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秋，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抢掠扎什伦布寺。乾隆皇帝派遣大将军福康安率清军进藏，驱逐廓尔喀，收复失地。次年八月，清军深入廓尔喀境内，逼近其国都阳布，廓尔喀“迭行具禀乞降，情词极为恭顺，已明降谕旨，赦其前罪，准其纳表进贡。”（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十《准廓尔喀乞降撤兵通谕中外上谕》，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三册第767页，中国藏学出版社）。

　　乾隆命福康安受降，藏事平定。战事甫定，乾隆命福康安等办理藏事善后，并筹议卫藏章程，以资永远遵循。十一至十二月间，福康安等迭次拟定的各项章程逐一上奏。其条款经军机大臣、大学士、九卿会议审核，并经乾隆批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根据福康安所奏各项章程，综合汇集制定了《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又称《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以下简称《章程》），同年颁布施行。

　　《章程》是清朝乾隆时期对西藏管辖和治理的经验总结，是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遵循的一部重要法典。因此，《章程》所规定的基本内容和确定的原则精神，指导了清朝中期以后长达二百余年的治藏工作。民国时期，由于西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仍处于封闭落后停滞状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比较完整地延续下来。因此历届民国中央政府仍以清朝制定的法律规范一一《章程》作为处理西藏事务的重要历史依据。民国时期制订的关于西藏的法规，虽有所变革，但仍然以《章程》相表里，其立法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尤其是在民族、宗教问题等方面，从这个《章程》的寻绎中获得启发，仍不失为重要的参考文献。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藏文版本之一水牛年文书本。陈宗烈提供

　　解放后，中央主管西藏事务的官员和驻藏官员以及西藏历史研究者对《章程》高度重视，对它的立法原则及其各项条款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西藏历史研究者对《章程》版本流传状况的研究则关注不多，是一大憾事。因此，将《章程》版本的研究重视起来，将有助于对《章程》全面系统的研究推向更加深入，对《章程》内容的准确把握及其作用的正确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章程》版本，有两种藏文本，三种汉文译本。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藏文、汉文本孰是正本。

　　《章程》的形成

　　乾隆皇帝从全局出发，站在战略的高度，把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和治理，保持西藏地方的安定，视为巩固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蒙藏地区的重要因素。而藏内事务，向来毫无制度，加强西藏的治理，必须新订一切章程，彻底革除积弊，乃是西藏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乾隆在“驱廓保藏”之役胜利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二十七日谕军机大臣等：“昨已降旨，令福康安等受降蒇事，并将善后各条，令（福康安等）公同详酌妥办矣。但撤兵之后，该处应行另定章程，前旨尚有未经详尽之处，今思虑所及，再为逐条开示。福康安于撤兵之后，……将所指各款熟筹妥办，务期经久无弊。”谕旨中，御笔详列补拟善后章程六条。

　　福康安等遵照乾隆迭次旨意，于是年十一月初二日上奏《酌定额设藏兵及训练事宜六条折》，二十一日上奏《卫藏善后章程六条折》，十二月十一日上奏《藏内善后条款除遵旨议复者外尚有应行办理章程十八条折》等。乾隆批示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议政九卿详议具奏。旋经议复，“应如所奏办理。”乾隆遂朱批：“诸凡妥协，永以为例行。”福康安等拟定的各项章程，经乾隆批准后，福康安等遂遵旨将上述各项章程主要条款汇编成《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译成藏文。

　　《章程》译成藏文后，上奏朝廷批准在全西藏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深入细致的“普法”活动。福康安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宣传上层。福康安等亲自向达赖喇嘛及其主要僧俗官员进行逐条讲解，提高他们对《章程》的理解和贯彻的积极性。乾隆五十八年二月

　　二十四日，福康安等上奏称：“昨臣等将订立章程翻成唐古特字，同至布达拉面见达赖喇嘛，与之逐条详细讲论，并传集各呼图克图、大喇嘛等及噶布伦以下番目，……将藏内一切章程详细训示。我等现已遵旨查明藏地情形，逐条熟筹，妥议具奏。”此后，福康安等正式行文将《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抄送达赖喇嘛和济咙呼图克图，函称：“近日，我大将军等会奏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奏报圣聪之底稿，已渐次抄送，有如册中译载。恐日久遗失，致碍于事，故今再次咨会。俾达赖喇嘛并济咙呼图克图即据章程之意，宣谕所有噶布伦、代本、宗、奚等永远遵行。如仍有轻慢悖逆者，定严惩不贷。专此奉达。并送上新订章程二十九条。”

　　第二，宣传群众。由驻藏大臣衙门将《章程》在全西藏各处张贴公布，务使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对此，福康安等上奏称：“应俟臣等节次奏折奉到训谕后，由驻藏大臣衙门翻写番字，刊刻出示，在前后藏各处张挂，晓谕穷乡僻壤，咸使周知，以仰副圣主卫法定制、爱育番黎至意”（见《汇编》第三册，第822页）。

　　《章程》各条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宣讲以后，反应强烈。福康安等离藏返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之送行，明确表示感谢圣恩，谒诚拥护和实力奉行《章程》各条，一切事务按驻藏大臣的指示办理。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十三日，福康安奏称：“达赖喇嘛等告称：我大皇帝保护卫藏，糜饷劳师，上烦天心，时劳筹划，廓尔喀畏惧投诚，从此藏地永远安静。又将藏中诸事立定规条，使僧俗永沾利益，共乐升平，感颂恩慈，难名钦服。惟有督率噶布伦、堪布喇嘛等，谨遵善后各条，事事实力奉行，一切事务悉由驻藏大臣指示办理，藏地大有裨益，黄教更可振兴。”（见《汇编》第三册，第823页）

