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阿勒坦汗选择信仰藏传佛教标志着继蒙元之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再度弘传。 文章从阿勒坦汗皈依藏传佛教的过程分析，认为阿勒坦汗信仰藏传佛教的动机在于他与藏传 佛教互动中的自身信仰，同时还在于蒙藏传统及其文化共性。

　　[关键词]阿勒坦汗；藏传佛教；信仰；传教 

　　[中国图书分类号] K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0003(2005)-02-095-06

　　阿勒坦汗(1507～1582年)，[1]也称俺答汗，《蒙古源流》称索多汗，其皈依藏传佛教后又称格根汗，明人称为阿不孩、俺滩、谙达等。他是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也是蒙古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领袖，对于明朝后期蒙古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过重大的影响，也为促进蒙、汉、藏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过特殊的贡献。在他统治土默特部期间，引进了藏传佛教。在他的影响下，蒙古各部汗王相继皈依藏传佛教，促使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地区。对于阿勒坦汗信仰藏传佛教的原因，学者们曾有过论述，将其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阿勒坦汗希望借此为夺取蒙古大可汗位寻求理论依据和支持，另一方面则是此时的格鲁派恰恰正在蒙古寻找新的保护者。[2]意大利学者杜齐则认为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此举既是传法，又有寻求保护的世俗考虑。[3]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未准确揭示阿勒坦汗信仰藏传佛教的真正原因，为此，不揣浅陋，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经略青藏使阿勒坦汗接触到藏传佛教

　　阿勒坦汗是明代著名的蒙古族领袖达延汗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万历武功录》等书籍称为阿著）济农之子。阿勒坦兄弟七人，他排行第二。1531年（明嘉靖十年），其父巴尔斯博罗特死，其兄衮必里克墨尔根（即明代史籍中吉囊，济农的转音）袭父济农位，“占据鄂尔多斯”，阿勒坦“占据十二土默特”。其他诸弟各有封地。吉囊“与阿勒坦汗二人为首，率右翼三万户。[4]阿勒坦正式成为土默特部的首领。

　　1532～1542年，阿勒坦跟随其兄吉囊作战，作为其助手。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吉囊死，[5]阿勒坦虽失去了其兄的囊助和支持，但却不再受其约束。他以兄长地位统领了诸弟，还以其威势和叔父（阿不孩）身份逐步控制了吉囊九子。次年，达延汗死，[6]其长嫡孙博迪于1544年（明嘉靖二十三年）继汗位（明人称“卜赤”或赤克汗、小王子等），统率左翼三万户，居东部。1547年（明嘉靖二十六年），博迪汗卒，长子达赉逊库登即位。因阿勒坦讨伐喀尔喀地的兀良哈万户有功而获得“索多汗”称号。[7]随着阿勒坦势力的强盛与威逼，库登汗率察哈尔部（又叫土蛮部）东迁至辽东（今兴安岭以东一带）。阿勒坦汗的长子辛爱黄台吉占领了左翼三万户故地，阿勒坦的势力更加强大。这种分布格局也决定了阿勒坦必然向西北和西南方向发展，经略青藏成为必然。

