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清朝“康乾盛世”（康、雍、乾三帝）时期，清朝总结历史经验，积极推进对西藏的治理。清朝西藏政策经过了几个阶段性的调整、变化和发展过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清朝治藏文武兼备，厘订法规，其扶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基本政策，集中体现于册封达赖喇嘛的全过程。清朝治藏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的阶段性特点。

　　［关键词］清朝；册封达赖；治藏；阶段性特点

　　［中国图书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4）-04-013-09

　　清朝“康乾盛世”（康、雍、乾三帝）时期，西藏在中央政府的管理下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清朝在西藏施行的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的阶段性特点。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治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册封达赖和班禅，即是清朝治藏政策的成功表现。册封一事，不但是清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的直接重要体现，而且它在清代治藏过程中还处于一个举足轻重的核心位置，清朝治藏的某些阶段性策略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围绕着册封而不断发展演变的。本文即重点想通过清朝对达赖喇嘛的册封来探讨其治藏的某些阶段性特点，并由此宏观分析清朝西藏政策发展变化的规律。

　　一、延请及册封五世达赖，确定以怀柔治藏的策略

　　清顺治前后，清朝对西藏的策略是与对蒙古的策略联系起来综合考虑的。明末清初，清（后金）政权鉴于元、明的统治经验，以及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广泛影响力，对西藏的统治采取的是后来乾隆概括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策略，①初步制定了“扶植达赖喇嘛抚绥蒙藏人民的政策”。②

　　1637年9月，喀尔喀蒙古的车臣汗、土谢图汗等遣使上表：“近闻欲延致达赖喇嘛，反复思之诚是”。1639年11月，皇太极派遣察汉喇嘛等致书于图白忒汗（藏巴汗）和达赖喇嘛：“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法教。”③

　　1639年，固始汗与西藏方面联合派遣以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为首的使团赴清联络。使团于1642年（崇德七年）10月25日抵达盛京，皇太极“遇以优礼。”④次年（崇德八年）6月20日，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返回时，皇太极亲率诸王贝勒送别，又派察干格隆等7名僧人随他一起前往达赖、班禅、噶玛巴、萨迦派喇嘛、济东呼图克图、藏巴汗、固始汗处，各致一函。信中均表明了“今将敦礼高僧”的愿望。同年（1643年）10月29日，固始汗又遣使到盛京，言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祐。

　　1648年(顺治五年)7月，清遣使喇嘛席喇布格隆入藏存问并致敦请之意。达赖喇嘛接见了来使，答应赴京，但担心在内地染上天花，且西藏在1642年至1645年间灾害频仍，还发生了大地震，因此，五世达赖借故推迟了行期，并于1649年奏言“壬辰年（1652年）夏月朝见”。⑤

　　1652年（顺治九年）藏历3月，达赖喇嘛率3000余随从自拉萨启程赴京。1653年1月14日，顺治帝在北京城南二十华里南苑的一所皇家田猎、阅军的苑囿会见了达赖喇嘛。在京期间，五世达赖住于黄寺，皇帝在太和殿设宴款待，并给予丰厚赏赐。

　　2月18日，达赖喇嘛奏言请告归。当时有大臣向皇帝进言：“喇嘛既系特召，当赐以金银缎币，酌封名号，给之册印。"3月17日，皇帝在太和殿设宴饯行，赐鞍马、金银、珠玉等物。次日，达赖喇嘛一行离京返回，顺治帝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偕固山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率领八旗官兵往送至代噶地方。

　　5月18日（四月二十二日），清帝又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赴代噶地方，送去册封达赖喇嘛的金印、金册及封固始汗的金册、金印。授封达赖喇嘛的册文、印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正式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

　　对这段历史，考证和研究者颇多，此不赘述。但值得强调的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入觐是自固始汗、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归顺清朝之后西藏地方进一步心向清朝中央的重大行动。从《清实录》和《五世达赖喇嘛传》等藏汉史籍记载看，在1639～1652年的13年间，清朝曾前后6次遣使往迎达赖喇嘛。清朝派往西藏的使者入藏后还奉旨向达赖等人赏赐宫廷玩物，在各大寺院熬茶、放布施，同时达赖、固始汗和班禅也遣使进京上表请安，奉献方物，并沿习而成为制度。

　　清朝此次对五世达赖喇嘛的册封，正式确立了此后历代达赖喇嘛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通过这一册封也正式承认了由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和固始汗联合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进而确立了该政权与清朝中央政府的臣属关系。清朝利用赐封五世达赖，进一步达到了笼络和收服蒙古各部的目的，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统治。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清朝给五世达赖的封文长达216字，但没有一个字确认达赖喇嘛在政治上的任何权力和职权，而是把政治权赋予了固始汗，要他“作朕屏辅，辑乃封圻”。⑥这体现了这个时期清朝对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分治的策略。不过，清朝直接迎请和册封五世达赖，也标志着清朝确立了怀柔治藏的特殊政策，为下一阶段治藏策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二、册封七世达赖和“逐准保藏”，结束蒙古控制西藏的历史。清朝实现对西藏的直接管理

