  从文学书写的可能性而言,这场七十年前的刻骨铭心的战争还会留给后人更多的思考。比如在战争的尽头,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历史的面相?战争中个体的命运是否也可以葆有另一种可能?战争与和平是一个古老而恒久的命题,战争文学的写作也是一场曲折的旅行,千转百回。这个旅行中究竟会发生点什么,也许写作者自己永远都不得而知,它如同战争本身一样扑朔迷离。一部战争文学作品,应该尽量多的留下各种各样的可能与不可能。

  作为战争文学的一种写作,我的小说还嫌粗浅;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的一种文学发现与文学记录,我的这些微不足道的作品也只是刚刚开了个头。《长津湖》《交响乐》已经出版,第三部《阿里郎》也已完稿。最终能写出多少部来,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说。但是面对这样一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战争,我有信心用文学记录的方式坚持下去,有信心将新的文学发现不断充实到我的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系列之中,以纪念这场伟大的战争,告慰我们最可爱的荣光先辈。

  (作者:王筠,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

(责编: 常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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