　　青海地肥水美，千里沃野，是北扼大漠、南控诸羌的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509年（明正德四年），小王子部太师亦不刺因杀死达延汗长子图鲁博罗特，被达延汗打败，他伙同达延汗部下卜儿孩逃至青海。该地“番人”被迫迁走。[8]1513年“正德八年五月庚午……虏酋亦卜刺次于讨表川，遣使阿卜都等至肃州，乞赐蟒衣、锦娟。复遣把巴歹等速之仍乞边地驻牧修贡……谕使效顺，移营荒野，虏遂西入乌斯藏屯据”。[9]可见，早在阿勒坦汗之前就有蒙古部酋亦卜刺经甘青西屯乌斯藏，接触了藏族人居住区。1532年（明嘉靖十一年），“河套吉囊引众西掠，大破亦不剌，收其部落大半而去。惟卜儿孩一支敛众自保”。[10]1559年，阿勒坦汗进入青海，“俺答……羡青海富饶，三十八年，携子宾兔、丙兔等万众，袭据其地。卜儿孩窜走，遂纵掠诸番。已，引去。留宾兔居松山，丙兔居青海，西宁亦被其患”。[11]上述材料中宾兔不是阿勒坦汗的儿子，应该是套部吉能之孙，阿勒坦汗的曾孙。史载：“吉能据河套，为西垂诸部长，别部宾兔驻牧大小松山”；[12]“吉能子弟宾兔诸酋，必为兰、靖、洮、河之患”；[13]甘肃巡抚田乐奏疏：“隆万间，款市一起，招致宾兔，携带着力兔、宰相、子阿赤兔、额勒革、麻记、婿倘不浪、盘窟其中”。[14]将上述材料与《蒙古源流》所传世系对照可知，此“宾兔”应为吉能次子拜桑固尔之子爱达必斯达延诺延。此次阿勒坦汗出兵青海途中俘获一个商队，但释放了一千名喇嘛，这曩阿勒坦汗首次接触藏族喇嘛，[15]获释的喇嘛可能成为阿勒坦汗宗教宽容政策的宣传员。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阿勒坦汗率兵西征瓦刺四部，先击辉特部。1559年，阿勒坦汗“拥众盘据青海”。到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阿勒坦汗及其后裔往来西海，会番僧、建佛寺、入番域达五次。[16]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阿勒坦汗派其孙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西征，在鄂尔其斯河击败土尔扈特和准噶尔部，使阿勒坦汗的势力深入到西蒙古地区。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彻辰洪台吉“年二十七岁，行兵图伯特，此于锡里木济三河交会的地方。大布尔萨喇嘛、禅师喇嘛、达尔喇嘛为首。遣使致信于乌松都尔三津、阿勒坦三津，云：‘尔等若归附于我，我等共经此教。不然，我将加兵于尔。’彼甚畏惧，互相商议……”[17]以上足以说明，至此彻辰洪台吉已经皈依藏传佛教，尊重当地僧侣的举动，必然在藏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其结果是，彻辰洪台吉“收复三部落图伯特”。[18]河西、青海之地番汉共处，习俗各异，却信仰藏传佛教源远流长，早就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因其俗而柔其人”，[19]笼络僧俗喇嘛上层是当务之急，阿勒坦汗等蒙古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有出于维持和巩固统治这些地区的考虑。

　　1571年（明隆庆五年），阿勒坦汗受封顺义王。同年，阿勒坦汗对佛法产生了兴趣，他向来蒙古传教的西藏高僧阿辛（即左格阿升，或宗格阿桑）喇嘛询问了西藏佛法，阿辛喇嘛向汗王讲述了从身、心、意求得解脱的诸多佛理，并劝告阿勒坦汗信奉藏传佛教，敬奉三宝(佛、法、僧)。阿勒坦汗听后对佛法产生了敬仰之心，接受其劝导，还应其建议遣使迎请西藏哲蚌寺法台索南嘉措来蒙古传教。[20]次年正月，阿勒坦汗向明朝政府请求“金字番经及遣喇嘛番僧传习经咒”。[21]明朝认为这是使阿勒坦汗“年来奉佛诵经，忏悔戒杀”的绝好机会，[22]立即为他送去和派去了藏传佛教经典和西藏佛教喇嘛。此后，阿勒坦汗及其后裔于万历年间五次向明朝请番经、番像、喇嘛番僧。[23]同时，明朝还对“出塞传经颇效勤劳”的喇嘛进行封赏。[24]阿勒坦汗很快“即率其子若松及部众万余人，日夕、丫手而礼佛”。[25]1573年（明万历元年），阿勒坦汗“六十八岁，岁次癸酉，行兵萨哈连图伯特地方，将上下沙喇卫郭尔二部落，阿木多、喀木之乃哩萨尔齐斯奇巴、喀噜卜伦布木、萨尔唐萨哩卜之三诺延以及所属人众，尽行收服。阿哩克喇嘛、固密苏噶巴实二人，率所属一同归附。于是，阿哩克喇嘛为汗解脱三恶缘及来世罪孽，升至色究天唪诵大有利益区别取舍等经。汗遂专器志经典，始念六字心咒”。[26]阿勒坦汗经明朝允许，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派遣以其大臣那则乌为首的金字使者，携带其亲笔信和礼物前往西藏迎请索南嘉措，还让信使传信其子丙兔，在青海湖边修建寺院。西藏内部对此意见不一，经商议，索南嘉措决定接受邀请，并派喇嘛宗格桑布前去联系。[27]此时的阿勒坦汗已经倾向皈依藏传佛教。就在同年，索南嘉措在哲蚌寺盘德勒协林札仓塑造了尊胜佛母像，以祈求阿勒坦汗延年益寿。[28]

