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中国近代社会形势略论英帝两次侵藏战争中尼泊尔、不丹、锡金之角色
[内容摘要]在英帝国主义两次侵略中国西藏的过程中,英国殖民主义者都蓄意挑拨汉藏民族关系,歪曲及割裂中国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并在武装侵略、利益诱惑的同时离间中国与边疆诸藩篱的关系。这不但使得英国在喜马拉稚山区及其周边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尼泊尔、不丹、锡金诸国内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利用它们作为基地和羽冀对我国西藏进行侵略。这种殖民主义分子惯用的可耻伎俩早已为世人所唾弃,然而在一些墓改历史的涂饰之作中却成了侵略正义的谬证。实际上,英帝早在第一次武装侵略中国西藏之前,就通过各种卑鄙的手段不断对喜马拉稚山区进行渗透和蚕食,并利用中国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力衰微以及外交上的一些失当,逐步控制了尼泊尔、不丹、锡金,并利用它们实现对西藏的进一步侵略。
[关键词]中国近代社会形势;英帝侵藏;不丹、尼泊尔、锡金;角色;外交
[中国图书分类号]K257.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4)-04-001-08
可以说,翻开中国的近代史,就犹如翻开一页页不平等的条约。几乎所有的西方列强都曾侵略过中国。其中,英国是最先开始侵略的急先锋。邓小平同志就曾说:“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到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①英国不但凭借坚船利炮燃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火,而且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不断地妄图染指和瓜分中国,并先后两次武装侵略我国西藏。更为恶劣的是,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蓄意制造的一些历史问题,使得所谓的“西藏问题”一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和妄图分裂中国的民族败类加以利用,挑起事端,制造混乱。同时,为了掩盖罪恶的侵略行径和肮脏的发家史,大量的西方“学者”、政客在不同历史阶段还炮制出了关于英国侵藏的一大批墨写的谎言,妄图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粉饰兽性。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不但受其愚弄,而且深受其害,在一些别有用心的新殖民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的操持下甚至造成了不必要的流血伤亡。
例如,在两次侵藏战争中,英国殖民主义者都蓄意挑拨汉藏民族关系,歪曲及割裂中国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并在武装侵略、利益诱惑的同时离间中国与边疆诸藩篱的关系。这不但使得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区及其周边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尼泊尔、不丹、锡金诸国内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利用它们作为基地和羽翼对我国西藏进行侵略。这种殖民主义分子惯用的可耻伎俩早已为世人所唾弃,然而在一些篡改历史的涂饰之作中却成了侵略正义的谬证。英人彼德·费莱明在其欺世之著《刺刀指向拉萨》中就恬不知耻地谎言:“这里,不丹和尼泊尔的远非中立的亲善态度是值得一提的,尽管这两个王国都接受印度的财政津贴,但印度政府既未直接控制,也不可能间接威吓他们。印度政府在加德满都派有一名驻扎官,在不丹则没有代表。这两个国家都很清楚,进入西藏的英国军队在数量上是弱小的,在战略上无保障的。西藏这两个最近的邻国在这种情况下竟积极地赞助入侵者,从这一事实中,人们或许很可以作出推论,断定这两个遥远的山地国家认为英国人理由是正当的,并发现西藏人的行为是没有道理的。”②那么,当时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英国又是如何在长期的殖民历史中侵略和控制尼泊尔、不丹、锡金,并利用其为羽翼对中国西藏进行侵略,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如何,晚清政府当时的外交政策又有何失当之处。本文概略述之,以正视听,并以此告慰悼祭百年前江孜抗英中无数的中华民族的烈士和在此前后前赴后继的爱国勇士们。
一、中国近代的社会形势和英国两次侵藏的具体背景
(一)中国近代的社会形势和鸦片战争前后的清王朝
