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萨河谷矗立了1300多年的布达拉宫。

　　1959年3月10日晚，他在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同舅舅告别时，他根本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会跟舅舅干一样的工作：管理达赖喇嘛的宫殿。
　　
　　不过，强巴格桑说，他和舅舅还是有所区别。他的喇嘛舅舅是旧西藏噶厦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是为达赖喇嘛看管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而他今天作为布达拉宫管理处的主任的，是为人民管理这座宫殿。
　　
　　“我比我舅舅有权，”60岁的格桑说，“我是这里的法人代表，对宫里的一切全权负责。”格桑是1991年开始担任这个职务的。他说，自那以来，宫里收集的文物和佛经“远远超过了”1959年达赖喇嘛出逃时的数量。
　　
　　“我们的文物保管得也非常好，出了名，所以好多人都愿意把他们的珍宝捐献给我们。”格桑说。比如，1995年，青海塔尔寺的一个活佛圆寂前，就向布宫捐了232件文物，包括佛像和法器。“其中有24件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和二级文物，”格桑说，“这位活佛相信我们能把它们保管好。”现在，这232件文物陈列在一个特制的柜子里。
　　
　　但是，12年前任命格桑来管理这座有1300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时，他却“非常不情愿”。“我们全家，包括我老婆和两个儿子，都反对我来这儿。”他说。其实当时他已经在布达拉宫维修办工作两年了。
　　
　　“我觉得责任太重了，”他说，“当时谁也讲不清宫里有多少文物。孩子们警告我说，如果我们家将来富起来了，人们没准会怀疑我，以为我从宫里拿了什么。”
　　
　　另外，格桑说，“我觉得我的学历也不够，管不了布宫。”虽然他从7岁到17岁当过10年喇嘛，而且后来也学会了说汉语，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正经上过学。
　　
　　更让他没有把握的是，他觉得他“出身不好”，因为从他两岁时父母双亡，抚养他长大的舅舅昂旺差巴，曾参加过1959年3月的西藏叛乱。
　　
　　17岁的格桑开始自己谋生。他在拉萨一个街道居委会工作了几个月，然后在1960年被分配到达孜县当电影放映员。他说，新政府本来准备送他去内地学习，“但是最后一刻变了卦，也没讲是什么原因。”他也没争，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由于我的家庭出身不好”。

强巴格桑在布达拉宫自己的办公室里。

　　带着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烙印，格桑放了20年电影。其间中断过两次。一次是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时，他奉命带领一队民工去为参战的解放军部队运送军需物资，另一次是“文化革命”期间，他有好几年时间被迫从事体力劳动。但是在电影放映工作岗位上，格桑干得很出色，使达孜县成为全国电影放映工作的先进单位。
　　
　　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格桑转为干部，提升为县文教科副科长。家庭出身不再成为他事业上的阴影。他当选为县人大代表，1984年又调到拉萨，任西藏自治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一个处长。
　　
　　“我很喜欢放电影，我那时觉得放电影的工作比管理布达拉宫好，”格桑说，“特别是那个时候，放电影很赚钱，别人都求着我们要钱。而布达拉宫银行帐面上只有7782元人民币，还欠着9000多元电费。要是去布宫，感觉就像叫花子，老得问别人要钱。”
　　
　　但是不管他多不情愿，任命还是下了。格桑在1991年年初来到了布达拉宫，并且留下了他的印记。
　　
　　他首先着手建立布宫保藏的文物档案，一件一件登记。“我们已经登记了7万多组文物，”他说。一组文物，如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包括943.5公斤黄金，以及上万颗镶嵌的珍珠和宝石。

　　他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班子，整理分散在布达拉宫2000个房间里的经书。“经书的整理工作今天还在继续，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成，因为太多了。”他说。
　　
　　这项工作很费功夫，因为很多经书，尤其是非格鲁教派的那些经书，自从格鲁派17世纪在西藏兴起后被送进布宫，就放在那里处于没人理的状态。如今，整理者需要一页一页把它们分类，将同一部的放到一起，再用黄色绸缎包裹起来。为放置这些经书，已经做了上千个书柜。
　　
　　“我最烦听到有些西方人说布达拉宫的经书全没了，”格桑说，“我访问欧洲时，告诉他们这不是真实情况，但是他们不相信我，以为我被‘洗了脑’。我也懒得再同他们解释。我就说，那你们自己到拉萨来看好了。”
　　

