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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位在西藏的东北知青

唯色 发布时间:2002-12-01 14:40:17来源: 中国西藏

与乡亲们依依惜别。

  去西藏

  1976年的夏天,在18岁的孙国新的眼前展现着一幅令他激动的图景。这幅图景与某处地域有关,但不同于他所熟悉的家乡抚顺,也不同于他从未去过的其他尽管陌生却因为同属内陆而并不新奇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在地理上拥有非常高度、在人文上具有特别内涵的地方,但也是一个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远远落后的地方,并且,是一个属于祖国大家庭中56个民族之一的地方。它的名字叫西藏。1976年的西藏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是电影《农奴》里长期受三大领主压迫的西藏,是歌曲《毛主席的光辉》、《翻身农奴把歌唱》里终于获得新生的西藏,是参加解放西藏的军旅作家徐怀中的小说《我们播种爱情》里的西藏,是中国登山队刚刚攀登上去的珠穆朗玛峰的西藏。很显然,那是一个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之风格合而为一的西藏。事实上,那是十年文革即将结束的西藏。

  8月初,他和其他51个男女知青,坐上了离开沈阳去北京再去柳园的火车,然后改乘汽车走青藏线,到拉萨时已是月底。对未来的向往和豪情冲淡了与亲人的离愁别绪,他甚至没有仔细想过,若要真正地成为西藏的一个老百姓究竟意味着什么。多年后,他回忆道,“在我还没有到西藏之前,西藏在我脑子里是另外一个世界,但那个世界不是可怕的世界,而是,怎么说呢,像一个神奇的世界我希望到那样一个世界去做一点事。“光阴茬苒,作为那一批知青中如今尚有三人留在西藏的其中一个,孙国新不但不悔当初的选择,而且对西藏这块高天厚土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一如他今天依然把自己当作当年备受西藏农村的乡亲们呵护备至的汉族知青,依然把自己当作来自西藏南部一个小乡村的老百姓。他沉思地说,“我在西藏26年了,我对西藏和西藏百姓的感情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

  位于山南地区琼结县的强进乡,是孙国新和另外5个男女知青的落户之处。这个飘散着浓郁酒香的小乡村以家家酿造的青稞佳酒闻名于方圆十里,所以叫做“强进气”,意思是出好酒的地方。不过这个乡土味十足的名字在革命化的年代里也同样被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所替代,就像拉萨的拉鲁乡的新名字“解放公社”一样,强进乡在那时候被称作“红旗公社”,这都是一些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迹的符号。红旗公社还是失进公社,是当时树立的学习典型,这意味着当地群众的思想觉悟是比较高的。实际上,那时候的西藏农村虽然除了劳动就是开会,但阶级斗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生息在这里的老百姓是淳朴的、善良的、厚道的,以至在孙国新的记忆中,他像是来到了一个多少犹如世外桃源的地方,而那样一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古风至今令他赞叹。

  过三关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很难相信如今担任某国企公司副总经理的孙国新依然保持着阅读《西藏日报》藏文版的习惯。在他看过的《西藏日报》上往往划有不少圈,那是他不认得的生词,他都——注明了汉语的意思。另一些事例比如具体到一个民族在饮食上的特殊风味对于他更不成问题。似乎是这样的,早在他还是山南乡下的一个知青时,脱胎换骨或者说改造世界观的过程就已经进行了。“刚到西藏农村时最大的不适应是语言和生活习惯。当时要求我们过三关:劳动关、语言关、生活关。如果不过这三关就不可能呆下去。作为我个人来说,不论想法还是作法,都希望和当地的老百姓融合在一起。而这个融合的过程,实际上首先是跟生存相关的。”在对知青生活的回顾中,孙国新这样说自己:“你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来到这里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你要想在西藏的农村和藏族老百姓一起生活,你就必须接受他们的方方面面,比如你不吃糌粑、不喝酥油茶谈什么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老百姓哪有大米和面粉,除非过节时吃一点那是奢侈品。这些都非常具体。当然一开始你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接受的。像喝茶,你会觉得茶很难喝,因为是咸的,内地的茶里哪有放盐的?酥油的味道是很香,可那是后来才感觉到的,起初你怎么会觉得酥油香?但逐渐的,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开始适应了,可以接受了,这样你就成功了,起码你有资格去做一个老百姓了。不是说这老百姓的资格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老百姓的生活你能不能接受和适应是一个摆在你面前的十分现实的问题。不信你去试一试,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相互之间有那么多的不同。”