近代世界历史的基本政治格局,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对东方人民的奴役。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的侵略,开始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为止,除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成为帝国主义外,东方各国几乎都先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保护国。③17世纪的中国,虽然社会经济、人口还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是自明中期以来的海禁及其延续有清末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却在长期的苟安蝇蝇之中窒息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封建礼治、宗法制度及所谓的羁縻之策,也使得天朝上国严于夷夏之分,防于下民“作乱”,妄自尊大,目空一切,殊不知世界局势随着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早已是另一番景象,依然陶醉于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的“上国”梦境,政治腐败,官僚昏庸,且极力扼杀已经自然滋生并缓慢增长在社会经济内部的先进生产力因素。大清帝国到了19世纪中叶正是西山日薄之时,中国的近代史即肇始于此,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轰开了清王朝脆弱的防线。④自此以后,中国的边疆屡遭蚕食、宰割和践踏。自道光至光绪60多年间,各殖民帝国犹如贪婪的巨蚕,昼夜不停地吞食着大清帝国这片毫无生机的阔叶。根据历史记载,中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所丢失的国土面积足有300多万平方公里。⑤软弱的清王朝在列强的威逼下屈辱地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
具体来讲,鸦片战争前四五十年,清朝政治就日趋腐败。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官吏贪污成风,财政支绌,军备废弛,国势显著地下降。同时,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加重,更多的农民破产流亡,社会危机日益严重。⑥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形势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⑦一方面,西方殖民资本主义也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吞噬,清政府遇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一波接一波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国内的阶级矛盾在外国侵略势力和封建社会本身危机加剧以及政治、经济进一步败坏的情况下,也随之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期间虽然出现了洋务派的所谓“洋务运动”和新政,举办了一些新式军工业和官办民用企业,在轮、矿、电报、纺织等部门有了一些新气象,民族资本主义也开始产生,并出现过“戊戌变法”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但是这种表面的修修补补无法挽救早已病入膏育的大清朝颓败的命运,帝国主义列强的外部侵略和全国各族人民绵延不断的起义革命,这一系列的内忧外患都进一步加深了民族危机,使得社会经济临于崩溃边缘,腐朽的清王朝就要走到历史的尽头。⑧
(二)英国两次侵藏的具体背景
列强环伺、民族危机凸现、阶级矛盾尖锐、政治腐朽、经济崩溃、国运衰微,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形势及其特征表现。正是在这样一个颓废败退的整体环境下,1888年和1904年,英国先后两次武装侵略中国西藏。
在1888年英国第一次武装侵藏前,中法战争爆发,在战争之后,英国以为防止法国势力进入“上顷甸”为借口,急急实行对缅甸的全部侵占。1885年底,英国侵略军攻入当时缅甸首都曼德勒,俘虏缅王。1885年7月,清朝政府被迫和英国签订条约,承认英国吞并缅甸的事实。与此同时,英国以早在喜马拉雅山区构建的殖民基地为跳板,不断肆意进行各种挑衅和侵略行为,在锡金和中国的边境制造纠纷。1886年,英国以武力占领整个锡金,逼走锡金王之后,就在锡金境内修路、架桥、修建骤站、开辟到西藏的交通,做好了武装入侵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最终以所谓的我方越界戍守为由发动了蓄谋已久的1888年侵藏战争。⑨
此后10余年间,英国与沙俄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展开了对西藏的罪恶争夺和肮脏的交涉。⑩而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是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外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凸显和激烈,清政府正处于崩溃的边缘。[11]就是在这段时间,英国又积极策划和发动了1904年的第二次武装侵略西藏的战争,他们血腥地制造了曲米新古血案,残酷地杀害西藏人民,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
