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主义者以“传教”、“探险”、“游历”等方式对我国西藏进行侵略渗透失败之后，为尽快打开西藏的门户，使西藏尽早成为英属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于1886年英帝国主义擅自划界，并将西藏地方政府在隆吐山设卡进行防范的行为指责为“越界”，任意增兵挑衅，以挑起战端。这一事件，不仅使西藏地方很快陷入了英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侵藏战争的“泥淖”中，而且对离间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增加彼此的隔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隆吐山；清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关系

　　[中国图书分类号] K28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003(2005)02-02-06

　　一、西藏地方政府在隆吐山设卡的背景

　　首先，西藏地方政府在日纳宗的隆吐山上设立关卡以防御外来人侵，是在19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的大背景之下，英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渗透西藏，并对西藏步步紧逼的结果。随着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为进一步攫取原材料和占领市场，“各资本主义国家拼命争夺殖民地”。[1]在对中国的争夺中，西方列强既采取了先入侵中国的周边国家，以逐步蚕食中国边疆的策略，同时又掀起了直接瓜分中国的狂潮。

　　对我国其他地区的侵略手法一样，英国对西藏的侵略也是依靠蚕食西藏地区的藩属和周边的国家而逐步实现的。18世纪后半叶，乘印度莫卧尔王朝四分五裂之际，英国东印度公司凭阴谋与武力占领了有两三千万人口的孟加拉，由此确定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为英国殖民者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我国西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完成了对印度殖民地的征服之后，开始着手对我国的藩属国、西藏地区的近邻——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进行侵略。1814年和1816年，英军两次攻打尼泊尔，并迫使尼泊尔政府签订了《塞哥里条约》。通过这一条约，英国割占了尼泊尔所有的平原土地，使其势力第一次同西藏直接为邻。1860年，英国出兵进攻哲孟雄，使其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865年，英国迫使不丹签订了《新曲条约》，侵占了包括噶伦堡在内的5500平方英里的广大土地。随后，英国的势力继续向北，渗透到了克什米尔和拉达克。

　　伴随着英殖民主义势力对西藏界外的步步深入，为加紧对西藏的渗透，英国侵略者还以所谓“传教”、“游历”、“通商”为名，将侵略的魔爪直接伸向西藏。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烟台条约》，英国取得了在中国“公开”传教、游历、通商的权力，对西藏的入侵渗透更是有恃无恐。《烟台条约》签订的第二年（1877年），英国陆军上尉吉为哩和驻重庆领事贝德鲁等人企图借道西藏，经印度回国，遭藏人阻截。1885年，英国派印度秘书马科雷率领所谓“商务代表团”，经哲孟雄进入岗巴宗所辖的甲冈边境，岗巴宗宗本在西藏噶厦政府的授意下坚决将其阻回。此后，西藏人民在巴塘、黑河及其以北地区，拦阻了许多由新疆、青海、阿里企图进入拉萨的各国“冒险家”。至于英国要求与西藏在中印边境上通商，噶厦政府更是防范森严，不仅不准老百姓前往大吉岭通商，而且还在各险要路径设兵建卡断绝往来。正是由于在“传教”、“游历”、“通商”等问题上，英国人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才不得不转变了殖民侵略的方式，开始在哲孟雄大肆修筑道路和建造旅舍，企图利用哲孟雄与西藏在地理上相毗邻的优势，以打通通往西藏的大门。为此，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在隆吐山上积极设防，以抵御外辱，不能不说是具有深谋远虑的。