布达拉宫中的大量等待整理的文书。

　在已经进行的整理工作的基础上，布达拉宫已经出版了四部著作，包括《布达拉宫藏宁玛派经书目录》和《布达拉宫藏格鲁派经书目录》。
　　
　　布宫的管理人员全部是藏族。格桑上任12年来，正式职工从40人增加到57人，包括7名讲解员和5位研究员，他们都有大学学历。此外，在布宫工作的喇嘛从80年代末的12人增加到现在的60人，他们住在宫里，管理不同的殿堂，主持宗教仪式。其中有两位70多岁的喇嘛，1959年以前就在宫里服务。格桑说，他当过10年喇嘛的经历对他管理这些喇嘛很有帮助。
　　
　　经过格桑的多方奔走，布宫的门票已经从过去象征性的收取增加到70元。“不过我们只向旅游者和参观者收门票，”他说。“藏族朝拜者每人仍然只付一元钱。”布宫每年的门票收入从1990年的14万增加到2001年的800万元人民币，估计2002年可达1000万。
　　
　　70元的门票将近北京故宫门票价格的两倍。格桑说，这是试图用价格杠杆来限制参观者的数量。“参观的人太多对布宫的保护没有好处。”他说。
　　
　　保护这么一座世界著名的宫殿，对格桑和他的同事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做梦都怕失火，”他说，“这里所有的建筑都是木结构的，而朝拜者的传统又是给酥油灯添酥油，让灯长明。所以你老得看着。”
　　
　　1994年，宫里安装了电脑监测系统，日夜监控各主要殿堂和库房。
　　
　　除了火，让格桑最为不安的就是宫内的鼠患。信仰佛教的藏族人反对杀生，布达拉宫的管理人员和喇嘛也不例外。再加上朝拜者供奉的酥油和其他贡品，鼠患的滋生是难以避免的。
　　
　　“老鼠的破坏性很大，建筑的木质结构和宫里成堆的唐卡最怕鼠害，”他说，“而老鼠的繁殖力极强，又很聪明，我们还没有好的办法来对付它们。”
　　
　　不过，他说，刚刚开始的布达拉宫第二期维修工程包括灭鼠的项目，这多少给了他一些安慰。他们准备邀请国际专家帮助灭鼠。这是5世达赖喇嘛1645年在拉萨的红山上重建这座标志性宫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中央政府为此拨款1.7亿元人民币。布宫的第一期维修工程是1989年到1994年进行的，当时中央财政为此拨款5000万元。
　　
　　“一期工程主要是加固一些重要的地面建筑，如红殿和白殿，”一直负责维修工程的国家文物局高级工程师张之平说，“这次我们要加固其他结构，特别是基础。”
　　
　　张之平非常高兴和格桑一起工作。“他非常负责，非常认真，也非常正直，”她说，“你总能在宫里找到他，哪怕是周末。有他负责，我对工程的进程就不用担心。格桑是干实事的人。”
　　
　　其实格桑还是不想承担这份责任，已经打了三次报告要求退休，但是都没得到批准。“也许要到5年后，等现在的维修工程结束了，我才能走。”他说。
　　
　　但是不论如何，格桑说他并不后悔当布宫的管理员。“好像我们家族的使命就是管理布达拉宫。”他叹着气说。直到今天，他都不能忘记，1959年3月，在那么混乱情况下，他已故的舅舅昂旺差巴还把宫中一个殿堂里被炮火震掉到地上的摆件捡起来，放回原处。“他非常忠于职守。”格桑说。
　　
　　他的“家庭出身”对他还有影响吗？格桑爽朗地笑了，说，“政府要是不相信我，就不会把这么重要的地方交给我来管了。”回顾他十多年的工作，格桑说，“我也在布达拉宫的历史上做了我应做的事。毕竟我挽救了这么多珍贵的东西，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