二、英国两次侵藏过程中尼泊尔、不丹、锡金的角色
邻近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区的尼泊尔、不丹、锡金,除了多年来和我国西藏地方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外,同其他国家很少发生联系。英国利用这些国家的内部弱点及其他可乘之机,施展阴谋诡计,逐渐加以控制,并在两次侵藏过程中将其作为基地和羽翼加以利用。
(一)英国侵略尼泊尔及尼泊尔在英国侵藏战争中的角色
18世纪70年代廓尔喀侵入加德满都河谷和尼瓦尔族发生战争时,英东印度公司就企图通过帮助和西藏达赖喇嘛关系较好的尼瓦尔土邦来扩张其在尼泊尔的贸易,并希望借尼泊尔以进入西藏。阴谋失败以后,在18世纪初叶,英人便乘尼泊尔王室内部权利纷争、长期混乱之际,扶植从小就是赌徒和运动员的以暗杀起家的钟·巴哈都尔,使其取得了尼泊尔的首相地位。钟·巴哈都尔当权以后,为了感谢英国对他的帮助,积极施行亲英政策。1857年,印度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英起义,钟·巴哈都尔就先后派兵万余名并亲自前往协助镇压。钟·巴哈都尔在尼的地位由于有了英人的支持得到了巩固,同时,英国通过钟·巴哈都尔也进一步加强了它在尼泊尔的控制权利。英国除了拉拢、支持、利用拉纳家族来加强对尼的控制外,同时还挑拨和煽动拉纳家族和王室间、甚至拉纳家族内部的矛盾,挑起不和以收渔人之利。英国除了在政治、经济等势力大量地打入尼泊尔,并以尼泊尔为基地伸入喜马拉雅山区各地外,还在英军中建立了廓尔喀兵营,招募尼泊尔的轻壮年迫使其为英国侵略者卖命。在英国两次侵藏过程中,就有许多廓尔喀兵被英国侵略者用来当炮灰。
在英国侵藏战争中,尼泊尔实际上被逼迫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爪牙和帮凶。尤其是在第二次武装侵藏战争中,尼泊尔政府给侵略者提供了大量的牦牛,解决了侵略部队的后勤运输之忧。侵略军的头子荣赫鹏就曾说道:“余已通知尼泊尔政府之官吏助以牦牛,此乃西藏特有之牛类,用为高原转运之牲畜,殊有价值。”[12]在为侵略分子提供物质帮助之外,尼泊尔还在英帝的授意下,通过写信等手段为英国侵略行为营造有利舆论并对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施加压力,进行哄骗和讹诈。荣赫鹏在其罪供之著中说到尼方致噶伦信中内容时记载,“以此,尼总理对于西藏噶布伦应提出下述之忠告:据称藏人拒受1890年条约之束缚,其理由不外因缔结此约者为中国当局而非彼等自身,如所传不误,则藏人举止失当矣。藏尼二邦久已奉中国皇帝为无上尊严。如因该约为中国当局所签订,遂宣称不应受其拘束,此实大谬,盖中国当局一切措施悉为藏人着想也。尼总理复指称,自英尼两政府缔结条约以来,两国即相互派驻使节,约章条款之适当履行。使尼国政府继续蒙其利益,多至不可胜数。自缔约以来,尼泊尔因战争丧失之领土,英方不断予以恢复,而财政收入,亦增加数十万卢比……即英方曾扶助尼国保其国家之自主以迄于今兹。”事实真如上述所记吗?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自甘受奴役的傀儡讨好主子的谎言而已。1860年的《英尼条约》虽然将卡利河和拉普蒂河间英割占的低地退还给了尼泊尔,但是“条约”中仍然规定“英国政府与尼泊尔国王间所有现存生效的条约和协定,除非其为本约所改变者,一律肯定有效”,因此,过去英尼间的不平等和干涉尼国内政的条约依然有效。尼泊尔亲英首相钟·巴哈都尔于1887年去世之后,尼国内曾有数次政变和暗杀,不过英国很快又扶植了另一名名叫昌德拉·沙姆谢尔·拉纳·钟·巴哈都尔的傀儡掌握政权。昌德拉从小就是在英人办的加尔各答大学读书,是英国一手培植起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昌德拉为了感谢英国的扶植,不顾国内人民的流血伤亡帮助英国出兵20万人之多。
(二)英国对锡金的侵略及锡金在英国侵藏战争中的角色
锡金在清代宫书中,向称哲孟雄,或作者木雄,近代英人称之为锡金。我国西藏地方与哲孟雄关系由来已久。其部落首领自三世部长嘉多南嘉始便每岁派员到藏,朝拜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进贡礼品,成为西藏地方的藩属。[13]1788~1789年间,廓尔喀人入侵哲孟雄,占领了哲孟雄大部分土地,哲孟雄只保存了日尼柞及岗多两地,其第六代部长顿怎南嘉逃入西藏境内避难。西藏让他在春丕居住。1788年,达赖喇嘛曾以日纳宗地给予哲孟雄,以雅拉支木山为界。“原来日纳为藏地,因历任哲孟雄部长,从前敬重达赖喇嘛,又因伊之管家腔子噶尔任内,施恩将此热纳(日纳)寨地,拨赏与他,已阅90余年,曾与该番赏有执照,内注列详细。”1796年,八世达赖喇嘛因哲孟雄彼时恭顺有礼,又拨给草场一段暂准哲孟雄牧民住牧,并令其部长代办日纳宗营官事。1800年,班禅额尔德尼也为之代请赴藏朝见。直到1892年哲孟雄被英占领,其部长还遵照藏内意见,移居藏地2年,虽然英国停其每年薪金,也在所不惜。这些都足以说明藏、哲关系密切,而隶属关系也是十分明确无疑的。[14]