　　其次，英国侵略者擅自划定我国西藏与哲孟雄的边界，并据此侵占西藏边界土地，使得西藏噶厦政府不得不在隆吐山设卡。利用“划界”问题来侵吞我国的领土和为发动战争制造借口，是帝国主义列强惯用的手法，英国在侵略中国西藏及其邻邦的过程中，也同样玩起了这套“把戏”。1864年3月，英国控制克什米尔，与查漠的锡克国王签订了《阿姆利则条约》，擅自划定西藏与拉达克之间的边境线，将原属于中国西藏藩属国的拉达克划给了印度。与西藏相邻的哲孟雄和不丹等国本是西藏地方政府的藩属国，三方之间的边境线长期保持着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传统习惯线，且早在1794年清政府在派兵驱逐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之后，对西藏、哲孟雄和不丹之间的边界再次进行了勘定。当时驻藏大臣和琳带领游击张志林、噶伦丹津那木吉等人，“携带噶厦底册”，详勘边地，设立边界鄂博。[2]在和琳写的《西藏赋》注释中，对这段边界有明确的说明：“帕克里俗名帕里，自帕克里至支木一带藏猛谷、日纳宗官塞，此外，为哲孟雄(锡金)境，其东为布鲁克巴（不丹）境，俗名竹巴云。”《卫藏通志》上也记载说：“自帕克里至支木山顶、藏猛谷山顶、日纳宗官塞，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布鲁克巴二部落境。”[3]据这条边境线的规定，中国西藏、哲孟雄和不丹的交界地在雷诺克，雷诺克东北3英里是西藏的日纳，而隆吐山离日纳还有20多英里的路程，这说明隆吐山不仅是中国的领土，而且距中哲边境尚有20多英里之遥。但是英国控制哲孟雄之后，于1861年强迫哲孟雄订约，把中哲边界从日纳改到捻纳山一带，向西藏境内推进了30英里。对英国列强挑起的所谓划界问题，清政府不但不据理力争，反而称“英人考察地界甚精，必不妄称日纳以内为外。”从而大大助长了英人的侵略野心。至：1886年，当西藏人民拒绝马科雷使团人藏之后，英印政府遂声称卓木(今亚东)山谷以南包括隆吐山在内的地区，为它所“保护”的哲孟雄领土，于是派遣了一支配有300驮畜、几门山炮和1000名士兵的队伍越过隆吐山探路，并将隆吐山至捻纳的一段崎岖狭窄的路径开宽垫平。当藏人前来阻止时，英国侵略者不但不停止越界筑路，反而继续在沿途的廓布等地兴修驿站，向西藏步步紧逼。

　　二、隆吐山设卡及英国的无理干涉

　　早在1835年哲孟雄被迫将距中哲边境雷诺克70多英里、长24英里、宽6英里的大吉岭租与东印度公司作为避暑地以来，英人就不断在此广设商铺组织各种商业机构，以吸引藏汉商人前去贸易。在同藏汉商人交易的过程中，为了笼络藏族商人挑起藏汉之间的矛盾，对藏族商人“广行要买，尤极教勤”，而对汉族商人“次之”。[4]对于英人企图利用“通商”为名入侵西藏的险恶用心，西藏噶厦政府早有警惕，一方面他们向清朝中央政府提出禁止藏汉商人前往大吉岭经商的主张，另一方面于1884年开始在沿途设卡拦阻，加紧防范。鉴于英国侵占哲孟雄后，从各方面加紧入侵西藏的准备，再加之西藏地方政府从哲孟雄和不丹政府处获知，“英人拟定限期进藏礼佛，务准畅行，无得阻拦，如能照办，即无庸议，不然定即带兵进藏”。[5]所以，当得知英印政府在隆吐山上开道筑路并在沿途修建驿站时，噶厦政府立即召开了全藏僧俗代表会议，与会代表签订了《抗英卫教守土誓言》，并决定：（一）选派精明强干的官员，率兵前往边关驻守。（二）征调前藏、后藏、山南、塔工、波密、藏北等地驻军，以大、中寺庙为主组织僧兵。（三）视战局发展情况，实行18岁至60岁的征兵制度。（四）立即筹集土炮、土枪、弹药、火绳、刀矛、鞭等武器。（五）成立后勤机构，征集粮草；组织民工，以备运输军需物质之用。

