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评论】西方学者哀叹霸权衰落

　　今年9月以来，《纽约时报》相继推出“新世界失序”（The New World Disorder）系列专题，邀请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国际问题编辑克里斯塔·马尔（Krista Mahr）及社论作家塞尔日·施梅曼（Serge Schmemann）等撰写评论文章，就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动摇与未来走向展开深入剖析。系列文章编译如下： 

　　《无序的新世界即将到来，我们没有做好准备》（A New World Order Is Coming. We Aren’t Ready.） 

《纽约时报》刊发的文章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该篇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些生活在相对稳定、秩序井然社会中的人往往倾向于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可能会抱怨经济状况，担忧另一场遥远战争的爆发，抑或赞同地倾听政治光谱两端激进的声音，但并不认为我们的世界会因此天翻地覆。 

　　然而，现实中的风险信号正在不断显现。今年夏天，气温记录被不断打破，地球在干旱中炙烤，野火肆虐。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正逼近历史高位。医疗和食品援助的削减（以美国最为显著）已导致了不必要的死亡，并助长了疾病传播，其中某一种疾病迟早会成为另一场大流行。人工智能仍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迅猛发展，威胁着就业和安全，在更悲观的预测中，甚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那些选择无视警告信号、认为历史与现实无关的人，当不愿看到的事件终究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可能会感到震惊和骇然。 

　　国际秩序一直依赖于大国的支持，以及足够多的小国的合作与认同。在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结束时，美国似乎准备好继续担任1945年后国际体系的保障者。然而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情况已不再如此。特朗普本人对权力约束的表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变化。今年1月，当特朗普被问及他的权力受到什么限制时，他回答说“我自己的道德”。 

　　《在新世界成形之际，我们只能各自为战》（In the New World Taking Shape, We’re All on Our Own） 

《纽约时报》刊发的文章

　　克里斯塔·马尔在该篇文章中称，自去年年初以来，美国政府已将来自数十个国家的600多名男女及儿童送往这个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而这些人在这里几乎或完全没有任何社会联结。这只是更大规模行动中的一个缩影。据持续追踪该政策的“国际难民组织”（Refugees International）和“人权优先”（Human Rights First）统计，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已通过多种法律机制，将超过2.5万名移民遣送至29个所谓的“第三国”。其中许多人当初是为了寻求安全而来到美国，有些甚至已获得美国法院给予的保护。 

　　特朗普政府并非首个将移民送往他国的政府，但它将这一做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程度。美国已与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达成协议，由这些国家接收非本国公民，尽管其中一些国家本身就存在侵犯人权的记录。欧盟和澳大利亚也都在尝试采取类似的策略。 

　　这类安排的泛滥，正在动摇过去75年来国际法的一块基石。二战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国际社会为此确立了一种新的法律身份——“难民”，并赋予这一群体相应的权利。根据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大多数国家承诺，不得将逃离危险的人送回险境。这不仅意味着难民有权获得人身安全，还意味着他们有权开启全新的生活。这一体系曾是20世纪人道主义议程的核心。它在政治局势脆弱的时期维护了稳定，并为接纳难民的富裕国家带来了经济收益。 

　　美国曾在这项事业中发挥了引领作用。自1980年以来，美国已为约400万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提供保护。如今，特朗普政府声称美国边境正面临“入侵”，并试图终结“大规模移民时代”。在此背景下，美国接收的难民人数及获准庇护的人数均急剧下降。一系列新政策——包括将人员遣送至第三国这种在美国及接收国都面临着严峻法律挑战的做法——不仅压缩了那些在美国寻求庇护者生存的空间，更对全球保护体系这一整体理念构成了威胁。 

　　这是自1945年以来维系世界秩序的国际体系走向瓦解这一更大趋势的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秩序——它更具交易色彩，更加随心所欲，也更为残酷；在这种秩序下，人们愈发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地。 

　　《美国文化现在是不是变糟糕了？》（Is American Culture Simply Bad Now?） 

《纽约时报》刊发的文章

　　在探讨世界如何看待美国文化，以及美国的文化输出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产生持久的影响力的访谈中，作家尤妮·洪（Euny Hong）指出，在法国，美国“软实力”，或者说美国流行文化的影响力，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源自布鲁克林，另一种则代表美国主流文化。前者正处于上升期，而后者则在走下坡路。 

　　美国主流文化的软实力确实减弱了。我开始注意到这种变化是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我当时供职的机构“法国24台”（France 24）之所以能成立，正是因为美国软实力的衰退。当时，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总统的态度是：“好吧，美国要去入侵那些国家，那是他们的行事风格。但凭什么由他们来讲述这些故事？为什么叙述者非得是CNN？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来讲述这些故事呢？” 

　　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提到“软实力”，我不禁想起了电影《贱女孩》（Mean Girls）里的角色瑞吉娜·乔治（Regina George）。当一个人足够受欢迎时，无论他做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很“酷”，哪怕那件事本身非常愚蠢；而如果一个人不再受欢迎，做什么都会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被视为异类，没人愿意与之为伍。最近发生的两件事，让美国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这种“被排挤”的境地，其中之一是法国投票决定将堕胎权写入宪法。这直接反映了法国对美国发展走向的一种回应，仿佛在说：“我们无法认同这种做法。” 

　　还是那句话，如果美国在软实力方面依然无所不能，我记得以前，法国政客无不争相希望能在美国的政治会议上露面并发言。但情况变了，现在他却说：“不行。这会让我流失选票；我可不想跟这种‘不酷’的家伙扯上关系。” 

　　《民主倒退、中国崛起，人类命运将走向何方》（The Old World Order Is Over. This Is What Could Come Next.） 

《纽约时报》刊发的文章

　　塞尔日·施梅曼在该篇文章中表示，如今，美国乃至世界的大部分人都已清楚地看到：美国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最突出的体现就是特朗普总统。他有计划、有意识地扩张权力，使之超出宪法赋予总统的范围；他营造了基于怨恨与复仇的个人崇拜；他挑战战后全球秩序的每一个方面，贬低盟友、讨好威权者。 

　　这就是美国未来在世界上的角色吗？一个由民粹主义、怨恨和任性驱动的日益威权、行事粗鲁、不可预测的超级大国？还是说，特朗普离任后，美国人会努力让美国重新成为世界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的重要依托？ 

　　然而，世界已经发生太多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特朗普个人施政所造成的影响，使人无法相信由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后塑造的自由主义、基于规则、以价值观驱动的秩序能够完全恢复原状。 

　　历史没有重启机制。我们无法回到上个世纪那种界限分明的二元世界，正如特朗普无法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种种幻想。世界正在向前发展。 

　　未来会怎样？无人知晓。但我们必须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情景，以便尽可能做好准备。这项工作对美国人尤其关键，因为正如查尔斯·A·库普钱在《在无政府状态中建立秩序：治理未来世界》(Bringing Order to Anarchy: Governing the World to Come)一书中所主张的那样，任何应对全球失序的一致行动，都必须从美国民主的回归开始。 

　　美国的财富和军事力量足以令世界各国既心生畏惧，也心存敬意。但经历了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政策反复摇摆之后，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欧洲和加拿大，已不再将美国视为民主标准或道德领袖。美国主导的联盟和经济体制正在削弱。世界各国政府也在形成不断变化的经济组合，并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寻求贸易和安全。（中国西藏网 综合编译/隋艺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