英国对于锡金早就窥探已久。1828年东印度公司的路德队长借调节尼、哲纠纷之机,向哲提出了要租借大吉岭作为哲对公司的报酬,于1835年哲正式将长24英里、宽6英里的大吉岭租借给东印度公司作为避暑之地,租金仅为每年300镑,后增为600磅,如此廉价骗得大块土地,成为英国侵略者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根据地,并在我国边疆险要咽喉地区开了一个缺口。1861年,更是寻找理由强占了哲境内的大片领土,并囚禁部长,强迫订立私约。使得哲置于英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15]英国根据条约,派人到哲孟雄,大修道路,建筑房屋,并把铁路从加尔各答修到了大吉岭,积极为武装侵略西藏做准备。
锡金在英国侵藏战争中实际上是处于完全被控制和奴役的地位,被英国侵略者作为马前卒和借口。1888年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就是以我方越界在锡金境内设卡为由发动的。而且在1888年3月20日和21日英军对隆吐山下的扎鲁隘口进攻当中,即“先以不甚爱惜之印度、哲孟雄士兵充当炮灰”,[16]驱使锡金士兵作为探路先锋。但锡金人民并不甘心屈服于英国的操控之下,其部长一直倾心于西藏,在战争过程中他力图促成藏英避免战争,希望能够和平协商解决。一部分哲孟雄人民则怀着深厚的民族情谊,发表言论,谴责英帝武装侵略西藏。有的哲孟雄人将英军的军情向前线藏军官兵密报。[17]但由于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使得英国在第一次侵藏战争后通过各种手段使哲孟雄成为其“保护国”,定名为锡金。从此,锡金完全沦为英国的附庸。
(三)英国对不丹的侵略及不丹在英国侵藏战争中的角色
不丹历来与中国西藏的关系密切,他们认为中国皇帝是其政治上的最高君主,而达赖喇嘛是其宗教上的最高信仰对象。在1876年,当英帝企图侵占西藏的门隅和错那,并对某些不丹人进行威胁利诱时,不丹王和哲孟雄王就分别向驻藏大臣松桂、摄政王功德林达察呼图克图阿旺班登曲结坚赞和噶厦来函:“种种迹象表明,英国人不久将侵犯佛教圣地西藏,故敦清及早派遣得力人员卫戍边境,加强战备,以防英人入侵。”
实际上,英国早在18世纪初期就想尽办法要控制和侵略不丹。1826年英国正式割占阿莎密等地后,就不断蓄意就不丹管理的山口制造纠纷,并先后通过武力和金钱妄图征服不丹。在这样的伎俩不能完全奏效的情况下,便阴谋利用不丹内部的矛盾,支持汤沙总管乌金旺曲取得不丹的统治权,从而真正牢固地把不丹控制起来。1885年,不丹发生内乱,其扎西曲宗宗本曾向西藏求助,驻藏大臣也曾数次派人前往调节,但当时正是英国准备向西藏进攻之时,清廷和西藏地方皆无力顾及不丹,而英国恰趁此机会积极在不丹活动,对旺曲进行拉拢和收买工作。1904年,旺曲在英国侵藏战争中给了侵略者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了解西藏情况、刺探藏兵消息方面。由于他以不丹的宗本面目出现,可以派人直接去拉萨并往来于两军之间,使得英军随时掌握了藏军的布置与活动和拉萨的军政消息,并在藏族和藏军中鼓惑众人,瓦解军心。因此不丹虽以中立自居,但是却处处在为英帝服务。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到英帝国主义侵略的一贯伎俩,即武力威胁、直接侵占、利益诱惑、扶植傀儡,而且往往利用内部混乱或制造内部混乱来收渔人之利。尼泊尔、不丹、锡金虽然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大致都是通过上述的一些卑劣手段一步一步地被英国控制和利用的。三国在英国两次侵藏战争过程中充当的角色也各有不同的特点,但相同的一点即都被英国利用作为了基地和羽翼。回顾这段历史,无论尼泊尔也好,不丹也好,锡金也好,西藏和它们的关系历来是十分密切的,但是为什么在英国两次侵藏战争过程中都不能为我方所有效利用,我以为这里除了本文第一部分所叙述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整体形势和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所导致以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所言,“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具体的外交技术操作层面上也有失当之处。
三、晚清政府在英国侵藏战争前后的外交得失
(一)封闭的外交政策
在福康安战胜廓尔喀之后,为了永远杜绝西藏和边境外其他国家发生纠纷,中央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安边措施,但是总起来看其实质是将西藏封闭,禁止和外国及外来人来往。这种封闭政策有着其固有的利弊两面性。我们从西方对西藏早期的关注来看,实际上这种关注早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那时,一些间谍打着所谓传教士的旗号开始了对西藏的最早的窥视和渗透。其后,一大批所谓的探险家、商人更是纷纷出动,不断搜集有关西藏道路交通、山川河流、货物矿产、风俗习惯及其周边等情报。当时由于清王朝还处于繁盛阶段,加之西方殖民主义者本身的争夺焦点和喜马拉雅山区特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使得西藏在19世纪中叶以前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威胁。