　　根据全藏僧俗代表会议的相关决定，藏军开始在藏哲边境的险要地段建卡设防，并在隆吐山上修建了高大的堡垒炮台，同时派出了200名兵士“就近防堵，以期各保疆土”。[6]面对西藏地方政府采取的这些防范措施，英国侵略者恼羞成怒，立即横加指责，他们先是提出：“(藏军在)边境外距大吉岭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炮台，意在阻止通商”。[7]接着，又说是“横截廓喀(指尼泊尔)东通印度之路”。[8]到了1887年，英国驻华公使华尔士又提出，隆吐山是属于英国所“保护”的哲孟雄领土，藏军在此增兵设卡，是越界行为，意在威胁大吉岭的安全。同年5月，华尔士发给清政府的照会中竟威胁说：“若西藏兵丁不肯受屡次谏劝之语，仍在界外据守地方，则印度节度大使（即印度总督）势不得已，唯有自行设法，迫令（藏军）退出。”[9]此后，华尔士又多次威胁清政府，说什么“接印度大臣电，决不容番兵在彼（隆吐山)守冬，迟即驱逐’’等。至1888年2月9日，华尔士还在强词夺理，称英国在隆吐山至捻纳山一带筑路“往事已久”，并再次胁迫清政府答应必须在1888年3月12日前撤回藏军。从这些照会和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阻止藏军在自己的边境上设卡防范，是如何置事实于不顾、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

　　其实，英国所称哲孟雄为其所“保护”的土地就已属无稽之谈，因为很早以前包括哲孟雄、拉达克和不丹在内的广大地区实为西藏地方政府的藩属，同西藏保持着不同程度的隶属关系。原来横亘在我国西南的喜马拉雅山区，自占以来就是藏民族分布的区域，这里从西至东，如拉达克、哲孟雄、不丹的主要居民，都是从我国青藏高原迁去的藏人。他们同藏族同文同种，有长期的共同历史，有的可上溯到9世纪后期吐蕃王朝崩溃时期。他们同当地部族的其他居民组成的政权和宗教组织与西藏有极深的渊源，所以这些地区向来被清政府视为外藩。这种藩属关系在英国侵占哲孟雄和不丹等国之前一直保存着。后来与英国订约承认哲孟雄为英保护国的驻藏大臣升泰，就曾这样描述过这种隶属关系：“其实哲孟雄、布鲁克巴(即不丹)皆西藏属藩，每届年底，两部长必与驻藏大臣呈递禀贺，驻藏大臣厚加赏赐，以抚绥之，在唐古特（指西藏）则自达赖以次，均有额定礼物，商上(指噶厦政府)亦回赏缎匹银茶，与两部回信底稿，均呈送驻藏大臣查核批准，照缮始行回复。哲、布两部遇有争讼，亦禀由藏均派汉、藩办理，此哲、布系是藏地属藩之实在情形也。”[10]由此可见，哲孟雄实为西藏地方属地，只是由于此时清政府已是内外交困、穷途末路之际，而西藏地方政府更是民贫兵弱，难以自保，所以才不得不任由英人横行，眼睁睁地看着哲孟雄沦为英国侵略者的“保护国”。

　　至于目纳宗和隆吐山确确实实是西藏所辖之地，也非哲孟雄所有。除了有1794年驻藏大臣和琳等人所划分的西藏同哲、不的界限以为佐证外，在1887年西藏三大寺和僧俗人等给驻藏大臣的公禀及藏南形势图中也证实日纳和隆吐山实为藏地，内中称在此地设有换防守备一员、代本一员、管理隘口的营官两人，管辖包括捻纳、春丕、廓布、格压、隆吐、日纳在内的村寨百姓。[11]日纳在不丹的重镇噶伦堡东北约30英里处，距藏、哲、不三地分界处的雷诺克有3英里远，离大吉岭约70多英里，而隆吐山又在日纳东北约20英里处，更是当属西藏无疑。

　　再看英国侵略者在1861年和1865年分别与哲孟雄和不丹签订不平等条约所侵占的土地，同样也不包括隆吐山在内。当时从哲、不割占的土地，包括大吉岭和噶伦堡在内，其地界是在哲孟雄境内大雷吉河以南、小雷吉河以东和在不丹噶伦堡内距白栋3英里的日喜河，而隆吐山距日喜河尚有23英里，距哲孟雄也还远，何来“越界”之说？但英人却无视这些事实，擅自划分藏哲边界，并以藏人越界设卡为借口，挑起事端，无非是在“哲专署英”的阴谋得逞之后，进一步向清政府挑衅，将侵略势力逐渐由西藏境外向境内延伸。