　　1575（明万历三年），阿勒坦汗请明朝赐所居丰州滩为归化城。[29]1576年（明万历四年），彻辰（切尽）洪台吉劝告阿勒坦汗皈依藏传佛教，谈到可汗罪孽深重，既侵寇明朝，还征服了卫喇特：“你曾占领和宁，灭卫喇特，并杀戮其诺延人民。”[30]这无疑对阿勒坦汗信奉藏传佛教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阿勒坦汗原本信仰萨满教。如1541年（明嘉靖二十二年），阿勒坦汗派石天爵等到大同要求人贡时嘱咐及“神官”卜算，神官即萨满教巫师。[31]萨满教是北方大多游牧民族普遍信仰的宗教，它本身缺乏严密的教义和教理，着眼于今生的吉凶祸福，不谋求来生转世之功德，且仪式粗野，是一种多神教。而此时蒙古的萨满教已发展为长生天为主神的多神体系，但它与别的神未形成严格的从属关系。而藏传佛教格鲁派具备严密的教义、教理和组织，尤其是其密法传承深得草原蒙古人的信赖。经过宗喀巴改革的格鲁派，以崭新的面目在西藏佛教界日益崛起。在当时的条件下，阿勒坦汗属部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人口迅速增加，急需聚敛社会财富。可是萨满教所倡导的大规模的血祭和殉葬制度，愈加冲击着本已薄弱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不分主次的多神观念使蒙古社会为争权夺利而动荡与纷争不息。所以萨满教已不可能为阿勒坦汗所选择。而中原道教和佛教，由于蒙元统治者退居漠北已近200年，影响微乎其微，况且汉传佛教和道教本来生长在农业社会，很难适应游牧社会。再者就是被明朝视为邪教的白莲教，白莲教确实对阿勒坦汗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对为阿勒坦汗开发丰州川贡献很大的肖芹、丘富、赵全等人，但他们也只是阿勒坦汗的“管家”，加之白莲教同样缺乏严密的教义、教理和组织，蒙古民众对此极为陌生，也与当时蒙古社会的需要相差甚远。随着阿勒坦汗和明朝关系的改善，赵全等人被引渡明朝后，阿勒坦汗也失去了利用白莲教的可能。由此可见，阿勒坦汗当时信仰藏传佛教是惟一的选择。

　　二、仰华寺会晤与三世达赖积极传教

　　在主客观条件具备时，1576年，阿勒坦汗派遣“阿都斯达尔罕、阿齐依达尔罕、彻辰鸿台吉之鸿郭岱达延巴克实等，充为使人，往请圣识一切之索若木札木苏胡土克图……使人等将至，三万人共议，在青海之察卜齐雅勒地方，修建庙宇。”[32]次年（明万历五年），索南嘉措在哲蚌专接见了阿勒坦汗派遣的第二批使者。索南嘉措为阿勒坦汗的真诚所感动，于同年11月，从哲蚌寺启程前往青海。在噶丹康塞的沃多香寺为上万人传授长寿灌顶，并到大小昭寺祈愿佛法兴旺，在甘丹寺朝拜了宗喀巴大师的镀银舍利塔，在热振寺叩拜阿底峡大师的文殊金刚佛像和舍利宝塔，并作法事活动。1578年（明万历六年）初，在青海玉树年措湖上游，3000多名僧俗人士献黄金3000余两，为他们传授了《喇嘛瑜伽经》和“六字真言”，剃度近千人出家并授比丘戒，还为新建的彭措南杰林寺举行开光仪式，接见了阿勒坦汗派出的以鄂尔多斯彻辰洪台吉和土默特部王族达颜诺颜为首的3000人的第二批迎请队伍。同年3月，在阿拜诺颜驻地为其传授了《大悲观音菩萨静猛合修法》等教法。[33]可见，索南嘉措一路上逍遥自在，边传法，边行程。而阿勒坦汗的使者接踵而来。

