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

　　自80年代以来，我几乎走遍藏区的山山水水，感受最深的是，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发现山有神山，水有圣水，湖有神湖。在有形的自然界中，无形的神灵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他们在冥冥之中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神也像人一样，有大小、等级之分，小神山侍候大神山，并为大神山交差纳税。最大的神山有四座：东方的玛迦奔热山、南方的卡瓦呷布山、西方的冈底斯山、北方的念青唐古拉山；最大的神湖也有四个，其中包括羊卓雍错、玛旁雍错。这些神山圣湖也像人类一样，每隔一定的日期，就聚会一次，如马年汇聚在冈仁波齐，猴年则到原来笨教最早的神山扎日山。

　　千百年来，凡是形貌独特、风景奇美的山峰湖泊，都寄寓了藏族人民美好的愿望及善恶是非等道德判断。人们相信神灵随时有可能介入日常生活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切皆有因缘。于是人与自然主要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亲密和谐的伴侣，甚至就是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是灵魂的居所。

　　对神山圣湖的敬仰，同时也将大自然置于精心保护之下。但在科学日益昌明的现代社会里，充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似乎已是理所当然。尽管今天在阿里还看不到多少这种开发利用的迹象，但谁能肯定，再过10年20年，当火车、飞机通到冈仁波齐、玛旁雍错时，人们还会像现在这样，带着背包、坐着大卡车，或者步行，甚至叩长头，不远万里前来朝圣？当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人，具备越来越多的理性，并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过去难以理解的各种现象时，人们还会慑服于那些超自然的神力吗？世事难以预料，人类本身更是不知所为。像南希教授、伊莉莎白，生活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度里，有车有楼，又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但她们的精神世界并不一定比藏区贫穷的农牧民更富足、美满，反而认为生活在与世隔绝的荒漠山野中，过着单纯平淡的日子才是最大的幸福。

　　我双手抱膝，坐在玛旁雍错西面的草坪上，看着印度人、尼泊尔人和我的同胞们，一边将五颜六色的经幡挂在湖边的祭祀点，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于是，我想，宗教是什么？人为什么信宗教？当人们面临疾病、痛苦和死亡时，尼亚克萨人（nyakusa）怪罪于人的幽灵；基督徒相信是上帝的旨意；毛利人则搜肠刮肚检查自己违反了什么禁忌。有人认为我们这个民族现在还有如此众多信徒，是因为苦难。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人们的吃穿住行都异常艰难，于是宗教成为苦难的庇护所。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物质条件应有尽有，仍有很多人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美国至今已有20万人信奉藏传佛教。

　　据普兰一位藏族青年旺青格勒借给我的一本英文书介绍，几百年间，怀着虔敬的心情来到冈仁波齐、玛旁雍错的西方人不下100人。那时的交通条件可想而知，何况他们还冒着各种生命危险。有的因水土不服，病死途中；有的被地方政府当作奸细抓来杀掉。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有外国人从新疆骑自行车来，也有人从拉萨雇毛驴骑着来。可见苦难并不是人们信教的惟一理由。

　　还有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恐惧。每逢实地考察，我都要问采访对象为何信教。很多人说怕死后沦入地狱。佛教也由此对其信众恩威并施。藏区的各个寺庙，无论属于哪个教派，往往都在威严肃穆中透出几分阴森恐怖感。那些形状各异的护法神，或怒目圆睁，呲牙咧嘴；或身披骷髅珞璎，脸涂各色油彩。这样的情形不用说教徒，就是一般人看了也会心生敬畏。当然，并不是所有心存恐惧的人都会去信教。也许更多人是出于烦恼、焦虑和人生无常的忧患意识。无论什么人，无论他的身份地位如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可能陷入不可名状、难以摆脱的烦恼之中。宗教能帮助人们求得内心的平和与恬静。所以荣格说宗教具有治疗的作用。高尔基也说：“信仰对于心灵的舒适、对于心灵的安宁来说永远是很好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变得盲目，使他发现不了生活的痛苦的矛盾。”①

　　虽然我不相信人死之后有地狱、轮回、因果等等，但我认为人生在世不能没有信仰。无论信仰什么，信仰都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可以支配人一生的行为方式；它可以将人带到荒僻的山洞中，苦修十年八年；它可以将人带到寺庙的卡垫上，安坐一生；它可以将人带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一般认为，都市化、现代化必然会促进人们的世俗化，逐渐减弱个人对传统基本教义的信仰。马克斯·韦伯甚至认为宗教可能是现代化的障碍之一，是传统的堡垒，是与科学水火不相容的，但事实并非都是如此。如在美国，社会上信教的人不是在减少，而是增加了，过去信一种宗教，现在信多种宗教。据我所知，美国现有20万喇嘛教信徒，他们经常成千人聚集在一起听喇嘛讲经，一个又一个修行中心成为人们夜晚聚会和精神寄托的场所，昔日山沟里的普通喇嘛如今变成美国人家里的高贵客人，有不少人甚至不惜以250美元的高价去领受一个西藏喇嘛灌顶。一位台湾籍的年轻朋友告诉我，他曾经有过上百万的资产，如今家破人亡，“在这里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连朋友都敢欺骗朋友。”于是，他全身心投入喇嘛教，相信打坐、祈祷会使他重获新生，善心待人会得到好报。