孙国新与房东一家的合影。

 

  “当然共同点是有的,但不同的更多,怎么去对待这些不同呢?用那时候的时髦话来说,就是要改造,改造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虽然苦,但也会有成果。当你真正地融入老百姓当中了,老百姓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你,把你当成他们中的一员。

  当一个西藏农民

  对于这些汉族知青来说,平生第一次置身于一种截然不同的异己环境之中,虽然有一定的准备,但所引发的一连串反应肯定是相当强烈的。最初申请去西藏纯粹出于自我的选择,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带有浪漫色彩的行为,渴望将建设边疆的誓言化为改天换地的奋斗,并在这一奋斗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价值,也多少出于年轻气盛,但当真正地面对现实,更多需要的是勇气、毅力和恒心,因为现实除了那三关,已经具体化为日复一日的重体力劳动,那是一种对自我的生理与心理的挑战。孙国新显然是一个敢于接受挑战的人。不到十来天 他就习惯了吃糌粑和喝酥油茶,没过多久他索性离开了集体户,住在堆放着机械、工具和粮食的晒场上。他开始学习藏语,尤其是生活用语和劳动用语掌握得很快。还跟区卫生所的一个藏医学习藏文,后来常常在晚上的政治学习时为村民们读藏文报纸。他还参加过大兵团作战似的劳动,那是为了学大寨,全县动员开荒造田,一于就是一个多月。还有修水渠,时间更长,要去山里找水挖沟把水引出来。一年下来他挣的工分可以换得两百多元钱,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他说藏话,穿藏袍,跟村民们一起干活,一起在路上架起石头烧茶,一起喝茶抓糌粑,他的脸晒得跟他们一样黑,几乎没有人能认得出他是汉族。有一次他和村里人半夜赶着车去区里换菜油,因为排队排得太久了,他就进屋里找人说情,那一屋的干部直到听他说汉话,才认出他不是藏族,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他是一个从东北来的知青。

  “说到底,这还是靠一种信念来支持。“孙国新说”如果没有信念,去西藏干什么?并不是为了吃饭和干活才去那里的。当然光有信念是不够的,现实是你每天都得去艰苦地劳动。人家能干,你也必须能于,同时人家不能于的你也能干,这样才更能体现你的价值,毕竟你多少还是受过教育的。所以在劳动之余,我还自学农业机械方面的知识,主动承担了生产队的拖拉机、脱粒机等机器的维护和操作等等。每天的劳动和学习都安排得很紧凑,没有一天是闲着的。”

  村民们都把他当成他们中的一分子,尤其是那些老阿爸、老阿妈视他为自己的孩子一般,特别照顾他。今天这家拿一口袋糌粑,明天那家拿一索酥油。经常是哪家做了好吃的,比如炸个“卡塞”,烙个“帕勒”,做个“罗锅馍馍”或“吐巴”,都会想着给他留下,到了晚上把他叫去一起吃。他从此没再吃过集体户的一顿饭,却从来没有饿过一顿饭。天气冷了村民们还从家里拿来藏毯或者被子,特别是当年的老队长格桑丹增对他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为此,孙国新充满感惰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照顾,咱几天也支撑不下去,别说几个月、一年了。”一件颇为感人的事例是,起先村里人还给孙国新起了一个商名,可他们更愿意叫他汉名。全村男女老少都对他直呼其名,还把他的名字编进歌里,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唱。一直到今天,村里人对他还是直呼其名。每次他回村里的时候,连小孩子都知道他的名字。孙国新认为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受和认知,这种感觉使他感动,使他铭刻在心。

  转折

  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城里上学或者工作。强进乡也是如此,6个知青走了5个,只剩下孙国新一个汉族。那时正是百废待兴,摆在孙国新面前的其实有很多别人求之不得的机遇,但是他不为所动。他的选择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决心依然没有动摇。对此,他回忆道,“虽然我们下乡时没说要呆多久,实际上还是有一定时限的,所以大部分知青不久都离开了。但我不想走。很多人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区里甚至县里的干部都来做我的工作,说大家都走了,你一个人在这儿,生活上会有很多困难,老百姓为你操心,组织上也不放心。老队长也来劝我说,叫你去上学呢,你还是去读书去当干部吧,虽然我并不想让你走,这里就是你的家,但你还是走吧。尽管当干部可以挣工资,这是人人都向往的事情,可我还是不想走。我很坚决地说,既然我来到这里,也正是把这里当作了我的第二个故乡,再说我父母也没有意见,我不走。”他为什么不愿意离开西藏农村呢?其实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信念。正如孙国新自己所说,“因为内心有一种信念,总是想要奋斗一番,想靠坚持不懈的奋斗和当地的老百姓一起把那个地方建设得很好。虽然这种想法很幼稚,但也不尽然是幼稚,因为如果按照这种想法走下去,说不定最后就会出现一种成果。所以我在最后走的时候并不情愿。”