　　早在1575年（明万历三年），驻牧于青海的阿勒坦汗第三子——丙兔就以“焚香修佛”为名请求明朝在青海西北的察卜齐雅勒修建寺院，得到明朝的积极支持。该寺于1577年（明万历五年）竣工，明朝赐名为“仰华寺”。[34]1578年[35]5月5日，阿勒坦汗以很高的礼节与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察卜齐雅勒会晤，史称“仰华寺会晤”。阿勒坦汗亲自主持了察卜齐雅勒庙大会，蒙、藏、维、汉等各族10万多人与会。宴会上，阿勒坦汗烧毁其供养的“翁衮”像，从此取缔了蒙古人长期信仰的“翁衮”偶像。阿勒坦汗接受了“金刚乘灌顶”，仿照吐蕃赤松德赞时期的“七试僧”故事，由阿勒坦汗下令，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三部贵族子弟等108人出家剃度为僧。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取得了如下成果：双方根据各自的政治宗教地位互赠尊号，阿勒坦汗赠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从此，格鲁派迅速确定了达赖喇嘛系统的固定尊号，前两任达赖喇嘛为追认的，索南嘉措为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赠阿勒坦汗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齐尔第·彻辰·汗”，开创了蒙古贵族向达赖喇嘛请求汗号的先河，根据蒙古封建等级制度，规定了相应的喇嘛等级及其政治经济待遇；根据鄂尔多斯部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提议，同意由其负责改发忽必烈时所著《十善福经白史》为土默特等部的政治、宗教准则；还通过了在蒙古地区传播藏传佛教格鲁派、修建召庙、翻译佛经、颁行戒律、禁止萨满教、取缔殉葬制度等决议。这种打击萨满教、推广藏传佛教的规定，打破了蒙古统治者传统的兼收并蓄、宽容相待的宗教政策。后来在蒙古封建主的积极推动下，蒙古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转世喇嘛的等级制度为后来的清朝所沿用于蒙古各地的藏传佛教。在这次会晤的基础上，蒙古封建主和格鲁派喇嘛们的联系不断加强，最终促成了后世的第五世达赖喇嘛与固始汗的结盟，格鲁派成为广大蒙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教派。

　　就阿勒坦汗个人而言，他在藏传佛教中所得的体验、感受要比普通人多，理解也更深刻，目的也更明确。学术界把他与成吉思汗利用和驾驭萨满教、忽必烈支持萨迦派相提并论，但他与二者毕竟地位不同，虽然忽必烈即位不符合蒙古汗统，但他在强大的武力支持下夺取汗位后，利用藏传佛教巩固其统治，应与阿勒坦汗有所不同，而成吉思汗本来就是名正言顺的汗位继承者。如果阿勒坦汗有足够的势力，没有必要利用宗教寻求根据。就当时的蒙古社会来说，尽管他在右翼有一定影响力，但察哈尔、右翼和卫拉特蒙古三方势均力敌，处于相对平衡的僵持状态，蒙古大汗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很大。另一方面，阿勒坦汗到了晚年，人力、财力有所损失，部众普遍厌战，政敌犹存，厌世情绪是存在的。