但是潜在的危害早已是事实存在,这种危害来自于周边地区的相继被控制或吞噬。这种危害在清朝仍然是威慑四方的“天朝上国”时,还只是潜在的隐患,但随着“大国地位”的丧失,这种潜在的危害在适当的时机便转变成残酷的现实威胁。从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相继被控制或吞噬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当中国强大之时,他们不但臣服于朝廷,而且本身也是稳定的;而当中国内部发生动乱或实力有所削弱时,周边的这些国家也会发生不稳定的情况,并且会影响到西藏的不稳定。从这样一种历史经验来看,清王朝早期的外交封闭政策是造成尼泊尔、不丹、锡金“外向”的一个源头。
(二)蝇安苟且、妥协退让的投降外交政策
在清朝治藏前期,中央尚能选以贤能精干之重臣驻藏,然而自嘉、道以后,往往以满员中庸碌无为之辈充任,甚而以罪臣戍边,使人无不视为苦事。彼时驻藏之臣,大抵政务废弛,疏于边事,不求勤勉,反以蝇安苟且为能。而朝中之臣,虽不乏居安思危,努力上进的勤恳有识之士,但多或颟顸自大,或昏庸无为,或迂腐误国,闭目塞听,目光短浅,虽有不堪之近忧,但毫无切实之远虑,惟求个人之荣辱,置国家之安危不顾,致使延误时机,坐等祸临,并以息事宁人为计。[18]
在两次抗英斗争中,清王朝出于蝇安苟且之计都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投降外交政策,不但不支持西藏地方的抗英斗争,而且还压制抗英派,使得内部不和,矛盾冲突激烈。在与英国进行交涉当中又往往以藏人颟顸和延误为由,破坏内部团结,暴露缺点。致使英人以中央在藏无实际权力等为借口,并鼓噪出所谓的中国在藏的虚幻宗主权。同时也使得周边难以看到天朝威权,从而转向英国。
(三)盲目自大、过分羁縻的外交政策
在旧时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往往有着坚深的“夷夏之大防”的思想,对于边远民族地区常有轻视的态度,视为蛮荒或未开化,施行的政策亦不外居高临下的所谓怀柔、羁縻之策。清朝统治者即向以天朝上国自居,对于边境各藩属亦以羁糜之策行之。这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固然可起到一定程度的笼络人心、牵制与平衡各方权势的作用,但是这种并非出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考虑的羁縻之策,本身就有着先天的弱点,而过分的羁縻,乃至于是出于偏听、偏信而不是在审时度势的情况下,采取的合理制约,那么就更有其失误之处,而且这种政策很容易使得敌人有机可乘。这在清廷盲目拒绝哲孟雄要求归还尼泊尔所占土地一事的处理上,及其后清廷一直延续的为限制哲孟雄而制定的“只许八年来藏一次”、不许“该部长在藏逗留”等一系列措施方面,表现得就很突出。[19]
英国正是利用了这种机会,在打败尼泊尔并订了1815年的《塞哥里条约》中把尼占哲的泰莱和莫兰西区割占,接着又在1817年和哲孟雄定了《梯塔亚条约》(Titalga)把上述两区交给哲孟雄,并重新规定尼、哲间发生纠纷,由英仲裁。尼、哲边地相连,双方人民往来繁杂,经常发生纠纷。英国就借仲裁,进入哲孟雄。[20]
(四)自撤藩篱,失好邻近的消极外交政策
当英尼战争时,尼泊尔曾来西藏要求中国皇帝援助,但1815年(嘉庆廿年二月),驻藏大臣却遵照谕旨,严行饬驳,清廷自动放弃了对尼泊尔的援助,使得英国侵略者放心地对尼施行控制。清廷对于英人侵略不丹的对策与对待英人侵略尼泊尔时一样,虽然说要调派西藏士兵,严为防范,并暗助布鲁克巴(不丹),以备不虞,但并没有任何积极帮助不丹的举措。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感于边疆局势危急,曾有英人狡黠修好布鲁克巴的奏折,但就在不丹内部汤沙总管和扎西曲宗展开斗争,也就是决定不丹将来前途的斗争时,驻藏大臣的处理也是极为消极的。当不丹德布王情急意切地派人向驻藏大臣告以性命之求救时,驻藏大臣色楞额除了将“避难布番男女百余人,带牛马帐房”,“妥为抚恤,勿令流离失所,亦勿使滋生事端”外,只派了一个粮员刘文同噶伦扎喜达洁去帕里“查明起衅缘由”而已。这样,不但不能修好不丹,且将其推之门外,任由不丹单独地去对付英国了。至于哲孟雄,清廷的处理就愈加消极和荒唐。当哲孟雄受到英国的侵略向驻藏大臣求救时,色楞额只派了一个洋务委员前往江孜,让其就近查探情况,随时随事进行稽查弹压,而其目的竟不在于防英,倒在于防哲了。可以说,清廷对于受人侵略多年的藩属,不是为了“修好”、“自固藩篱”,而是在自撤藩篱,失好邻近。如此的消极外交政策如何不使周边寒心,转而他向?!
(五)徒具形式的面子外交政策
在1888年之后的谈判订约过程中,锡金土王的母亲曾率族人在升泰面前请求不要将他们“划出圣朝版图之外”,他们甚至情愿弃地,迁入西藏居住。但清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将他们送入敌手。在锡金问题上清政府只指望通过交涉,保全一点面子,而昏庸的升泰竟然也就主动放弃了锡金,只是要求每年仍需进贡,但是就是这点要求,也在早已被和英人串通好的翻译的愚弄之下及英人的进贡与王名位不符的借口下加以抹去,如此,使得锡金与西藏的传统亲密关系从此割裂。
四、小结
