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饱经苍桑的拉鲁·次旺多吉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传奇般的经历在西藏广为流传。在民主改革前的地方政府噶厦中，他是4位最高级官员四大噶伦之一。他的家族是西藏最大的农奴主之一，历史上曾出过两世达赖喇嘛。在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时，他担任了叛军司令。平息叛乱后，他被关了6年半，1965年8月特赦出狱。1977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4月，他又被选为西藏政协副主席。
 

　　岁月流逝，今天的拉鲁老人已经从一个与祖国离心离德的旧官僚变成了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一生中经历了前后两个40年。他说，如果可以作比喻的话，新旧西藏一个是天，一个是地。我今年已经80多岁了，我亲眼看到40多年前的西藏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社会。就说人口吧，解放前西藏人民生活贫困，医疗条件极差，瘟疫流行，人口逐年下降，从清朝初年到西藏和平解放300年间，西藏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有100万人口。

　　拉鲁家族是西藏最大的农奴主之一，拥有20多个大小庄园，几千名奴隶。拉鲁曾是旧西藏的高级官员，竭力维护过旧制度，在一些关键时候还站在封建农奴主的立场上，企图投靠帝国主义势力以维护封建特权，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结果是虽然得到了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的赏识，却背叛了西藏人民，落的个身败名裂下场。

　　西藏和平解放后，拉鲁同其他上层人士一样，迫于大势所趋，接受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但那个时候他们想的还是如何维护三大领主的利益，而共产党想的却是百万农奴和整个西藏民族的利益，双方在要不要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55年，为了消除西藏上层人士对民主改革的恐惧心理，党和政府安排西藏各界人士组团到内地参观，拉鲁出任团长。他们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大典，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毛主席接见他们时问拉鲁怕不怕民主改革，拉鲁说“怕”。毛主席说：“不用怕，我们不仅不会杀贵族，而且会保障你们的生活。我们要让全体西藏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毛主席还说：“没有拇指，双手无力，西藏与祖国不可分离。”在内地参观时，党和政府还特意安排他们到上海访问了荣毅仁先生。回到西藏后，拉鲁向噶厦政府作了详细汇报，但噶厦未予以任何重视。

　　1957年，噶厦政府任命拉鲁为粮库总管，达赖为此还召见了他。当时拉鲁十分感动，接受了这一重任。他忠心效力于噶厦政府，期望噶厦能重振威望，继续维持、延续旧日的统治，保留一切特权。

　　尽管中央政府已决定推迟西藏的民主改革，但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层反动分子还是发动了叛乱。拉鲁被任命为叛乱藏军的司令。但是叛军是无法与解放军为敌的，叛乱很快被平息，达赖带着手下的重要官员逃往印度。拉鲁也很快被捕了。

　　被捕后，拉鲁以为共产党要处决他，态度很顽固。尽管如此，政府还是很耐心地向他说明政策，给他指出重新做人的光明道路。他一直心存疑虑。这年藏历六月的一天，看守所通知拉鲁参加群众斗争大会，他被押进会场一看，上万怒不可遏的群众抡起拳头，高呼着打倒拉鲁的口号，向他涌来。他想，今天即使不被处决，也会被群众打死。但是他身边的两位解放军战士拦住了人群，使他一拳也没有挨着。这时，拉鲁才相信党的政策，自此后，他开始交待自己的罪行，老老实实进行改造。在看守所里，他学会了洗衣服，后来在看守所还当过洗衣组组长。

　　1965年8月，拉鲁获得特赦，被释放出来。西藏军区看守所把他的金耳环、金手表、钢笔等都还给了他。当他踏上拉萨街头时，看到的尽是喜气洋洋的人群，昔日的乞丐街看不到了。政府分配给他一座安有玻璃窗的楼房，坐落在拉萨城北。拉鲁向政府提出了务农的要求，政府给了他5亩土地，他逐渐学会了农活。

　　后来，拉萨城北一大队吸收拉鲁为社员。当时他家里妻子有病，孩子又小，只有他是一个全劳力。他不仅能挣回3个人的口粮和少数工分粮，还有200多元的现金，他终于能自食其力了，还能养家糊口。

　　1978年6月间，拉鲁在地里干活，不慎丢失了一块表。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被改造的农奴主，这事不要张扬出去，丢了就算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半月以后，派出所突然通知他说，找到了他的表。原来这块表是一个孩子捡到了，立即交给了派出所，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他这个失主。拉鲁为此事深受感动。

　　西藏自治区政府经常组织获释的上层人士到西藏各地参观，西藏乃东的克松公社、山南地区、林芝地区都发生了让拉鲁吃惊的变化。克松的社员丰衣足食，家家还有不少余粮，即使遭3年灾荒，他们也不愁没吃的。山南过去驿马传书的羊肠小道，已经变成了一条平坦宽阔的公路。粮食总产也比民主改革前增长了两倍，每年除留足口粮、种子粮等，还有几千万余粮卖给国家。林芝从一个荆棘丛生，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山沟变成了一座有毛纺、电力、印刷等100多个企业和事业的新兴工业城市。通过参观，拉鲁深深感到，西藏的社会要前进，民族要繁荣，人民要幸福，就非民主改革不可，这是西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少数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是不得人心的，必然会失败。西藏民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统一于社会主义祖国之中，才会有这样光明的前途。

　　1977年，拉鲁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后来又当选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在西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里，拉鲁从事着整理与研究西藏历史资料的工作，并完成了长篇回忆录《拉鲁家族兴亡史》，已经出版。老人说：“我经历了新旧两个西藏，是历史的见证人，我要把自己知道的历史写出来，让年青人了解旧西藏的真面目。”

　　“我对祖国、对人民犯了罪，但几十年来，党和人民没有唾弃我、歧视我，而是教育挽救我，使我获得了新生。和平解放40多年来，我亲眼目睹了西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驱除了帝国主义势力，推翻了封建农奴制统治，建立起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繁荣的新西藏。西藏4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以往几个世纪都不可能取得的，拉鲁家族失去了封建特权，但整个西藏民族却获得了新生。

　　“现在，我不仅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且继续参与西藏以及全国的大事。我真正感到自己有所作为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40多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拉鲁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救了西藏，只有在祖国大家庭中西藏才能发展前进。

　　“我现在生活过得很好，只是十分想念流亡国外的同事们、亲友们和其他藏族同胞们。我们藏族有句老话：‘鸟老思林，人老思乡’，希望达赖喇嘛他们能以祖国利益为重，西藏民族利益为重，早日回归祖国，与我们一起参加祖国和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