  那是一天正在地里劳动时,孙国新从突然翻倒的拖拉机上摔了下来,压断了腿。他的伤势很重,在泽当的一个部队医院住了将近一年才算治愈,出院后由组织分配安排了工作。直到这时他才离开了强进乡,从此不再是西藏农村的一个老百姓了。在他回村告别时,他的心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失落感,望着那早已熟悉的山山水水和洒下汗珠的农田,他深感壮志未酬。

  第二故乡

  然而,这个东北知青与那个藏南小乡村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结束。26年过去了,孙国新从山南到拉萨,从一个机关干部到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从当初的热血男儿到现在有家有业的中年人,如影随形的是他与强进乡近乎血缘一般无法改变的惰结。这惰结之深厚,连他自己也为之感慨道:“我虽然只呆了一年多,可我对那里的感情很深。那么多年了,完全是感情的因素牵挂着。我觉得那里是我的又一个家乡,那里的老百姓就跟我的亲人一样。”也正因为如此,孙国新总想为那里的老百姓力所能及地做点什么。他把这看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回报。在他家里,从来都有专门的藏式木床和被褥是为他们准备的。村里有人到拉萨来看病,不管吃住还是看病的费用,他都一概包揽下来。年年乡下都有人来,多的时候一年里有三四拨人住在他家。他还为出来打工的乡亲找活干。有一次,几个乡亲到拉萨打工,干了两三个月却被包工头欺骗,没有拿到一分钱,他得知后立即给他们送去了四百元。他几乎每年都要回去看看,每次都要买很多实用的东西送给乡亲们。像前年他给村里最穷的五户人家每家买了一个太阳灶,今年年初又订了十个,因货迟迟不到就托人捎去了三千元,村民们用这钱买了树苗和化肥。于是夏天时他又买了20个太阳灶送到村里。他的计划是明年再买三十几个,让全村家家户户都用上太阳灶。为什么要买太阳灶呢?孙国新说,用太阳灶的好处很大,最重要的是节约能源,节省劳力,保护环境。他说,过去因为人口少,村里的生态还算不错,可是现在人口增加了,已经发展到57户、近400人之多,对资源的需求当然也随着增加,也因此带来了很多副作用。比如多盖房子就会占用土地,比如上山砍柴就会使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导致山下的河道加宽,冲击农田。西藏的生态本来就脆弱,这么下去对环境将是一种无法弥补的破坏。出于对那个曾经生活过的小乡村的深厚感情,孙国新感触很深地说,“如今的强进乡从物质生活来讲的确有了改善,村里盖新房的多了,改造房子的也很多,因为有电了,有的家里还买了电视机和放像机。但是农村的发展需要一种理性的发展。所谓理性的发展应该着重考虑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因为你在创造你的生活的同时并不是要以牺牲你的环境为代价的,那种短视的行为事实上得不偿失。过去千百年来人与环境之间比较和谐,自然灾害也相对较少,可以说你尊重了自然,自然也就保护了你,但这种情况在现在来看有所退步,所以追求一种理性的发展应该是我们的方向。”是不是在这样的思考当中,实则蕴含着孙国新这个曾经不愿意离开藏南农村的知青至今存留于心中的某种东西?就像他总结的那样,“我觉得我当知青的那个阶段还是美好的,值得我忘不了。这不是说我多么怀念那时候,或者说要美化那时候,我只是希望在那时候所拥有的一种美好的东西得以保持和发扬,而不是让它没有。”而那美好的东西是什么?不正是一种为了幸福的生活而去努力奋斗的信念 吗?不正是一种在实践信念的过程中所展现的可贵的人性吗?——这就是一个在西藏的汉族知青的故事,它没有结尾,是因为这个故事依然在继续。

(责编: 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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