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本文作者毛继增（左）在霍康家中与阿爸霍康（中）的合影，右边是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教授。

　　听霍康爸啦讲囊玛

　　认识爸啦霍康·索朗边巴，是在1956年的冬天。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有幸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李有义教授任队长的西藏民族考察队，赴藏考察西藏传统音乐。在拉萨，我正采录藏族古典歌舞囊玛时，著名的囊玛民间艺人阿麦日建议把采录地点安排在临近八廓街的霍康家。当我得知霍康是西藏显赫一时的大贵族、旧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品官、担任过古松如本、粘谢巴、山南多瓦宗宗本、昌都颇本、扎萨等职，昌都解放后，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军需财务处副处长、昌都解放委员会委员、西藏军区藏干校教员时，我犹豫了半天，问道：“能行吗？”阿麦日拍了拍胸脯：“霍康为人豁达大度，喜交文人朋友，一切包在我身上。”

　　第二天，我按时来到霍康家，他正要出门。但见他身着华丽的藏族贵族服装，头上打髻，雍容华贵，气度非凡，而且性格开朗，平易近人，慈眉善目间，闪烁着聪颖和机智的神采。离家前，他彬彬有礼地走到我跟前：“年轻人，欢迎您来我家工作，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己向家里关照过了。”就这样，我在霍康家呆了三个多月，每天上午去他家，下午回交际处，中午在他家用午点。工作间隙，和阿妈啦、弟弟、妹妹们聊聊天，开开玩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藏语会话有较快的长进。霍康爸啦回家，就向我讲述囊玛的历史发展、节目内容、产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关的故事和典故。言谈中，显示着他特有的博学和才华。每次，我都希望他能多讲些时间，可惜他是要员，工作忙碌，活动繁多，只好寄希望于下次再讲。我的专著《西藏古典歌舞——囊玛》、《西藏民间歌舞——堆谢》能够在1959年成书、出版，和霍康爸啦的教诲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1994年霍康·索朗边巴（后排左二）和老伴在北京阿沛家中与阿沛·阿旺晋美（后排中）一家人合影。

　　时间久了，我才知道，在当时的西藏，霍康·索朗边巴不但是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名人。他身居高位，家道殷实，但在社会交往中，从不以金钱和地位取人。他是一位特别喜爱结交学者、帮助学者的藏族上层贵族。藏族著名学者安多·根敦群培，满腹经纶，字字珠矶，在解放前的旧西藏，怀才不遇，过着衣不能御寒，食不能裹腹的穷困潦倒的生活。是霍康·索朗边巴慨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派人按时给他送去所需钱物，解除其后顾之忧，为他一心修史创造了良好的写作环境。特别是旧西藏地方政府以参与组织“西藏革命党”和宣传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莫须有罪名，将安多·根敦群培逮捕入狱时，霍康爸啦竟挺身而出，对狱中的根敦群培送去关怀和温暖，才使得《白史》的前部分得以在狱中竣稿。后来，《白史》全书撰写完毕，霍康爸啦又慷慨解囊，出资木刻印刷，正是这样，安多·根敦群培毕生呕心沥血的代表著《白史》才得以问世。霍康爸啦还有一位蒙古族的老师——格西曲扎，他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爸啦无私资助他潜心著书立说。格西曲扎的《格西曲扎藏文辞典》完稿后，爸啦又为其木刻印刷出版，从而又为藏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这些事迹，在旧时的西藏文化界，成为佳话。

　　霍康爸啦对我的帮助、支持和教诲，在由我采录并撰稿、爸啦和赵担任顾问、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四张镭射唱片《世界屋脊的音乐》的前言中，他这样写道:“弘扬藏族文化是我毕生的宿愿。我自幼喜爱藏族文化，也喜爱歌舞，而且非常喜欢结交歌舞艺人，尤其尊重研究藏族歌舞的学者，总想为他们的事业出把力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56年，年轻聪颖的中央民族学院的毛继增同志特意来藏考察藏族音乐，我们才得以相遇，并结为挚友。他整理、编著的《西藏古典歌舞——囊玛》，就是在我家同阿麦日老师合作完成的。现在我们又相聚北京，一起参加《世界屋脊的音乐》的编写工作，为继承、发展、弘扬藏族传统音乐文化做一点微薄贡献，我感到十分幸运。”在这里，霍康爸啦的高风亮节、开阔胸襟、提携后进、甘当人梯的风范，跃然纸上。

　　慷慨与和善的爸啦

　　旧时的西藏，贫富悬殊，阶级分明，贵族和平民之间，思想感情、生活境遇、甚至语言谈吐无不大相径庭。那时，我认识的许多贵族官员，大多一身霸气，骄奢淫逸。霍康爸啦却不然，嫖赌烟酒他一样不沾，读书学习却是他的所好，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常为人们称道的，是他经常毅然解囊，资助知识分子朋友和民间艺人。他自己就是一位满腹经纶的文人，深知对方学问的深浅，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那些穷困的书生，也乐于和他交友，得到他的支持，因此，他家各个阶层的朋友经常是宾朋满座，络绎不绝。千里之骓，不逢善驭，居于之乘；千金之璧，不遇玉人，混于块石之间。正是他的善举，才使得根敦群培等学者的著作得以问世。我曾问及他帮助这些文人朋友的本意是什么？他说:人生在世，不能把物质和金钱看得太重。文人朋友著书立说，对他自己、对藏民族、对国家都有好处，我何乐而不为呢？