西藏自古以来就隶属中国的版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19世纪下半叶,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在吞并全印度后,扩张其势力,向喜马拉雅山区进攻,企图分割中国,侵占西藏,于是才有了所谓的“西藏问题”。实际上,远自1774年东印度公司就派人进入西藏了解情况,并在其后一直阴谋制定侵入西藏的计划。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国就利用种种借口发动了第一次侵略西藏的隆吐山战役,正式揭开了侵略西藏的序幕。此后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利用他们占领印度的势力,趁中国内忧外患特别是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之机,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21]在英国发动侵藏战争之前,早已做了充分的各种准备,其中对于喜马拉雅山区尼泊尔、不丹、锡金诸国的侵略更是蓄谋已久。在逐渐扶植傀儡牢固地控制这些地区之后,英国开始利用其作为基地和羽翼对我国西藏进行武装侵略,同时,在战争的过程中还不断通过各种威逼利诱的卑劣手段对他们进行拉拢和挑拨以便进一步对之加以严密控制。总之,中国近代的社会形势使得晚清政府没有力量能够帮助周边粉碎侵略者的图谋,社会文明的发展趋势也使得资产阶级的魔影暂时附着于历史的车轮上,同时,清王朝在外交政策上的种种失当,也使得清王朝失好于邻近,在英国侵藏战争中不能很好地发挥周边优势,甚至使得周边成为侵略者的帮凶。然而,尽管周边的这些历史友好在英国侵藏中的角色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非亲善态度,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侵略者的正当合理。尼泊尔、不丹、锡金诸国的近代历史,都充分地印证了英国殖民者的血腥的暴行。所有的侵略者终将得到可耻的下场。英帝两次侵藏的历史也充分地表明,西藏与祖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血肉共存、休戚与共的。只有祖国的强大,才有各族人民的安宁,只有祖国的繁荣昌盛,才有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责任编辑 保罗]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92页。
②彼德·费莱明:《刺刀指向拉萨》,向红笳、胡岩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1997年第2次印刷,第125页。
③陶德臻主编《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第145页。
④英国急于输出的棉、毛纺织品,在中国都缺乏销路。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尚处于顺差。然而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非法走私的鸦片日益肆虐。鸦片走私不但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纪,毒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而且使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据不完全统计,1830年由英商运出的就有670余万元。鸦片战争结束前,一年流出1000多万元。10余年中,流出的银子总数达一亿数千万元。鸦片问题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1839年3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广州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中国禁烟的正当举措引起了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满,英国随即便以此为借口发劲了罪恶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⑤车明怀、林成西、许荣生、秦和平、江少青:《边疆忧患录》,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3页。
⑥从经济贸易上看,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着的自然经济,有力地抵抗西方工业品的侵入。清朝限制对外通商的政策,即所谓的闭关政策,虽然压抑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但一定程度上也起着保护封建经济的作用。英国为了强行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量走私贩运鸦片,并最终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实际上,随着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接连的经济危机,西方资产阶级早已发出以武力打开中国门户的叫嚣。