　　清朝册封五世达赖时，西藏的政局比较复杂。1642年固始汗应格鲁派上层集团的邀请率兵入藏消灭了藏巴汗政权，统一了卫藏后，实际控制了西藏的军政大权，而五世达赖只拥有宗教权力。因此，在这一时期清朝是把固始汗当作中央在西藏的代理人，采用的是以蒙治藏的办法。

　　1655年固始汗死，他的子孙政治能力较弱，诸子为继位问题争执不断。五世达赖借调停诸子纷争之机，遣专人前往处理青海蒙古事宜，并赐给固始汗子孙以名号印章，这使得其声望逐渐超过了和硕特部汗王的权威。1671年（康熙十年）和硕特部达赖汗虽然继位，但他在西藏的统治权旁落于五世达赖之手。1682年五世达赖圆寂，大权又归达赖喇嘛宠信的第巴·桑结嘉措掌握。

　　第巴·桑结嘉措为了巩固已经掌握的西藏地方政权及其他诸种原因，对五世达赖的圆寂“隐匿不奏”，长达16年之久。此间，他在清朝征讨噶尔丹的战争中暗中支持噶尔丹，企图依靠其势力驱逐西藏的蒙古势力。他还秘密认定仓央嘉措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但对外仍以五世达赖名义发号施令。1696年，康熙帝在征讨噶尔丹时获知这一信息后，随即派人入藏严斥第巴支持噶尔丹和匿丧等罪责，第巴遂于翌年3月派人赴京奏报实情。康熙帝以“第巴如此恳奏，事亦可行”，而给予了宽宥。此后，派专人入藏“看明”小达赖喇嘛后，遣二世章嘉国师阿旺洛桑却丹赴藏参加了仓央嘉措的坐床仪式，承认其为第六世达赖喇嘛。

　　清朝取得征讨噶尔丹的战争胜利以后，加大了对西藏事务的密切关注。是时，和硕特部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之间的矛盾公开化。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第巴·桑结嘉措被拉藏汗捕杀后，清廷即派护军统领席柱和学士舒兰为使，“往封拉藏为‘翊法恭顺汗’，令拘假达赖喇嘛赴京”。⑦1706年，仓央嘉措病故于青海。但说法不一：一说他隐姓埋名云游天下，后在宁夏阿拉善圆寂。一说他可能被清朝秘密囚禁于五台山，而对外宣布他已经暴亡。⑧

　　仓央嘉措被废后，拉藏汗另立意希嘉措为达赖喇嘛，于1707年奏报清廷。1709年正月，康熙帝派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众台吉之使入藏看验意希嘉措。他从西藏奏称意希嘉措是否“系真达赖喇嘛，亦不能信”，而班禅却称“实系达赖喇嘛”。⑨康熙帝考虑到青海蒙古众台吉持极大疑虑，又考虑到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汗独理，遂派侍郎赫寿进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这一举措被看作是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先声。不久，拉藏汗和班禅等会同侍郎赫寿疏清颁赐意希嘉措为达赖喇嘛封号，得到恩准。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3月，康熙帝“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⑩

　　达赖喇嘛一废一立，更加引起西藏政局的动荡。正在这时（约1710年），西藏三大寺上层僧侣又寻得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理塘噶桑嘉措，青海蒙古首领对之也十分认可。一时间遂形成“拉藏汗与青海争立达赖喇嘛不决”的局面。。［11］清廷为稳定西藏局面，于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班禅的地位得到正式确立。次年（1714年），以察罕丹津（固始汗孙，晋封为亲王）为首的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奏称：“里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康熙帝遣使前往班禅处，问其真假，但班禅予以否定，称“里塘之胡必尔汗是假”。康熙帝为防止拉藏汗与青海和硕特部蒙古王公间因争立达赖真假发生冲突，遂下令将理塘灵童送往北京亲看。后因青海蒙古首领一再吁请，又令徙理塘灵童至塔尔寺供养。康熙帝对争立的双方采取了调停和维持平衡的做法。

　　但不久，地处新疆的准噶尔部利用和硕特部首领之间内讧和西藏动荡局势的可乘之机，发兵袭藏，杀拉藏汗，囚禁假达赖意希嘉措于拉萨药王山，西藏陷入一片混乱。青海和硕特部将驱逐准噶尔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清朝大皇帝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降旨明确承认噶桑嘉措“实系前辈达赖喇嘛转世”，并说：“朕现赏给供尔之一百三十四僧人三年中夏秋所需衣食等物品。”［12］由此“敬信（理塘）胡必尔汗有如神明”。［13］