　　会晤后，索南嘉措和阿勒坦汗共同派遣以阿升喇嘛为首的庞大使团前往拉萨。他们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献上了银质曼札等供品，在色拉、哲蚌和甘丹等大寺院熬茶布施，向内邬栋孜、贡嘎、兼日娃和噶丹巴等地方首领赠送了礼物。[35]索南嘉措继续在青海、西康、内蒙古等地传教，由其代理人东科尔呼图克图常驻蒙古传教。1579年（明万历七年）4月，索南嘉措应阿勒坦汗的请求，为其传授了宝瓶灌顶，鄂尔多斯部的吉囊王携带礼品前来拜谒。派往西藏的使者阿升喇嘛返回，带来了西藏全体僧俗恳求索南嘉措迅速返藏的信函。但索南嘉措已答应阿勒坦汗，在完成理塘根敦寺修建后应阿勒坦汗之邀请去蒙古传教。1575年阿勒坦汗在库库和屯(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南部兴建了蒙古地区第一座格鲁派寺院“大召”（即伊克召），1580年（明万历八年）阿勒坦汗遣使明朝请赐寺名，明万历帝赐名为“弘慈寺”。[37]次年，索南嘉措在昌都拜谒文成公主亲手制作的毗卢遮那佛，被尊为昌都强巴林寺住持，为近万名僧俗人士宣讲《噶当经卷》、《修法总汇》等教法。此后应却吉隆日巴师徒之邀前往丹却科林寺，并撰写《三要义经导言》和《宝帐怙主修习法》。1582年（明万历十年），阿勒坦汗病逝，他留下遗嘱要求索南嘉措参加葬礼并再次来蒙古传教。正在西康木土司家族传教的三世达赖接到丧讯后，赶往蒙古并于次年初在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塔尔寺指示新建一座佛堂，且在夏琼寺、丹斗寺、佐莫喀寺等寺向僧众授戒、灌顶，讲经诵法，作诸多佛事。[38]此后两年，在宗喀地区调解明蒙纠纷，在青海门源仙米乡指示修建“甘丹达吉林寺”，为鄂尔多斯的彻辰洪台吉传授灌顶和教法，主持“彭措达杰林寺”的开光仪式。并到蒙古40白帐大部落首领吉曩王驻地为他及属下灌顶，为新建的佛寺和经堂举行开光仪式。吉囊传位其子，潜心修佛，出家为僧。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应阿勒坦汗之子都古棱汗之邀，在蒙古青城地区，为阿勒坦汗修造的释迦牟尼像举行开光仪式，亲自主持并火化阿勒坦汗的遗体，建佛塔保存其舍利子，同时还向参加葬礼的各部蒙古汗王传教。次年，主持了都古棱汗的葬礼。[39]蒙古左翼图们汗遣使拜见三世达赖，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阿巴岱也亲自拜见三世达赖。1588年（明万历十四年）3月，三世达赖圆寂于前往明朝都城北京的中途卡欧吐密地方。索南嘉措在蒙古进行了10年的传教活动，在他和阿勒坦汗继承人的共同努力下，巩固并扩大了传教成果，在蒙古各地逐渐掀起了建筑寺庙、迎请西藏高僧、发展藏传佛教教徒、翻译佛经的高潮，由阿勒坦汗主持到林丹汗完成的108函《甘珠尔》大藏经由藏文翻译成蒙古文，对蒙古地区广泛传播藏传佛教起了很大的作用，使藏传佛教格鲁派日益成为蒙古族的整体宗教信仰。

　　三世达赖生前暗示有转世于蒙古的愿望。他圆寂后，阿勒坦汗的曾孙苏密尔岱青之子被蒙古封建主和喇嘛们认定为索南嘉措的转世，并得到了格鲁派上层的承认。这样就使蒙古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与西藏格鲁派转世法座结下了永不断绝的因缘，使蒙藏两个民族的关系进一步亲密。成吉思汗的后裔成为格鲁派的领袖和支持者，这在后来格鲁派和噶玛派的对立中加强了格鲁派的实力。四世达赖成为惟一转世于蒙古的达赖喇嘛，使蒙藏宗教关系获得实质性的确立和发展，也为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新的、更牢固的基础。如《黄金史纲》记载：“达赖喇嘛的化身降生于达延汗的黄金家族，而今才得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蒙古王室成员成为格鲁派的领袖，使蒙古人认为蒙藏民族在宗教上实现了真正的平等，正如杜齐所言“哲蚌寺的住持在蒙古王公家族中的转世首先有利于黄教和蒙古的连系更加紧密……这样一来雪域同新皈依者的故居间的障碍一下子撤除了；新入教的蒙古人同他们的师傅在同一宗教信仰中平等了；种族、语言和传统的分歧失效了。”[40]

　　藏传佛教积极向蒙古地区传教与其寻求自身的发展是相一致的。[41]在藏传佛教理念中，向蒙古传教符合佛教普渡众生、教化一方的价值取向。这就使佛教大师们的主观愿望与藏传佛教寻求自身发展的客观利益不谋而合。在教派林立的西藏，佛教界寻求有势力的家族和政治集团的支持，逐步实现政教合一及地方势力借助宗教影响获取政治经济利益是经常的事情。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索南嘉措出使蒙古，格鲁派在西藏也有相当的支持者，当时的教派斗争也不至于非到蒙古寻找保护者不可。有的学者所主张的寻求支持有些言重，主观愿望上，索南嘉措的蒙古之行确实是弘法布道，但客观效果上却得到了强有力的蒙古统治者的支持。

　　三、蒙藏传统关系和文化共性是阿勒坦汗信仰藏传佛教的深层原因

　　阿勒坦汗出身于蒙古王室，对13世纪以来的蒙藏关系更为熟识。早在蒙古帝国时期，蒙古军队曾进入吐蕃毗邻地区，实现了与藏传佛教界的政治性接触。[42]1247年(元定宗二年)，蒙古王室太子阔端与西藏萨迦派第四祖萨班举行“凉州会谈”，使蒙古王室和西藏萨迦派领袖建立了政治联系。元朝建立后，萨班侄子、萨迦派领袖八思巴被忽必烈相继封为“帝师”、“国师”，使藏传佛教萨迦派在蒙古王室的支持下得到迅速传播，西藏成为元朝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朝通过“多封众建”，相继分封三大法王。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合作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对阿勒坦汗等蒙古王室成员有积极的正面引导作用。藏传佛教受到蒙古统治者的极端崇信，体现了藏传佛教与蒙古统治阶层的关系源远流长。