鸦片战争的爆发只不过是此后一系列武装侵略的开始而已。而在鸦片战争过程中,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致使妥协派占得上风,虽经关天培、陈化成、葛云飞等爱国抗战将领及沿海各地群众的殊死抵抗,终以《南京条约》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结局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屈辱的序幕;同时,也更加使帝国主义尝到了侵略的甜头,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⑦19世纪40~50年代初年,战前鸦片泛滥和白银外流的情况更加严重,1850年后,银价每两竟涨至两千余文。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从此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地人民起义斗争,如火如茶,此起彼伏,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的高潮。19世纪40~60年代,英、法殖民者侵扰中国东南海疆,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沙皇俄国伺机侵略东北地区,强行割占大片中国领土;19世纪70年代,浩罕阿古柏入侵西藏,成立“哲德沙尔”国伪政权,英俄两国公开支持,力图分裂中国,沙俄进而出兵侵占伊犁;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爆发,法国侵略军突然袭击福建马尾,重创福建水师,进攻台湾,英国趁火打劫,占领缅甸,侵噬云南;19世纪90年代,朝鲜形势恶化,日本蓄意挑衅,中日爆发甲午之战;20世纪开初,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⑧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1版,1988年4月北京第6次印刷,第366、377页。
⑨在这次侵略后,英国先后于1890年和1893年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英会议藏印续约》这两个不平等的条约。通过野蛮的武装入侵手段,英国打开了西藏对外封闭的大门,从此把西藏纳入半殖民地社会,也给中国西藏的社会历史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⑩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资本主义已走向垄断阶段,形成帝国主义。在19世纪70至90年代,殖民地的扩张更加激烈化,到20世纪初,整个世界几乎被资本主义列强所分割尽净,发展下去,就只有重分了。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20世纪一开始,帝国主义者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就已经开始酝酿了。见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前言》,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08页。
[11]当时的中国情形是清政府日益腐败,革命形势日益高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的腐朽性和反动性日益彰显。19世纪末期的“戊戌变法”的竭力挣扎以“百日维新”的悲剧结局而草草收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在反动的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阴谋残酷镇压下,也不得不在匆匆为后人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壮烈悲歌后偃然退却。而清政府“挟洋自重”的交换是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八国联军在京城烧杀抢掠,犯下滔天的罪行。1904年2月,日本在英日同盟和美国“门户开放”侵略政策的支持下,更是无视中国的主权,沙俄在中国领土境内发动了对日战争,而软弱的清政府对这场发生在本国领土内的战争竟然以中立国自视,且划出地界任其征战。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列强的肆意欺凌,激起了所有爱国志士的满腔愤慨。1894年、1895年、1903年和1904年,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总会、华兴会、光复会相继成立。1901~1905年全国的抗捐斗争和由会党领导的旧式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从1903年就逐渐开展起来的收回利权运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