　　为了维护清朝的统一，1718年3月，康熙帝令西安将军总督额伦特率军自穆鲁乌苏（通天河）出击准噶尔，但不幸全军于黑河覆没。清廷对此大为震动，王公大臣劝言不宜进兵，青海蒙古亦提出请达赖喇嘛在青海安榻。但康熙帝认为：“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14］决定再次征讨。遂命清军从新疆巴尔库尔（今巴里坤）、四川打箭炉（今康定）和青海三路进军西藏。其中，命令都统延信率西路官兵，护送噶桑嘉措由青海入藏。又任命皇十四子亲王允禵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进藏大军，驻节西宁筹办粮饷，调遣兵马。这是清朝运用文武双全战略直接将西藏从蒙古控制中接管过来的开始。

　　此时，册封七世达赖的时机也已经成熟。1719年初，抚远大将军专程到塔尔寺看望噶桑嘉措。噶桑嘉措拥护清军，愿“竭力善文”，“以便晓谕喀木各处之首领”。［15］1719年11月，康熙帝降旨：“将新胡必尔汗封为达赖喇嘛，给与册印，于明年青草发时，送往藏地，令登达赖喇嘛之座”。这是一个高明的重要决策，正如康熙所言：“送新胡必尔汗入藏，安设禅床，广施法教，令土伯侍之众诚心归向，则策零敦多卜自畏势逃遁”。［16］于是抚远大将军奉旨召集青海王公晓谕圣旨，令青海诸部“俱应协心一致侍奉达赖喇嘛，竭诚效命黄教和我朝政业。”［17］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3月，大将军亲王奉旨到塔尔寺主持册封仪式。大将军亲王赏白银一万两给达赖喇嘛为入藏费用，奉旨赐黄色精制坐轿一顶。并按对五世达赖之例规正式册封噶桑嘉措。金印由百两黄金制成，上有满、蒙、藏三种文字的印文：“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之印”。金册用一百五十两金子制成，册文中强调：“先世各代达赖喇嘛即因宏扬西天佛法，而得中土崇高之敕封……赐予诒书、册、印，加封汝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望汝宏扬佛法，效忠朝廷。”［18］

　　1720年4月，清军护送达赖喇嘛入藏。此时清军各路大军在西藏军民配合下，已将准噶尔驱逐出藏。9月15日，清军护送达赖喇嘛抵达拉萨，随后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仪式。这一壮举，是清朝将政治宣传和军事进击相结合的一次成功演练，赢得了西藏僧俗民众的欢迎。

　　此后清军一度组织以将军延信为首的临时政权。奉旨将假达赖意希嘉措送往北京处理。临时政权完成善后事宜后，清朝采取蒙藏分离政策，彻底废除蒙古汗王与第巴制，从“逐准保藏”战争中有功的藏族官员中选定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奈等四人为噶伦，组成西藏地方政府。在该地方政府中七世达赖并没有什么权力，这是清朝实行政教分离策略的体现。从此，清朝排除外力，实现了西藏地方由蒙藏联合掌政向藏族上层单独执政的转变，这也标志着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从间接管理到直接治理的历史性转折。

　　三、平息内讧、调整官制和组建噶厦地方政府，实行政教合一的治藏策略

　　清朝平定西藏，组建噶厦地方政府，使西藏地方暂时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局面。这与雍正帝进一步施行的治藏政策不无关系。1723年，雍正帝嗣位，他是个有建树的皇帝。清朝的许多治藏策略都是在雍正帝时形成或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清朝在西藏的驻兵制度、驻藏大臣制度、委任噶伦制度、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和西藏贵族内讧后厘订的善后章程等。

　　雍正帝治藏的一大策略，是在执行政教分离原则之上进一步扶持和抬高格鲁派领袖人物的宗教地位。1723年（雍正元年）6月，“遵照圣祖皇帝与五世达赖喇嘛成例”，雍正帝选派官员贵旨入藏再次加封噶桑嘉措，并颁赐金册、金印。册文中再次强调：“敕封尔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司喇达赖喇嘛名号。”。据记载，金册“厚薄如牛皮的十六叠”，金印用“汉、满、藏、蒙四种文字”书写。［20］雍正帝的册封，是“著袭上世封号”。其印文用了四种文字（汉、满、藏、蒙），比康熙帝时多了一种（汉）。和前朝颁封“第六世达赖喇嘛”相比，雍正帝颁封文中却无“第六世”的字样，而采用了封五世达赖时的完整名号。因此顺应了蒙藏僧俗认为噶桑嘉措是仓央嘉措转世的呼声。

