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杰锐评】朗生、差巴为“最严重的反人类罪”作证

　　近日，第80届联合国大会以123票赞成、3票反对、52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历史性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将贩卖被奴役非洲人和基于种族对非洲人进行物化奴役行为认定为“最严重的反人类罪”。将有关奴役化行为定义为“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这是在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奴隶血泪史作出一个历史交代，也是对人间正义的一个交代。必须指出的是，美国、以色列和阿根廷三国对该决议投出反对票。这一事实暴露出，如今仍有人不愿正视奴隶制留下的历史创伤，仍在刻意回避其应承担的历史罪责。如今，也许人们觉得有关奴役化行为的最严重的反人类罪离我们很遥远，事实并非如此。在中国西藏，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才终结了这里延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在旧西藏，身为农奴的朗生、差巴、堆穷，生活暗无天日，透过他们的血泪史，不难发现“最严重的反人类罪”在旧西藏有过之而无不及。 

　　决议所谴责的贩奴和物化奴役行为，在旧西藏都曾是平常。旧西藏施行数百年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上等上级人命价为与身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级人命价为一根草绳。农奴和奴隶一旦触犯“三大领主”的利益，将被处以剜目、割舌、砍手、剁足等酷刑，农奴主可以随意买卖、转让、赠与、交换农奴和奴隶，农奴和奴隶沦为“会说话的工具”、随意处置的“物件”‌。农奴和奴隶的生死、婚姻、迁徙等都受到农奴主的控制，承受着沉重的赋税、劳役和高利贷盘剥，成年累月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三大领主”通过宣扬“极乐世界”和“来世幸福”控制农奴的精神思想，使其安于被奴役的命运。在旧西藏，十四世达赖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是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奴役化行为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民主改革前，十四世达赖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十四世达赖本人拥有黄金16万两，白银9500万两，珠宝玉器2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1万多件。而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则一无所有，处境悲惨，毫无人权可言。 

西藏民主改革前，流浪拉萨街头的农奴。摄影：陈宗烈

　　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表示，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是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体现基本原则的公然违背。加纳总统马哈马在发言中说，通过这项决议，既是为了防止历史被遗忘，也是为了直面奴隶制留下的持久创伤。这项决议的核心目的，如加纳外长阿布拉夸所言，在于确保这些历史创伤既不被遗忘，也不被否认。 

　　决议的目的在于直面历史创伤并杜绝悲剧重演，而达赖集团的所作所为却妄图“让历史倒流”。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然而，十四世达赖叛逃后公然与中央政府决裂，在背离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六十多年来，达赖集团为实现所谓的“西藏独立”，一方面对政治和宗教上的不同意见者采取暗杀、毒害等手段，实施政治和宗教迫害，策划、煽动一系列暴力事件，另一方面又在国际上包装自己“和平使者”“人权卫士”“精神领袖”的伪善形象，肆意抹黑、造谣污蔑中国政府对西藏相关政策，利用达赖世系的宗教影响力蒙蔽藏族人民。十四世达赖把旧西藏美化为“香格里拉”，却绝口不提剜目割耳、“会说话的工具”，这是刻意掩盖罪行。达赖集团始终拒不承认的，正是被国际社会所谴责的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达赖集团勾结境外反华势力，心甘情愿成为对方“反华制华”的棋子，站到中国人民的对立面，长期从事分裂活动，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作为旧西藏最大的农奴主，十四世达赖终其一生纠结于失去了对百万农奴奴役的特权，他及反动农奴主的叛逃，加速了西藏封建农奴制的瓦解，加速了百万农奴的解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他所代表的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苟延残喘，绝口否认他们奴役朗生、盘剥堆穷、鞭打差巴的罪恶，似乎朗生、堆穷与差巴从未在他们的世界里存在过。 

“朗生互助组”，西藏翻身农奴的好榜样。陈宗烈摄于1963年

　　“最严重的反人类罪”的本质是农奴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它不仅是非洲人民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也是西藏人民难以忘怀的痛楚。历史不容歪曲，奴隶制罪恶不可否认，奉劝那些美化旧西藏奴隶制的遗贵新宠，正视朗生、堆穷与差巴的血泪，为“最严重的反人类罪”忏悔。（中国西藏网 文/巴姆） 

　　注：在旧西藏，占西藏人口90%左右的“差巴”(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是农奴，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靠耕种份地维持生计。另有约5%的“朗生”是世代奴隶，被当成“会说话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