　　面对英国侵略者的无理指责和横加干涉，西藏各阶层人民据理力争，表现出了他们不畏强权、誓死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决心和勇气。在西藏三大寺及僧俗民众给驻藏大臣的公禀中，他们理直气壮地阐明了在隆吐山设防的原因：“查大吉岭实系哲孟雄所辖地界，不但均被英人侵占，复敢越界，屡次开设市面，新建铺房，修路造桥，种种恃强恶霸，横肆异常。去岁又复多方寻衅，以至大众志切同心，议定永远力阻。遂于险要关口，新建防堵人等住歇房屋，安设官兵，责成各该处大小营官、头目、百姓等经营。”[12]这既是对先前英人要求在藏印边境通商的答复，也是对它利用藏哲边境窥视西藏所做的反抗。对英国要求藏军撤出隆吐山的无理之举，西藏各阶层人民坚决表示：“隆吐山为藏中门户，倘一退让，势如开门缉盗，自古至今，可有以疆域门户让人之理乎!”。为了切实保卫疆土，守住通往西藏的“门户”，西藏各阶层人民还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调集兵员，加紧对隆吐山的防卫；另一方面则筹备武器和粮草，严阵以待。

　　中英政府关于隆吐山设卡及隆吐山是否藏地之争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本来英印政府叫嚷的是要 与西藏当局通商，现在他们是既要通商，又要清政府限期撤退藏军和拆除边卡。这样，英军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一场武力冲突就难以避免了。

 　　三、隆吐山设卡之争对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影响

　　在隆吐山设卡以抵御英人入侵的问题上，从清政府内部到西藏地方政府内部都存在着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西藏面临强敌压境、遭受严重的民族危机之时，西藏上层僧俗领主也深感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与挑战，因而广大民众一样有抗拒英人的要求。在拉萨三大寺和各界僧俗民众历次呈递给驻藏大臣的公禀中，他们把英人比喻为“侵食小蚁的巨虫”，指出“凡英人通商游历所在，将来即为英国之地”。对这次隆吐山设卡之争，他们认为隆吐山本是藏地，置兵设卡当属坚守“门户”的正义之举，此举既未侵犯他国，更未侵犯英国，倒是英国在哲孟-雄所属的大吉岭“修设铺面，安设英兵，据为己有”，未经“大皇帝赏给，亦未通知唐古特商上”，理应“一概退出……方为正办”，[14]可谓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一抒郁积在西藏人民心头多年来的不平之气。但在另一方面，尽管西藏上层的僧俗领主集团为形势所l迫，坚决主张抗英，然而事实上他们除了仅能以保护宗教为名号召人心之外，并不知该如何应对强敌，所以一旦遇到挫折，内部的妥协气氛就随之加深了。

　　至于清政府内部同样存在着分歧。朝廷中如丁宝桢、文硕等有识之士，早对英方的侵略野心有较清醒的认识。他们在给清廷的奏章中指出，英人的目标并不仅仅是“通商”，而是隐藏着更深更毒的“侵夺之妙计”。他们认为通商与否，藏人“自有命意”，不能相强，否则正中了英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诡计。[15]在这方面，驻藏大臣文硕更是具有远见卓识，他在启程赴藏前给醇亲王的说帖中，就曾委婉地提出警告：“有谓近年藏中僧俗，因朝廷允许洋人游历通商之事，人心颇觉涣散。”[16]然而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其腐朽无能的本质已暴露无遗，为维护其统治只求苟且偷安，哪里还顾得上国家主权及领土的完整!所以在隆吐山设卡问题上，面对英国的一再威逼，清政府虽提出隆吐山是否藏属尚需调查，但总的来说是惧怕英国用武，惧怕藏边发生战争，所以一再命令驻藏大臣迫令西藏噶厦政府撤兵撤卡。