　　正当清朝再封达赖喇嘛，以巩固西藏局势的稳定时，西藏上层集团正酝酿着一场严重的内斗。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奈以及晋升为噶伦的颇罗鼐，“因嫉妒争权，彼此不睦”。［21］七世达赖之父索南达结作为后台与前藏贵族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奈互通声息，沆瀣一气，支持他们排挤后藏贵族噶伦康济鼐和颇罗鼐。1727年8月，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奈等人谋杀康济鼐，颇罗鼐起兵反抗，双方为争权夺利展开了历时近一年的卫藏战争。1728年7月，颇罗鼐率兵攻入拉萨，夺取西藏地方统治权力。

　　清朝默认了既成的事实，严惩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奈一伙，“暂令颇罗鼐统管前藏、后藏”。［22］1729年1月，雍正帝又嘉奖颇罗鼐，封其为贝子；1731年再晋封为贝勒。鉴于噶伦内讧以及达赖之父干预政事，清朝将七世达赖移往康区泰宁，建惠远庙驻禅，又诏达赖之父到北京述职，把达赖权力控制于宗教事务之内。此时清朝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就是驻藏大臣的设置。1727年，清朝针对噶伦不睦、西藏政局不稳，讨论对策，议政王大臣等提议：“遣大臣一员赍旨前往晓谕，令伊等和好办事。”雍正帝采纳建议，降旨：“著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差往达赖喇嘛处。”［23］从此，清朝派遣大臣定期驻藏办事成为制度。

　　七世达赖奉旨于1728年11月移往康区，直到1735年才返回拉萨。此间，西藏在颇罗鼐的治理下，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局面。1740年1月，乾隆皇帝降旨晋封颇罗鼐为“郡王”。这是清朝对西藏上层的最高封爵。颇罗鼐“遵奉谕旨”，世俗总理西藏地方事务20年，“实心效力”，使西藏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政绩显著，受到了清朝的褒奖。

　　1747年，颇罗鼐病故，清朝颁旨袭封颇罗鼐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为郡王。然而，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上台后，公开与达赖喇嘛为敌，排除异己，横行无度，“耗费地方资财”，“恣意杀害无辜”。西藏局势危机，清朝指示驻藏大臣“留心访查”，“不得稍有疏忽”。［24］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无视清朝的权威，由反对达赖发展到反对清朝，并企图勾结准噶尔叛乱。在这种情况下，1750年11月11日，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设计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诛戮，七世达赖也在清朝的支持下很快平定了其余叛党并控制了局势。

　　这一事件平定后，达赖喇嘛已是众望所归，更加得到清朝的器重和信任。1751年，清朝派遣四川总督策楞进藏处理善后事宜，并批准了策楞酌定的《西藏善后章程》。根据章程，清朝废除了郡王制，授权达赖喇嘛“亲政”，管理西藏地方政府。组建噶厦地方政府，设噶伦四人，三俗一僧，共同协商办理日常事务，遇有重大政务必须请示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噶伦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举荐，呈报清朝正式任命。《西藏善后章程》最大的两个特点为：“一是处处提高和巩固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二是处处强调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25］此次对西藏行政体制的重大调整，集中为一点，即是打破了以往的政教分离原则，而实行了政教合一的制度。由于这一做法是在清朝对西藏情况的认识更臻于成熟的情况下采取的，同时也更符合西藏社会的特点，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四、推行摄政制与纠正达赖喇嘛的序号遗留问题

　　清朝的上述改革，由于极大地调动了驻藏大臣与七世达赖共同领导的噶厦机制的有利因素，因而对西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七世达赖圆寂，这对于刚刚建立不久的噶厦制和达赖亲政的政治地位，又形成了一个严峻的考验。

　　乾隆皇帝十分关心达赖圆寂后西藏地方的善后工作。是年（1757年）4月，乾隆帝特派章嘉国师进藏协助驻藏大臣办理转世灵童等事宜。经过长期寻访，认定于次年（1758年）在后藏托杰拉日岗地方出生的男孩降白嘉措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经乾隆皇帝谕准，将该灵童迎至前藏，于1762年7月10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仪式。坐床典礼上，宣读了“奉天承运文殊大皇帝金字诏书”，但没有正式册封，此后颁给降白嘉措的谕旨中都没有宣布他是第几世达赖喇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8年之久。

　　此间，清朝任命第穆活佛代理达赖喇嘛办理政教事务，这种职务在官书上被称为“掌办商上事务”。1757年5月8日，乾隆谕军机大臣等：“兹达赍（赖）喇嘛圆寂……噶隆等颇有擅办喇嘛事务之心，日久恐不免妄擅权柄，是以朕赏迪（第）穆呼图克图诺门汗之号，俾令如达赍（赖）喇嘛在日，一体掌办喇嘛事务。除明降谕旨外，再谕伍弥泰、萨喇善务宜留心，遇有一切事务，俱照达赍（赖）喇嘛在时之例，与迪（第）穆呼图克图商办，毋令噶隆等擅权滋事。”［26］

