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的接触商谈问题，并有多篇文章与同样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探讨。时至2002年岁末，整理案头相关资料，便有一些话一定想说一说。
　　
　　近来一段时间，关于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接触的相关信息量增多，起因和主要关注的是本年度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先后两次批准与达赖喇嘛关系密切的两批人回国，并且安排他们到西藏和一些藏区参观探访。按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的说法，他们是经批准回国参观、探亲的国外藏胞，且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是按照如是身份给予他们接待。此两批人，第一批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第二批则是达赖喇嘛驻美国和欧洲的代表甲日及格桑先生一行4人。然而他们中究竟谁是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接触商谈的代表，至今未见中央政府方面有明确表态。媒体相关的评论不少，但莫衷一是。无论这些人是何种身份，多数舆论对他们能够回国并与中央政府和西藏有关方面的官员会见表示高兴，并以此推断双方的关系出现了新的曙光。但是其中也不乏指责中央政府“作秀”，达赖喇嘛“投降”的。
　　
　　媒体和舆论毕竟只是旁观者的评说，可以参考，但是不必计较,倒是时下在达赖喇嘛那里掌握着一定权力的桑东活佛的言论值得注意。这位所谓“民选”的“流亡政府”负责人几乎是在甲日等人来到北京的同时，便开始了他的欧洲之行。在伦敦的记者招待会上桑东说“中国应该在明年（指2003年）6月之前就西藏的未来地位问题展开对话，否则就会面临出现民众反抗的风险。”其语咄咄逼人，大有给中央政府下“最后通牒”的架势，且暗含着威胁的意味。此人还给达赖喇嘛与中央的接触商谈确定了目标：“流亡政府的目标是要争取西藏在中国的自治，类似于香港的地位。”此言一出，到好像他才是达赖喇嘛的真正代表。据说桑东活佛一向霸气，曾经吹嘘就是达赖喇嘛的话他也未必言听计从。所以如上言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桑东毕竟不是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是如何看待本年度他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呢？这一年，尽管达赖喇嘛因年初生病，后又因一些国家不允许他入境或过境不得不取消了一些外访，但是他还是不肯放弃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目标，多次外出游说，期间对政界、媒体、民众谈到他的主张，笔者也收集了一些言论。例如对两批人回国（达赖喇嘛是不使用“回国”一词的。他的说法是“访问中国北京”、“访问西藏”或是“北京和西藏之行”），达赖喇嘛认为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关于接触商谈的内容，达赖喇嘛说“是西藏自治而非与中国分裂”。“我寻求的不是西藏独立，而是真正的自治”，“‘真正自治’其实与中共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没有太大差别”。此后，又说“我赞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的西藏自治。我一直在努力与中国谈判，争取达成长久以来西藏自治的理想”。关于西藏目前的形势和状况，达赖喇嘛说“北京目前（对西藏）的政策有害于安定和团结”。 关于今后与中央政府的接触如何进展，达赖喇嘛说“我们要观察这次访问的实质结果”。 并说“在下几个月里如果他们(中国政府) 继续走这一正面的道路，那对藏汉人民都有益，我们也需要继续走这一正面道路。否则, 我们也得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 他又把自己的意思说得更明确些，“我认为中国政府也希望西藏和平及稳定，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统一；所以我们也因该说清楚，只有提供西藏自治，统一才有可能，西藏文化才不会灭绝”等等。细想达赖喇嘛的话尽管有些转弯抹角，含糊其词，但其大意与桑东活佛所说确实相差无几，看来这次桑东活佛对中央政府的“最后通牒”多少也是秉承了达赖喇嘛的旨意。
　　
　　笔者多年跟踪研究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接触商谈问题，始终感到达赖喇嘛在此问题上一事无成的要害，是不能审时度势，摆正自己的位置。现世达赖喇嘛即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旦增嘉措，是依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活佛转世而拥有其封号和地位的。1954年，他曾作为西藏的代表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会议代表，并当选为副委员长。那时他不仅有资格代表西藏人民参政，而且拥有国家领导人的地位。然而，为了实现西藏独立的幻想，他放弃了人民给予他的权力，也背弃了历世达赖喇嘛的爱国传统，成为一个“政治流亡者”。无论达赖喇嘛是否愿意承认，他在国外的40多年已经彻底地沦落成为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头目，他没有为广大西藏农奴和奴隶的彻底翻身解放，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发展建设做一点贡献，他不再有资格代表西藏广大人民，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达赖喇嘛却处处以“西藏人民的代表”自居，此为达赖喇嘛未摆正自己的位置之一。
　　