　　1887年2月，西藏边境局势更趋紧张，清政府 再次向驻藏大臣下令：“目下事机紧迫，无论隆吐属藏属哲，将来自可辩明，现在总以撤卡为第一义”，[17]并严饬文硕：“即令印兵已到，强弱势殊，藏中番兵不可与之接仗，我兵驻藏无几，尤宜严加约束，元得稍加干涉，致生枝节，将来难以转寰。”[18]10月17日总理衙门又致函文硕：“惟查英人入藏游历，及藏边通商各事，蓄意已久。去夏本处与英署使议定条约时，多方抵制，舌敝唇焦，始得停止入藏，而其觊觎西藏，每思借端寻衅之心，甚为叵测。今藏番若于藏边界外，驻台距守，则彼族即有可乘之隙，势必持强肇衅，不独人藏一事不能缓办，且恐侵占藏地，增朝廷西顾之忧，启边界无穷之祸，事机甚迫殊为可虑……亟应剀切晓谕藏中僧俗，申明利害，饬将界外据守藏兵，速即一律撤回，切元任其滞留。”[19]四川总督刘秉璋也于9月13日致函文硕，要求他“剀切开导，以靖地方”。在他给文硕的另一封信中，则指斥藏人冥顽不化，不肯与英人通商，必然招致灾祸。刘秉璋的这封信充分代表清政府中一部分人畏难苟安的思想。

　　当时由于清政府在对待西方列强入侵的问题上，每每与西藏当局的主张相背，清政府对外的妥协退让政策，早已引起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不满，因而清政府几次强令噶厦撤卡，噶厦政府都拒绝执行。1887年2月，拉萨三大寺、扎什伦布寺等寺院及噶厦七品以上全体官员联名给驻藏大臣的一封公禀中说：“小的阖藏僧俗大众，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20]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历土鼠年(1888年)藏文档案中，有一份西藏扩大会议给定结宗的指令，其中就集中表现了西藏各阶层民众守家卫国、矢志不渝的坚定决心，内称：“兹有外方心怀叵测之英吉利，欲来我西藏佛地贸易，扬言为此需开放商路，不得阻拦，否则将以兵戎相见等等。对此，应予以阻止，不可开例。按以往历次会议之甘结，即使西藏男丁死尽，妇女亦愿坚决抵御到底，矢志不移……为此，正在积极调动前后藏的汉练兵、藏军和工布兵等，南北上下普遍调兵，并积扳动员北方四部之骑兵，不得懈怠。”此外在西藏政府给各地的指令中，都是要求提高警惕、严加防范、积极做好开赴前线作战的准备。

　　由此可见，当时西藏各阶层僧俗人民是一致坚决反对英国侵略的，而清政府因害怕“增朝廷西顾之忧”，而不敢公开支持西藏人民的反英斗争，致使清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

　　当英国侵略者提出限藏军于1888年正月底退出隆吐山之后，清政府也随即下令藏军务必在限期内撤退。拉萨三大寺和全体僧俗官员再次针锋相对，公开拒绝了清廷的命令，表示：“隆吐山设卡之事，无论英人展期明年正月底，即使目下有男尽女绝之忧，亦不甘心以门户让人，虽奉严旨，亦不能听从英人之要挟，乞（驻藏大臣）代转奏。”[20]面对清政府一次次的妥协退让，西藏各阶层人民十分愤慨，他们开始怀疑清政府对英人的软弱态度是因驻藏官员“袒护洋人”而起，在文硕致侍郎的一封信中，就曾对西藏民众的这种心态作了生动的刻画：“……遂疑内地官员无一不贪货赂，举凡措置是非，左袒洋人。于是拦阻委员防闲消息，种种抗违，皆从此起。且有英人不见汉宫，断无进藏之事，英人一见汉官，藏事终无不坏之理之语。”

　　就在西藏当局和僧俗大众就隆吐山设卡问题同清廷据理力争之时，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却因驻藏大臣文硕坚决支持西藏人民的抗英行动而极为震怒，于1888年3月将其免职。文硕的被免职既是清廷内主和派与抗战派激烈斗争的结果，也进一步说明在英帝国主义的威逼恐吓下，清朝中央政府中投降妥协势力日益抬头。