　　摄政制度是清朝治藏的一个创举。其主旨正如由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主持办理西藏地方事务一样，是清朝中央政府扬僧抑俗、防止世俗贵族专权滋事的举措。这种“摄政”制度，加固了达赖喇嘛的政教地位，同时进一步推动了僧人参政主政的进程，对西藏地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其制度本身，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趋向完善。摄政基本为第穆、策默林、功德林等几大活佛转世系统所掌握，形成一定的政教势力。

　　清朝在实行摄政制度的时候，也在考虑何时册封八世达赖降白嘉措的问题。册封降白嘉措涉及到康熙朝以来在达赖喇嘛封号或序位上造成的混乱问题。乾隆时期，噶桑嘉措被当作第七世和仓央嘉措被当作第六世的达赖喇嘛，这在许多藏族人士中是心照不宣的事了。三世章嘉·若必多杰（1717～1786年）即是其中之一。1735年，他奉命去四川康区探视移居惠远寺的噶桑嘉措，后护送其入藏。1757年，噶桑嘉措圆寂后，他再次入藏。此后，他从1758年藏历5月8日起撰写《噶桑嘉措传》，翌年6月成书。他在该书的开篇第一章里便清楚地说明噶桑嘉措就是仓央嘉措的真身转世。［27］

　　章嘉国师等人士的这种意愿，对乾隆帝的影响很大。随着乾隆一朝在经营西北方面取得重大成功［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彻底平定了准噶尔的叛乱活动；三十九年（1774年），土尔扈特部请降归顺等，至此蒙古族厄鲁特四部全部臣服，蒙古部落对西藏的威胁从此解除］，清朝逐渐将重心转向西藏，开始直接处理西藏的具体问题。

　　1780年，降白嘉措已24岁，按例早已超过册封的年龄。乾隆帝决定邀请六世班禅晋京参加乾隆70大寿庆典，借机正式册封降白嘉措。1778年12月，乾隆谕令提前两年做好迎接班禅的准备工作，他拨巨资在承德修建了须弥福寿庙以资班禅安禅。1780年6月，在六世班禅到达承德之前的一个月，乾隆御笔撰文《须弥福寿之庙碑记》。此碑记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正式宣布：“黄教之兴，以宗喀巴为鼻祖。有二大弟子：一曰根敦珠巴，八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一曰凯珠布格埒克巴勒藏，六转世而为今班禅额尔德尼喇嘛。”［28］这已表明，降白嘉措是第八世达赖喇嘛，由此承认噶桑嘉措是第七世达赖喇嘛了，这样也改变了康熙的圣谕，追认了仓央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

　　1780年7月22日，六世班禅抵达承德。8月14日即举行乾隆70大寿庆典后的第二天，乾隆对六世班禅提起此事时说：“朕欲依先皇之例规，颁诏册封今达赖喇嘛，现与尔喇嘛相商后将颁之。”班禅呈报了降白嘉措学经等情况，夸奖降白嘉措“深明经典”、“聆闻广博”、“勇于善辩”、“远胜他人”。［29］9月3日，乾隆又将册封降白嘉措的文稿送给六世班禅征求意见。10月10日，乾隆谕降白嘉措曰：“尔前世荷蒙圣祖仁皇帝厚恩赏给金印敕封，今尔勤习经典，亦宜赐以金印敕封。”［30］

　　1781年6月1日，降白嘉措登上布达拉宫德希大经堂吉祥妙善相饰的宝座，接受正式册封。册封谕旨曰：“兹特依前七辈达赖喇嘛之例，奉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改授册命。”册封文中已经明确了噶桑嘉措是“七辈达赖喇嘛”。授封八世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用七十两黄金铸成，并赏大批礼品。金书用满、汉、蒙、藏四种文体书写，金印也用四种文字对照，上镌：“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印”。［31］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8月，乾隆又赐降白嘉措玉册、玉宝。敕曰：“自宗喀巴崇阐宗风，宣扬梵律，尔达赖喇嘛乃宗喀巴之法嗣，根敦噜布八转世身也……先是顺治年间，五转世达赖喇嘛来京瞻觐，恩礼崇隆。自兹四世咸倾心依向，广布教乘，宠渥有加焉。”［32］

　　此所谓“四世咸倾心依向”，即指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七世达赖噶桑嘉措和八世达赖降白嘉措都衷心拥护清朝政府，按照中央政府的精神办事。