　　从文化共性看，蒙古族和藏族具有某些游牧民族的特征，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上也有许多共性。向阿勒坦汗传播的佛教，已经历了一个佛教藏传化的过程，明显的带有游牧民族的某些特征，这样的佛教比较容易为蒙古族所接受。尤其是藏传佛教密法中有众多特定的消灾避难、实现愿望的内容，如息、增、摄、诛四法，就包含息灭灾难，增长智慧、寿命、财富，摄取欲望，除恶降魔等方法，还有八大成就、八小成就等。这些提倡对当时的蒙古民众渴望消除战乱、安定社会、祈求美好生活有强烈的吸引力。加上藏传佛教大师们渊博的佛学知识，良好的道德修养和素质，能够从心灵深处打动阿勒坦汗。

　　另外藏传佛教在心理上也迎合了蒙古牧民向往美好生活、消除战乱、安定社会的需求。因此，一旦得到蒙古封建主的积极支持和鼓励，同时加上格鲁派高僧奋力弘法的奉献精神，格鲁派遂以排山倒海的气势风行于蒙古，并在客观上加强了蒙藏民族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 蓝国华]

　　注释：

[1]《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其卒年还有1580年（万历八年）、1581年（万历九年）两说。

[2]杨绍猷：《试论俺答汗》；杨建新：《蒙古族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阿勒坦汗》；荣丽珍：《略述阿勒坦汗》等，均载于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

[3][4][意]杜齐：《西藏中世纪史》，李有义、邓锐龄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民族学室编，1980年7月， 第82、89页。

[4]《蒙古源流》卷6，衮必里默尔根济农条。

[5]同[4]，但冯时可《俺答前志》为1550年，此从前。

[6]《蒙古源流》载卒于1543年（明嘉靖二十二年），还有1504 年（明弘治十七年）、16世纪20年代两说。

[7][17][18][30][32]《蒙古源流》卷6。

[8][10][11]《明史》卷330《西番诸卫传》。

[9]《明实录·武宗实录》卷100，正德八年五月庚午条。

[12]《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13]《明实录·穆宗实录》卷54，隆庆五年二月总督王崇古奏疏。

[14]《明实录·神宗实录》卷330，万历二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条。

[15]吉思：《仰华寺与蒙藏关系》，载《中国藏学》1994年第4 期，第115页。

[16]明实录·世宗实录》卷470，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乙亥条；《明实录·世宗实录》卷37，万历三年四月甲戌条；卷60，万历五年三月甲辰条；卷61，万历五年四月癸亥条；卷226，万历十八年八月庚午条。

[19]《元史·释老传》卷202。

[20][27][28][33][36][38][39]《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年谱》，载于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41、41，42、43、44、46、47页。

[21]《明实录·穆宗实录》卷65，隆庆六年正月丙子条。

[22][24]《明实录·神宗实录》卷30，万历二年十月甲子条。

[23]《明实录·神宗实录》卷19，万历元年十一月癸未条；卷35，万历三年二月乙未条；卷111，万历九年四月庚申条；卷 116，万历九年九月庚申条；卷256，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戊辰条。

[25]《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

[26]《明实录·英宗实录》卷38，正统三年正月丙午条。

[29][34]《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3l，万历三年十月丙子条，又五年癸酉条。

[31]《明实录·世宗实录》卷25，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丁酉条。

[35]妙丹的《蒙藏佛教史》记载阿勒坦汗与三世达赖会晤于万历七年（1579年），《蒙古源流》记为万历五年（1577年），此 据《明实录·神宗实录》卷82记万历六年。

[37]《明实录·神宗实录》卷43，万历三年十月丙子条；卷107，万历八年十二月辛丑条。

[41]才让：《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 原因》，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l期，第51页。

[42][意]杜齐、[西德]海西希：《西藏与蒙古的宗教》，耿昇译、 王尧校订，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页。

[作者简介]张付新，现就读于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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