　　驻藏大臣文硕，字淑南，满洲正蓝旗人。他自1887年抵藏后，经多方了解和调查，确知隆吐山为中国之领土，遂多次上奏朝廷主张抗英。当清廷一次次地命令他务必将隆吐山的守军撤回时，他仍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称隆吐山乃中国“门户”，藏军并未越界，而是“自固疆域，理难勒令撤卡”。[22]不但如此，他还通过引证帝国主义借“通商”为名侵略中国的事实，指出英国对西藏确有觊觎窥视之意。他在1887年10月致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中说：“藏番以洋人性情阴鸷，行事深险，每以甘言饴饵，日久漫使流毒，屡鉴他处前车，深恐自蹈覆辙……虽属番愚偏见，顾洋人贪得无厌之心，亦实有难以揣测者。即以通商而论，自道光二十二年南洋五口开办以来，自咸丰十年，推及北洋三口，随又兼及长江，繁埠码头，尽为侵占，华民失业已多，洋商获利不少，如果意存见好，何在藏地一隅？况藏地土产无多，珍奇更渺，固亦英人所捻知者，而必多方规划，强欲藏众通商，不知是何取意，此而为其志仅通商，确无他虑，不惟藏番却顾，即文硕亦无把握于期间也。”[23]

　　文硕在藏期间，深感西藏地方坚持在隆吐山设卡以抵御英人人侵的情绪十分激昂，势难挽回，因而他一面力劝朝廷支持西藏人民的正义行动，一面上书醇亲王，提出从速筹饷、筹粮、筹将的主张，从各方面做好应战的准备。此外，他还亲授藏官应战机宜，告诫他们“不取坚硬之法”，不宜集中兵力与敌硬拚，而应采取分散伏击，或利用昏夜中途拦击，或截其粮草以断军需等“以柔克刚”之法。尤为可贵的是，他还劝诫藏官“要知民利，本自拮据”，要“抚恤小民”，不可一味劫掠百姓，扰害地方。

　　在主张对外屈服的清政府面前，一个同情和支持西藏人民反对侵略的驻藏大臣，是不能被容忍的。1882年2月，清政府对文硕严加斥责说：“隆吐设卡一事，前经叠谕文硕，令其开导番众，赶紧撤卡，以为保全该番事之计，朝廷于此事权衡利害，度势审机，筹之至熟……文硕于此事筹及军旅，殊属味于事情，不顾大局”。03月，清政府以文硕“不懔遵谕旨”、“识见乖缪，不顾大局”为名，将其革职，调回北京，由升泰任驻藏帮办大臣，接替文硕之职。

　　文硕被革职，使西藏地方政府同清中央政府之间离心更重，不满情绪进一步增长，正如《清季筹藏奏牍》跋语中所述：“……然(文硕)保全藏土之苦心，实足多者……深得藏番之爱戴。自文硕去职，达赖喇嘛谓中朝不知用人，无足依赖，遂谋联俄，是则文硕一人关系西藏存亡……”

　　从以上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隆吐山设卡之争，犹如一块“试金石”，它既更深地暴露了英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侵占我国西藏的野心，同时也对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西藏当局和僧俗大众一面同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不懈的周旋，以随时准备抗击强敌的入侵；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清政府妥协退让的政策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从本质上讲是西藏人民坚决进行正义的民族战争、反对英国侵略的正确路线与清朝中央政府害怕外国武装势力、主张对外退让投降的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早已被外国列强吓怕了的清政府仍坚持其一贯的软弱退缩的做法，从而招致了西藏地方政府和各界僧俗大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这种不满和愤怒伴随着第一次侵藏战争中西藏噶厦政府的失利而日益加剧，从而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而走上了寻求沙俄的帮助以抵抗英人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清政府在隆吐山设卡之争上所表现出的腐朽无能给西藏政局带来的严重的“后遗症”。

　　[特邀编辑 夏格旺堆]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8页。

　　[2]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文硕奏牍》卷5，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页。

　　[3]《卫藏通志》卷2，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4][10][16]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丁宝桢奏牍》，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457、l页。

　　[5][6][7][12]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文硕奏牍》卷2，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8、1、7页。

　　[8][13][14][20][21][22]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文硕奏牍》卷4，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6、12、5、23、12页。

　　[9]《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5页。

　　[11][19][23]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文硕奏牍》卷3，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8、4、14～15页。

　　[15]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丁宝桢奏牍》，转引自许广智主编《西藏地方近代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17][18][24]《德宗实录》卷252，第3～4页。

　　[作者简介]李蓉，女，现为西藏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藏族历史研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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