　　乾隆对八世达赖的两度册封，可谓给予了高规格的待遇。但是，清朝在册文中明确“嘉封达赖喇嘛为政教之主”，表明赋予八世达赖“亲政”的权力之同时，又认为“藏内诸务必须一晓事大喇嘛帮同达赖喇嘛办理方为有益”，［33］仍命策默林继续掌管商上事务协助达赖喇嘛办事。清朝此措施的目的是“为藏内大臣耳目，使达赖喇嘛不至擅权自态。”［34］1786年，章嘉国师若必多吉圆寂，依其遗愿，乾隆令策默林至京接替掌管驻京喇嘛之职，让功德林（即大擦诺门罕）任摄政。1790年，清朝又将策默林与功德林互换职位，次年策默林在摄政位上去世，再令功德林为摄政。

　　清朝在七世达赖圆寂后，有意抬高了班禅额尔德尼的地位，同时建立摄政制度，对达赖喇嘛的权限实行一定的监督限制，从而突出了驻藏大臣的权威。

　　五、清朝鼎盛时期颁布系统治藏法规，加强和完善对西藏的管理

　　清朝册封八世达赖前后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摄政制度的实行加强了对西藏事务的管理，驻藏大臣的权力得到了强化。然而，这时西藏发生了廓尔喀两次侵藏事件，西藏事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暴露了出来。清朝两次派兵入藏，驱逐了入侵者，保卫了西藏地方安全，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廓尔喀第一次入侵西藏的事件发生后，清朝政府就感到驻藏官员腐败无能，在西藏事务上有许多问题急待纠正和改革。其一，虽然西藏地方大权应由达赖和驻藏大臣共掌，但实际在补放噶伦、戴本等藏地官员时，均由达赖专办，“驻藏大臣竟不与闻”。其二，驻藏大臣保泰怯懦无能，前后派往西藏督办事务的大员均不得力。巴忠等人“调停贿和”引来廓尔喀第二次侵藏，此事被揭发后，巴忠自杀。受命率兵入藏的鄂辉、成德“坐失机会，其错谬甚大”。［35］其三，八世达赖之弟罗卜藏根敦札克巴占人地亩，与其侍从喇嘛敛取银两，将达赖喇嘛商上物件据为己有。六世班禅兄弟二人，兄仲巴呼图克图将班禅财物据为己有，弟沙玛尔巴十世为分财不均竟勾结敌人入寇。其四，西藏地方兵丁散乱无力，没有给养，等等。

　　在抗击廓尔喀的事件中，乾隆皇帝奖罚严明。他革职查办了读职的驻藏大臣普福及保泰、雅满泰、四川总督鄂辉等人。严惩藏地涉案人员，将噶伦索诺木旺扎尔家产抄没，将沙玛尔巴的寺产抄没，令红帽喇嘛改宗黄教，寺产归公，不准转世。仲巴呼图克图本应正法，“但念系班禅额尔德尼之兄，姑从宽典，即著雅满泰拿解来京。”［36］对妖言惑众的降神喇嘛，为首者剥黄处决，其余解京。而对福康安、海兰察等功臣予以嘉奖，对阵亡将士给予抚恤。

　　乾隆皇帝决心一边反击廓尔喀入侵，一边对藏事进行整顿。乾隆帝在福康安受命出征之前，曾面谕他：“将来剿灭贼匪后，一切善后事宜，必须另立章程，逐一筹办，务使边圉谧宁，永除后患。”福康安抵藏后即向达赖、班禅传达了圣旨，得到他们的拥护。［37］乾隆帝在福康安到藏后，又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和改革的必要性。他指出，西藏的一切事务，均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却“不复关白驻藏大臣，相沿己非一日”。噶伦等人“从中舞弊，以至屡次滋衅”。驻藏大臣办理藏务，“仍事事令噶布伦干预，积习相沿，不可不大为整顿”。［38］福康安经过调查也看到了存在的问题，在他的奏折中提到，西藏地方官员“俱听噶布伦指挥”，办理事务“皆由噶布伦转禀达赖喇嘛办理。间有禀知驻藏大臣之事，驻藏大臣亦不能每事与闻”，以致于噶伦干预政事，“多至擅专”。［39］

　　西藏地方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活佛转世，以拉穆吹忠作法降神而定，弊端甚多”。而且他们“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几与封爵世职无异”，［40］形成“私相传袭”的家族集团势力。为此也必须进行改革。

　　清朝在西藏的改革，其宗旨是要进一步抬高驻藏大臣的地位，扩大其权力，使驻藏大臣总理卫藏事务，与达赖喇嘛会办西藏事宜。根据这一精神，福康安在击溃廓尔喀军凯旋后，先在后藏拜会班禅额尔德尼，后在前藏会晤达赖喇嘛，重申制定善后章程，永保地方安宁的问题，再次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1792年11月，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传知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四人，依照圣旨，“另立章程，务期经久无弊，一劳永逸”，并具体提出了七项重要的改革内容。［41］此后，福康安等就西藏地方各项事宜认真考察，仔细研究，最终形成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简称二十九条章程），由乾隆帝批准颁布。