　　从上可知，《章程》的制定和颁布全过程，清廷对一个民族地区的地方法规采取了如此广泛而强大的宣传力度，也许在我国的法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集中反映了乾隆洞悉西藏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整顿西藏事务、彻底革除各项弊端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总起来说，《章程》对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等诸多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是一部完整的法典。《章程》是清朝前中期治藏的基本经验总结，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它标志着乾隆对西藏的立法建设的成功，从此，清朝走上依法治藏的轨道。

　　《章程》的版本

　　据笔者所知，福康安等汇编《章程》全文原件，汉文或藏文本至今不曾见到；西藏和平解放后，先后发现并公布了两种藏文本，即《水牛年文书》本（以下简称“文书本”）和《西藏历史档案荟粹》本〈以下简称“荟粹本”）；有三种汉文译本。

　　文书本，藏文《水牛年文书》是一本辑录藏历水牛年（乾隆五十八年）藏文文件的汇编文书，故称《水牛年文书》。这部文书中多是与《章程》有关的案例，当然最重要的文件就是《章程》的藏文本；还有大将军福康安等抄送《章程》致达赖喇嘛等的咨文。毫无疑义，这个文书本是《章程》的正本，西藏和平解放后，文书本被发现分别珍藏在拉萨大昭寺和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中。

　　荟粹本，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文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西藏历史档案荟粹》所公布的《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是于清嘉庆十六年、藏历铁羊年（1811年）在驻藏大臣衙门发现的一份抄件。

　　汉译本，《水牛年文书》所载藏文本当系笔帖式由汉文译成，可以设想在翻译时至少要有供笔帖式工作的汉文本，这是不成问题的，遗憾的是汉文文本原件至今未曾发现。

《西藏历史档案荟粹》 才吉摄

　　现存较完整的汉文是在松筠的《卫藏通志》中，但他将福康安的原奏各条拆散，分别载于“喇嘛”、“番兵”、“番目”等各卷中，各条累计不止二十九条，被《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定名为《乾隆五十八年钦定西藏章程》。因为松筠对《章程》作了重新改定，尽管其基本精神和后来发现的藏文本大体是一致的，但并不能视为当时《章程》的原本，因此，《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将松筠书中辑录汇集的章程各条径自定为《乾隆五十八年钦定西藏章程》是不妥当的。目前社会上流行三种正式汉文译本。

　　第一，汉文全译本 扎什伦布寺发现的藏文原本，五十年代初由中共西藏工委译成汉文，定名为《清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二十九条权力》，1953年报送中央统战部，由邓锐龄先生根据《嘉庆四川通志》、《卫藏通志》、《清会典》、《清实录》诸书，对译文进行了核校，订正讹误，疏通文句，定名为《清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二十九条权力译文校注》。同年5月，中央统战部将该校注本铅印若干本，供内部参考，成为解放后第一个汉文全译本。1955年，收入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刊印的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内部参考）中（见该书第42至52页）。

　　第二，汇编本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和四川省档案馆合编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新译本，是根据《水牛年文书》原档复印件翻译的。翻译时忠实原文，为了表述准确，每一条都参阅了福康安的原奏，并逐条加以注释；同时译文力求顺达，是目前最好的汉译本。

　　第三，荟粹本 《西藏历史档案荟粹》，公布了另一藏文本的《章程》及其汉文译本和英文译本，引起了藏学界的关注。细读此件并与文书本对校，发现在一些重要条款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删节、妄增、字词错讹和疏漏，很显然不能算作《章程》原本的准确译本。

　　文书本与荟粹本的对勘

　　为了彻底弄清文书本与荟粹本两者的异同，判定孰为流传有绪的正本，笔者对两个藏文版本和汉文版本的各条款逐条分别进行了对勘。并比照福康安等的原奏和乾隆的谕旨，试图探索《章程》各条款的异同及其本来面貌。

　　这里只就汉译文版本的异同对勘情况择要加以述及，至于藏文本的异同对勘情形，请见《文书本与荟粹本藏文版本对勘记》（见《＜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实》）。汉译文以汇编本为底本，用荟粹本译文对勘，写成校勘记，并提出笔者意见，评其是非。经对勘，除少数条款无大差异外，其余绝大多数条款都存在大小不等的问题。现将对勘发现的问题，择录其中几条举例简述如下。

　　第一、删去条款重要内容或关键文字，模糊了立法依据，破坏条款的完整性。

　　例如：第一条

　　甲、文书本：“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教主。蒙古和西藏地区活佛及呼图克图转世灵童时，依照西藏旧俗，常问卜于四大护法神，因依口传认定，未必准确，兹大皇帝为弘扬黄教，特颁金瓶。”

　　荟粹本：将上述文字删除，改为“关于寻找活佛灵童事宜。经各方认真考查，并问卜于四大护法神之后，…”

　　乙、文书本：“因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弟，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即仿互为师弟之义，令其互相拈定。”

　　荟粹本：上述文字全被删去。

　　丙、文书本：“大皇帝如此降谕，皆在弘扬黄教，以免护法神作弊，自当钦遵执行。金瓶净洁不污，常供于宗喀巴佛尊前。“

　　荟粹本：上述文字全被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