　　其二，达赖喇嘛从积极地鼓吹西藏独立，到“我寻求的不是西藏独立，而是真正的自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的西藏自治”。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达赖喇嘛的政治诉求似乎是降低了。稍加思索，达赖喇嘛那种以我为中心，我才是西藏人民真正代表的自我定位没有任何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之初制定宪法，至今现行的宪法也已经实施了20年，始终将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作为重要内容，给予法律保障。50多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引导中国少数民族人民走向发展、繁荣的康庄大道。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是1965年，至今也有30多年了，西藏自治区历任人大主任、政府主席均由藏族人士担任。各级人大代表都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西藏的发展建设成就更是与1959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几乎是举世公认。然而，达赖喇嘛置西藏260多万各族人民的民主选举权利于不顾，置西藏现有的几十万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大部分是藏族干部）的辛勤执政于不顾，置西藏自治区的发展建设成就而不顾，置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顾，非要另起炉灶，实现他所谓的“真正自治”，还欲盖弥彰地说，他做为一个出家人，将不担任任何职务。就算达赖喇嘛不想做官了，桑东活佛甘心呆在他云南老家的寺庙里吗！你中央政府如果不同意我的“自治”要求，不仅“和平”、“稳定”有麻烦，就连“统一”也未必可能。未免高估了自己的地位和作用。此为达赖喇嘛未摆正自己的位置之二。
　　
　　其三，达赖喇嘛和桑东活佛多次提到他们的“高度自治”，“真正自治”的目标“与中共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没有太大差别”。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解决港澳和台湾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基本方针。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伟大的构想和实践，确实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气和气魄。然而西藏却决然不同。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1959年前，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获得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西藏人民享有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民族区域自治权利，西藏各族人民参与国家事务和地方事务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证。西藏人民实现了真正的当家作主。在祖国大家庭，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西藏人民的自我选择。达赖喇嘛的“一国两制”是哪“两制”，难不成是想要西藏人民走回头路，继续实行他统治时期的封建农奴制？若不是，又是什么。此为达赖喇嘛未摆正自己的位置之三。
　　
　　其四，达赖喇嘛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估计过高，以为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关键时定会有人替他出牌。这实在也不能都怨达赖喇嘛。这些年利用他的政客，有为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有为自家的“民主”、“自由”、“人权”贴金的，有为竞选拉票的，也有为打击政敌的。而某些议员除去拉到了选票，还得到了经济实惠。那些利用他扩大自身影响，得到投资、赞助的NGO就更不用说了，没有达赖喇嘛他们甚至无法开工。遗憾的是这些人各有所想，只是他们哪一个也不会为了达赖喇嘛而放弃自己的利益，更不用说作出牺牲了。40多年了，许多国外藏胞都看清了这一点，难道惟有达赖喇嘛不清楚吗？此为达赖喇嘛未摆正自己的位置之四。
　　
　　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便丢不掉心中的幻想。达赖喇嘛流亡国外已经40年有余，人也是奔70岁的老人了，独立的幻想事实上已经彻底成为了梦想。此时若能审时度势，按照佛家的说法，便可“回头是岸”。世间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人要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很难的。但正因为难，所以能够做到的人才令人敬佩。遗憾的是达赖喇嘛羞羞答答，不肯直面自己的错误。实在恐怕还是不愿意放弃最后的幻想。
　　
　　依笔者所见，达赖喇嘛到了彻底丢掉幻想的时候了。说重些，他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再次失去中央政府给予他的这次机会了。达赖喇嘛想必阅读了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发表的讲话，江泽民在讲话中说，中共将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既是中共的抱负，也代表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心声。中国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达赖喇嘛审时度势，做出正确的选择。
　　
　　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