　　《二十九条章程》主要包括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和外务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特别加强了行政事务的管理，确定了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一切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所有噶伦及其以下的官员、活佛，均须服从驻藏大臣指挥；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选择噶伦及其以下官吏，呈报大皇帝任命。另外，在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的规定上，最主要的是实行金瓶掣签方式确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各主要活佛的转世灵童。在经济上，确立了有关货币管理、赋税差徭、支取俸银等一些制度。在军事上，建立了正规的地方部队（藏军），分驻前后藏各要地，确立了兵额、升降及装备等各项制度。驻藏大臣分春秋两季出巡前后藏各地并检阅军队。在外务方面，由驻藏大臣加强管理，对涉外事项作了具体规定。此外，还对西藏地方的刑事制度作了规定，对犯罪者的处罚，须经驻藏大臣的审批，严禁噶伦们利用权势肆意妄为。

　　总之，《一二十九条章程》的产生，标志着清代治藏基本政策的最后形成，它是对自清初以来治藏政策方面成功经验的总结，具有法律性和纲领性的权威地位，并直接影响了此后100余年的对藏施政。《二十九条章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清朝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有利于维持藏内安定发展和边疆稳固的局面；同时由于扩大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对保证中央政府的政令畅通和各项政策的贯彻也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二十九条章程》在发挥西藏地方上层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完善对驻藏大臣的监督制度方面还有所欠缺，这也多少制约了该章程的贯彻与有力的执行。

　　六、阶段性治藏的几个特征

　　清朝治藏文武兼备，曾五次用兵，威镇西藏。但总体而言，主要以文治为主，其基本政策贯穿了乾隆所言“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的路线，也就是极力利用和扶植格鲁派来治理西藏地方，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因势利导的政策措施，最终形成了以格鲁派为代表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在西藏的主导地位。从清朝治藏各个阶段政策的发展来看，又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清朝治藏经历了从间接管理到直接治理的过程。

　　其具体演变大致经历了从利用蒙藏联合执政到使用西藏本民族上层官员管理西藏，由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协商办理藏务到以驻藏大臣为主并会同达赖喇嘛办理藏务这样一个过程。此间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644～1720年），从迎请五世达赖到“逐准保藏”的胜利，结束了蒙古势力对西藏的控制，废除蒙藏联合掌政制度，实现了对西藏的直接管理。第二阶段（1721～1751年），清朝探索西藏官吏制度，设置驻藏大臣，平息西藏内讧，组建噶厦地方政府，允许达赖喇嘛“亲政”，从实行政教分离到“政教合一”制度的建立，抬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第三阶段（1757～1792年），在清朝的鼎盛时期，推行摄政制度，优礼六世班禅，监督达赖喇嘛权力，驱逐廓尔喀入侵，整顿藏事，颁布章程，完善治藏政策和法规条令。

　　二、清朝治藏，总的来说能够从西藏地方的特殊实际情况出发，侧重于对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笼络和扶持。

　　清朝针对西藏地理环境、民族宗教和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当时西藏地方政教局势的复杂形势，积极迎请达赖和班禅，隆重册封，优厚赏赐，极力抬高他们的宗教地位，以此影响蒙藏民族对清朝中央的向心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正如清代学者魏源所言：“高宗神圣，百族禀命，诏达赖、班禅两汗僧当世世永生西土，维持教化。故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42］在清代，五世达赖以来，历代达赖喇嘛总体上都能积极配合清朝的治藏方略，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清朝利用和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治藏政策，历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朝。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清朝几代皇帝对达赖喇嘛的册封即反映了这一倾向。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并形成了一项制度；康熙朝时，西藏政局动荡，康熙帝在维持蒙藏关系平衡的过程中先后册封仓央嘉措、意希嘉措、噶桑嘉措三个“六世达赖喇嘛”，伴之对达赖喇嘛名号的封赏——废黜——册封的变化，造成了序位的混乱；雍正朝时，清朝管理西藏地方的力度加大，但仍然进一步册封达赖喇嘛，使顺治以来扶植格鲁派领袖人物的策略进一步发展；乾隆朝时，清朝进入鼎盛时期，乾隆通过册封八世达赖，圆满地解决了五世达赖圆寂以后出现的达赖喇嘛序列差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既符合西藏的实情，有利于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发展，又保持了顺治、康熙以来治藏政策的连续性，同时，这也充分说明，“达赖喇嘛”的名号、地位和权威来自于清中央政府的扶持，清政府掌握着对达赖喇嘛的册封、废黜及恢复名号的大权。册封达赖喇嘛的制度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实行有效治理的重要体现。