念青唐古拉山，是朝圣者魂牵绕的地方。朱正明摄

　　90年代我在美国加尼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讲课时，最初住在一位印度教信徒的家里。房东罗伯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我见到他时，他大概还不满50岁，可是看起来又老又瘦，身体十分虚弱。每次出门，他都要带上口罩，防止空气污染。其实他年轻时是个非常英俊的工程师，曾有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不知什么时候起对印度教着了迷，不吃肉，不上班，每天练气功、打坐、修行，最后工作丢了，妻子也走了，只靠出租房屋和夜间行医为生。他用中草药、气功、按摩等“东方”手段为人治病，强调精神的疗效。他的顾客不多，也较为固定，大概一周出诊两三次，基本上是随叫随到。我跟着他去过一次印度教教堂，总是听见人们在祈祷中提到siva，现在我才明白siva即大名鼎鼎的湿婆神。祈祷以诵经、歌唱、静坐为主，墙上有一幅裸体印度僧人盘腿打坐的画像，据说是这一教派的祖师爷。他的一个女弟子成了美国印度教派的大师级人物，有一次在纽约的修行中心宣讲教义，吸引了上千名听众。她结合社会现实阐释信教的光辉前景，不仅头头是道，而且生动有趣，博得一阵阵赞许的笑声。我的房东通过她讲演的录像得到教诲。他后来结交的一个女朋友也是印度教教徒，每天开车来接罗伯特一起上教堂。我开始没留意罗伯特只吃素食，用他的锅炒了一次回锅肉，结果他将锅碗瓢盆反反复复洗了三四遍，还在怀疑有味道。他也受不了炒菜时的油烟，我们共用一个厨房，时间长了始终觉得不方便，我只好另找房子搬走了。

　　信仰不只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更多的是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1000多年前，吐蕃曾是一个威震中亚的强大王国，佛教兴盛之后，却成为一个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封闭、僵化、保守的社会；蒙古帝国也是如此，自信仰喇嘛教后，刀枪入库，再也不见成吉思汗纵横四海的雄风。也许这也是社会发展本身的一个规律吧。

　　现代物质文明为人们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无数弊端和精神家园的失落。在嘈杂的人海车流中，在鳞栉次比的高楼大厦里，在紧张忙碌的固定程序中，人们似乎离现代化的核心承诺──幸福却越来越远。于是回过头来怀念那早已消失的过去，缅怀简单纯情的日子。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阿里对于西方来说，就像100多年前的东方—中国一样，充满异国情调和神秘色彩。不管是不是信徒，这里都是一片理想的乐土，是人人心中梦寐以求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藏语“香巴拉”的译音。传说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度，美丽的国度。这里没有贫穷，也没有痛苦；没有疾病，也没有死亡；没有嫉妒，也没有仇杀；这里到处是鸟语花香、山青水秀；甜蜜的果实挂满枝头，庄稼自然而生，应时成熟；这里遍地黄金，满山宝石。人们的意念可支配一切，感到冷了，有衣服飘来披在身上；觉得热了，自有凉风习习吹送；肚子饿了，珍馐佳肴立即飞到面前。这里由金刚手恰那多杰的化身饶登·玛果巴管理，他还掌管着960万个小邦国。这显然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幻想世界。

磕长头的朝圣者。魏黎耕摄

　　可是也有历史学家将香格里拉视为现实存在，像书写《蒙古王统记》、《西夏王统记》一样，写了一本《香格里拉王统记》。藏传佛教的典籍《土观宗教源流》也言之凿凿地证明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个名叫香巴拉的国家。早在释迦牟尼生前，这个国家就在古印度北方某地建立，属于释迦族的香巴拉系，所以人称北方香巴拉。“其形圆，周边雪山围绕，内作八瓣莲花形，每瓣形间有河流贯穿其间，国土中心如莲花蕊，为大雪山。”“其中心有迦罗彼城，彼城南方摩罗耶苑中有法王月贤所建之时轮物象，东为近湖，西为白莲湖，北为法王具种等之住处集分大宫殿。”冈仁波齐及其周围地貌，正与这样的描述相符，因而人们很容易将此地视为理想中的香格里拉。

　　自17世纪西方传教士闯入西藏的西部及南部以来，香格里拉成为“世外桃源”、“人间仙景”、“极乐世界”的代名词，获得了世界性的意义。国外有香格里拉集团，北京有香格里拉饭店，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制定了香格里拉发展战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参观、旅游。假如冈仁波齐一带就是香格里拉的现实依据，那么对照史书，人们必然产生困惑。因为从阿里的狮泉河到冈底斯山脉的神山神湖，再到雪山环绕的普兰边城，看不见丝毫香格里拉的踪影，目光所及，全是祖祖辈辈过着跟我们一样生活的普通人。他们也有烦恼、矛盾、疾病、欢乐和痛苦，与我们没有任何区别。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繁华喧嚣的大城市里呆得太久的人，确实能找到一些早以为已消失在地平线以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