[12]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内部资料),孙熙初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编印,第102页。
[13]“其实哲孟雄、布鲁克巴皆西藏属地,每届年底,两部长必与驻藏大臣呈递贺禀,驻藏大臣厚加赏赉以抚绥之。在唐古特则自达赖喇嘛以次,均有额定礼物,商上亦回赏缎匹银茶,与两部回信底稿,均呈送驻藏大臣查核批准,照缮始行回复。哲、布两部遇有争讼,亦察由藏酌派汉番办理,此哲、布系是藏地属藩之一实在情形也。”见《升泰奏牍》卷 1,第7页。《清季筹藏奏牍》第2册。
[14]吴丰培:《中国与锡金关系简述》,载《藏学研究论丛》,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89、92页。
[15]东印度公司从锡金强租大吉岭后,于1848年至1849年(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间派遣两名英人,以游览和采集植物标本为名,深入锡金北境,并有意违抗锡金禁令,闯入我后藏边境来调查地形,因而受到锡金政府短期监禁的处分。于是东印度公司即以他们的官员受到侮辱为理由,强占了整个锡金南部,而后在境内制造混乱,并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武装侵入北境,威逼锡金王订立私约,从而控制了锡金全境。见霍克:《喜马拉雅山札记》(Hooker,J·D·Himalayan Journal,1854,QndVol.pp.202-241.);路易士:《西藏门户》(Louis, J.A.H.The Gates of Tiet,1984.p.81.);化德鲁:《在喜马拉雅山中》(Waddell, L.A. Among the Himalayas,1899.99.148-150.);达斯:《英国在西藏的扩张》(Das.T.British Expansion in Tibet,1927,pp.12-13.)—转引自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2000年9月第2次印刷,第260页。
[16]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文硕奏牍》卷6,第26页。
[17]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西藏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专辑》(内部发行),1985年8月版,第15页。
[18]吴丰培先生曾说:“清代自嘉道以后,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内政日替,边事不讲,而于藏事更置之不顾。驻藏大臣一缺,每以满员中庸碌无能之辈充任;明为出使大员,实则不啻遣戍极边。故凡藏臣至拉萨以后,仅办理例行之事;藏情既不讲求,政务日渐废弛。但冀瓜代,便可回京,甚至日夜以酒食徵逐为事,娶江古学(即藏女)以资淫乐,番官升迁,非贿莫办,数年藏使,亦可饱载而归。于是藏事日非,番心尽失,幸闭关时代,而番人愚鲁,尚可苟安;迨海禁大开,欧西各国,竟相窥伺。英以印藏接壤,更谋捷足先登。而哲孟雄介于印度廓尔喀与布鲁克巴之间,复为英计所夺。而清廷不知未雨绸缪,更不悉履霜坚冰至之可虑,竟任其侵夺而不顾。虽当局不暇边事,亦藏臣错苟安有以酿成之也。’见吴丰培:《文硕筹藏政策及处理隆吐设卡案之始末》,载《藏学研究论丛》,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34页。清廷之未能未雨绸缪,任不丹、尼泊尔、锡金为英阴夺而不敢有针对,这固然与当时国势衰微,敌强我弱,不得己选择一时权宜有关,然而,正所谓寝于积薪之上,又焉能有无忧之安枕。萧占先于阵前之可耻研经,升泰在战事悬危之际,却推行所谓“先解战争”之政策,勒令解散僧兵,对内专横跋扈,对外奴颜碑膝,全然一副畏缩怕事,委曲求全之态。蝇安苟且乃至于一味妥协退让,其结果只能是置己于敌之刀案之上。而如英国在哲孟雄大修道路和旅社,目的是要打通向西藏的大门,但清廷对此尚在梦中,未作任何打算,致使锡金成为两次英国入侵的桥头堡,这对于当时的驻藏之臣,亦是难辞其咎的。
[19]清军在打败廓尔喀入侵之后,哲孟雄曾提出被尼泊尔所占 的土地,请求归还。西藏噶厦也要求恢复“第六代达赖喇嘛时哲有疆界,并请添设兵丁,由商上给予钱粮,代为守御。”但当时的驻藏大臣和琳却先入为主,听信了廓尔喀的申请,认为哲孟雄“懦弱无能,贪得便宜”,奏请清廷予以驳斥,不予受理。清廷对和琳的处理表示赞扬。此后,清庭和历任驻藏大臣对于哲孟雄总是加以限制,并定了“只许八年来藏一次”的规定,不许“该部长在藏逗留”。虽然两地关系从未疏远,年有往来,但清廷的这种限制藏区藩属的一系列措施,却为英国造成了可乘之机。
[20]吴丰培:《中国与锡金关系简述》,载《藏学研究论丛》,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92页。
[21]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前言》,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页。
[作者简介]蓝国华,现任职于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西藏研究》编辑部,主要从事藏族文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