　　四、清朝在治藏过程中，针对西藏地方变化发展的形势，适时调整管理办法，变革某些制度，完善某些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清朝“逐准保藏”胜利后，委用藏族官员管理藏务，排除蒙古势力继续对藏的干预，同时实行政教分开的原则。在平息“阿尔布巴事件”后，清朝推行了郡王制度，但在发生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后，又废除了郡王制，组建了噶厦地方政府，实行了“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七世达赖圆寂后，又推出了摄政制度。这些措施或制度，都是清朝依据西藏实情的变化发展而作出的，是比较积极的地方。

　　清朝善于总结历代的治藏经验，使清代的治藏策略更加完善。乾隆《御制喇嘛说》对元朝推行的帝师、喇嘛政策及弊端做了很好的总结，指出“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问。”同时提出：“若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教，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为怀柔之道也。”［43］清朝鉴于历史教训，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大事，“以礼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清朝在治藏中，注意厘订制度和颁布章程。清朝为制止动乱和抵御外侮曾五次用兵西藏，用兵之后，厘订善后章程，对藏事进行调整和改革。1793年颁布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可以看作是清朝对历代治藏经验的借鉴和总结。

　　总之，清代的治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和积极的，它推动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加强了西藏地方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推进了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发展。当然，清朝治藏政策也有许多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比如它扶持格鲁派的做法存在极端和消极的一面，它的治藏政策中带有一些大民族主义的做法，这些都不利于西藏地方的进步和发展。［责任编辑　蓝国华］

注释：

①（清）松筠：《卫藏通志》卷首，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

②《西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66页。

③《清太宗实录》卷49，页3上至4上。

④《清太宗实录》卷63，页1下至2下（崇德七年十月己亥条）。

⑤五世达赖：《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第一函），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第23节“接受皇帝邀诸准备进京陛见”，见第247页。

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34～235页。

⑦《清圣祖实录》卷227，页28下。

⑧据藏文《十三世达赖喇嘛传》（木刻版，下部）第43页上记载：1908年1月25日，十三世达赖曾于五台山朝拜“佛王仓央嘉措念经修行的地方观音洞等圣迹”。由此推测，当年康熙为防范致古人“迎去”，故在对外宣布他暴亡后，很有可能把他秘密带到五台山囚禁。

⑨《清圣祖实录》卷236，页17上至18上。

⑩《清圣祖实录》卷241,页14下至15上。意希嘉措曾向皇帝请封赐新印文，并将皇帝赐给的金印文“请封”二字修改为“敕封”二字，印文为“敕封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印”，印文用汉、满、藏三种文字。

［11］《清史稿》第8页，藩部指西藏。

［12］《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2章，第62～63页。

［13］《清圣祖实录》卷279，页7上至8下。

［14］《康藏大事纪年》第95页，又见《西藏通览》。

［15］《清史资料》第3辑，第159、174页：爱新觉罗·胤祯《抚远大将军奏议》。

［16］《清代藏事辑要》第84页，《清圣祖实录》康熙六十年正月癸未。

［17］《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部，第2章，第107～108页。

［18］《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部，第2章，第112～113页。

［19］《圣武记》卷7，《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20］《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部，第3章，第186～187页。

［21］《清世宗实录》卷76。

［22］《清世宗实录》卷76。

［23］《清世宗实录》卷52。

［24］《清高宗实录》卷284。

［25］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55页。

［26］《清高宗实录》卷535：见张其勤编《清代藏事辑要》，第187页。

［27］《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部，第1章“降生情况”。

［28］《须弥福寿之庙碑记》：见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462页。

［29］嘉木样·久麦旺秋：《六世班禅洛桑巴丹意希传》，许德存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4章，第504～505页。

［30］《高宗实录》卷1116。

［31］《八世达赖喇嘛传》（藏文）木刻版，第118～119页；同见第穆·洛桑图丹吉麦嘉措：《八世达赖喇嘛传》，冯智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2003年10月出版，第144页。

［32］《清实录》（乾隆朝）卷1186，页9下至10下。

［33］《巴勒布纪略》卷19，页6。

［34］《巴勒布纪略》卷21，页5。

［35］（清）松筠：《卫藏通志》卷13，《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0页。

［36］《清高宗实录》卷1412，见《清代藏事辑要》，第299页。

［37］福康安奉报抵藏达赖班禅面宜谕旨情形折，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38］［39］福康安奏达赖遵旨嗣后藏务由驻藏大臣与伊酌商妥办不许噶伦专擅折，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40］同注①。

［41］《钦定廓尔喀纪略》卷40。

［42］魏源：《圣武记》，见《国朝抚绥西藏记下》。

［43］同注①。

［44］《清世祖实录》卷68。

　　［作者简介］冯智，藏族，副研究员，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藏族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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