　　上世纪50年代，我曾在西藏的一些贵族家做客，这些人家的佣人在我面前，眼不敢正视，腰不敢挺直，总是低着头，垂着手，不敢有半点闪失。霍康爸啦家的佣人，虽有主佣之分，但却和家人有说有笑，气氛融洽。记得有一次，他家佣人在给我敬酥油茶时，不小心将茶杯掉在地上摔碎了。当时，佣人神色慌张，有如大难临头。霍康却和蔼地对他说:没关系，以后不要着急，注意点就行了。像他这样的贵族官员，在旧时的西藏是很少见的。当时他给我印象是:在那样落后的社会里，竟然有这样进步、文明的贵族人士，真是“出污泥而不染”。“文革”后，他曾对我说：因为他平时对人客气，不苛求，在“文革”中，他虽然也和其他贵族一样，被送到基层劳动，但群众对他却比较客气，所以并没有吃什么皮肉之苦。

1987年霍康先生带队在米林县珞巴村考察工作。

　　我和霍康爸啦也曾发生过一次不小的误会。1959年，我整理、记谱、撰稿的《西藏古典歌舞——囊玛》即将出版，准备在后记中对他表达感激之情。我所在的单位认为，西藏刚开始民主改革，涉及贵族人员，必须慎重，为此向西藏发电报了解他的情况。辗转中，把“霍康”搞成“索康”了。西藏方面回电称：“他出了问题。”每忆及此，我总深感内疚。

　　两句话胜过十封介绍信

　　粉碎“四人帮”后，爸啦先后出任西藏社会科学院的顾问、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多次向人打听我的下落。1983年，我再度到西藏考察民族音乐，在一次拉萨召开的学术会议上，西藏社科院的副院长黄文焕急切地来找我：“霍康顾问到处找您！”我问：“哪位霍康？”黄说：“搜集囊玛时，您在他家呆了几个月，忘了？”我感到迷惑不解：“不是说逃到印度去了吗？”黄说：“您说那是索康。这是霍康。”在会上，我和爸啦手拉着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分别26年，我们各自都有一番坎坷的经历：当年春风满面的霍康，现已老矣；那时年轻气盛的我，眼下也双鬓染上了霜雪。要是在路上相逢，我们谁也不会认出谁来。良久，我才喊出一声：“爸啦！”在那以后，我又6次赴藏。每到拉萨，爸啦对我无不关怀备至：为了使我的工作进展顺利，他常常带着我去见他的朋友；怕我在西藏不适应，给我送这送那；没事时，就叫我去他家，给我讲西藏、西藏文化、西藏的历史和现状。

　　记得1988年我采录拉萨市雪居委会雪藏剧团演唱《苏吉尼玛》时，多次带着录音和摄像器材去到剧团驻地，不是扮演苏吉尼玛的演员不在，就是饰演国王达瓦森格的角色缺席，要不缺钱，要不没鼓，工作难以开展。爸啦知道后责备我：“您怎么不告诉我？我带着您去，看看他们敢不敢冷落您？”果然，他带着我来到剧团，看得出剧团的人员立时显得有些紧张。简单地寒暄几句后，爸啦指着我说道：“这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毛继增老师，是我的儿子。他想采录您们的《苏吉尼玛》，有什么困难吗？”剧团负责人回答：“没有问题，随时都可以。只要前一天通知，我们便按时集中迎候。”在那以后的几天采录时间里，剧团的人不仅提前作好准备，还在我的工作台旁放上一瓶酥油茶和一罐青稞酒。采录中，他们演唱得特别认真，非常投入。事后，爸啦问我在雪剧团采录得如何？我说:在内地，这种事只需介绍信和采录费就行了，而这次，你的两句话胜过十封介绍信！

　　现在，西藏的传统音乐在国际民族音乐学领域正成为人们关注的显学。由于长时期的积累，我几乎每年都会得到邀请，前往海外、国外讲授西藏的传统音乐。每当我的讲课结束，台下报以热烈掌声的时候，我耳际总会响起前西藏自治区主席多吉才旦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您是靠吃西藏的树叶成长起来的，可不要忘了我们西藏啊！”是的，作为一个汉族学者，我能在西藏传统音乐方面有一点发言权，完全是西藏的民间艺人、干部、领导，特别是霍康爸啦等前辈的哺育、呵护的结果。他们永远是我的恩人、亲人！

　　1994年12月27日，霍康爸啦在拉萨家中仙逝，享年76岁。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热爱藏族传统文化、热爱学术事业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