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好上午10点半去采访卓玛副书记的阿妈，宾馆大堂内只见卓玛啦已经到了，我赶忙迎上前。走到院内，一辆车开了过来，她说现在生活富裕了买了私家车。今天开车来的是她丈夫扎西顿珠，在电信系统工作。

　　老阿妈住在扎什伦布寺西侧不远处，与卓玛的妹妹同住，那是一片典型的藏式住宅群。卓玛说，这里住着不少交通口退下的老职工，见过没见过的，只要是干交通的就是熟人，老人们见面高兴，有得聊。

　　卓玛的妹妹叫琼达，是日喀则交通局的医务工作者，有两个孩子，儿子在大竹卡公路段12道班当养路工，女儿也十八九了。为了照顾年迈的妈妈，她提前退休操持这个家。

　　我们落座后，阿妈才从里屋颤巍巍地走出来，一个普通的藏族老阿妈，藏装外罩了件毛衣，要不是人老了哈着腰，当年可是个子不低，看两个姑娘就知道阿妈当年是个美人。

　　我迎上前扶着她，她高兴地说欢迎欢迎。

　　卓玛大声地告诉她我的来意后，又对我说，妈妈的耳朵不好使了，给她买了助听器说是用不惯；一只眼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效果不好，还是看不清什么；腿脚也不灵便；脑子还好使，只是不如从前，毕竟已经是80岁的人了。

　　在卓玛的提示下，阿妈给我讲起了她年轻时的故事。

　　给大洋 吃饱饭 何不去修路

　　我家是布达拉宫下雪村的居民，是自由人，阿妈是泥匠，靠盖房子勉强维持生活，饥一顿饱一顿，日子过得很苦。

　　28岁那年，雪康老爷家的儿子吉仲动员大家去林芝修路，之前已经走了一批百十来人了，没有什么好消息，但也没有传来坏消息，我心动了。当时家里阻力大：阿妈不同意，我是家里的老大，况且我又有个6岁的儿子要养活；社会上传言吓人：那边的蓝汉人（当时进藏的除解放军外大都穿的是蓝色外衣）专吃老人和小孩；如果修路两边的山会倒下来……为了活下去，我顾不得阿妈的反对和孩子的依恋，也不管社会上有多少血淋淋的传言，只听他们说“修路不仅管饭吃还发给大洋”，就这样我和23岁的妹妹巴桑一起去了林芝。我们那批又是百十来人。

　　走到工布江达时与修路的解放军会合了，就这样开始了我与我的家族的修路、养路生涯。那是1952年夏天。

　　那里一切都是新鲜的，却又处处提防着。因为在拉萨听到的传言是那么可怕，所以拿到发给的干粮时，只能看却不敢吃。现在想来真可笑。这事被解放军、蓝汉人和先前来的人知道了，他们就与我们一同吃饭，甚至把我们的干粮“借”来吃，打消了我们的顾虑。

　　发的干粮我们叫“北京糌粑”，类似炒面。起先我们就像吃糌粑一样，用水和了吃，一点都不好吃。后来才知道“北京糌粑”是生的，要煮了吃或是烙成饼，味道不错，而且不用加任何佐料。每月发6桶“北京糌粑”，够吃还有剩余。

　　发了吃的还发大洋，每天三四块呢，能买好多东西，只是没东西可买，干活也不可能随身带，遇到有人去拉萨就请人带给阿妈，

　　“能带到吗？”

　　那时人品德好，能带到。家里日子也好过多了。长时间没有遇到去拉萨的人，大洋又没有地方放，就在一个自己觉得很保险的地方挖个洞藏起来，时间长了就忘了，到处找也找不到，以后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

　　苦乐修路人

　　修路能吃饱、发工钱、一天只劳动8个小时，但是劳动强度也大，刚开始还很怕。记得我们修工布江达大桥时正值雨季，一天洪水下来，我眼看着十几个解放军被洪水卷走了，一个也没有上来。我们都吓坏了，非常难过也非常痛心。他们都是好人，是帮助过我们、是来帮助西藏的好人。还有放炮炸石头，那声音震得人心都快跳出来了，血都停住了，听见“躲起来”的喊声就到处藏，解放军就告诉我们应该躲在什么地方。因为从来没有伤到过人，后来也习惯了不怕了。

　　那时干活没有机械，都是人背肩扛，没有一个人身上没有伤的。记得那时用筐背石头硌破了腰背，抬土石磨破了肩，晚上睡觉只能侧卧，不敢平躺；侧卧垫两个“枕头”一前一后错开，让磨破的肩膀不沾枕头就会好些。修路时条件非常艰苦，人随路走，几天就搬一次家，每每这时解放军就帮我们拆、搭帐篷，组织驮畜运输等，我们累他们更累。每到一处就到山上搂树叶，垫在身下就是褥子，盖得也很差，哪像现在条件那么好，人都娇气了。我现在除了眼花耳聋关节不好使，身体不错，内脏没病。

　　我们干得好还有奖励，毛巾、香皂、胰子什么的。得到奖励的人请大家用香皂洗脸，香香的，女孩子们高兴极了。没有得到奖励的人攒足了劲争取下回得奖，就这样大家暗暗叫劲，互不相让。也有被罚的时候，

　　“为什么？”

　　干活渴了就近喝河里的生水，解放军看到了不许我们喝，但还是管不住，就规定喝生水不许吃饭，还不是怕我们生病，为我们好。后来我们就改过来了。那段日子苦是苦，但快乐，心里高兴，不受气，不挨打。

　　“条件那么艰苦，又远离阿妈和儿子，哭过吗？”

　　说没有哭过也不对。记得那次在帕拉山，雪崩下来压倒了帐篷，我被埋在帐篷里，动都不能动，我喊着叫着哭着让人来救我，还是解放军，他们把我从雪里挖了出来。就哭过那么一次，还是被吓着了。

　　老阿妈边讲边喝青稞酒，还一个劲地抽鼻烟。从我来就没有停过，为了让阿妈高兴我陪她喝了一杯。后来她高兴得总让琼达给我斟酒，直到我说我要醉了就睡在你床上去。她说那就让她们一边一个把你架走。

　　“阿妈喝茶就犯高血压，喝酒就没事，现在她只要喝就是青稞酒，我们也就随她喝去。阿妈到现在为止从未住过医院，80岁的人了，真不错。”卓玛告诉我。

　　其时，卓玛的儿子儿媳来看外婆，孝敬外婆的又是鼻烟。

　　“嫫啦，这是尼泊尔的，你抽抽看好不好。”

　　“好好，你们拿来的都好。”老人昏花的目光随着外孙转，露出一脸慈祥。

　　孩子们的到来使老阿妈又想起了不在眼前的孙子孙女。

　　三个孩子、连孙子都干上了“交通”

　　我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他们都是在道班长大的。

　　修路生涯结束后，我们被分配在日喀则的大竹卡到弄日一段维修道路，最后固定在17道班，离大竹卡渡口几公里。那是1955年。

　　不再东奔西跑了，就把儿子贡觉次仁接了过来。同在这里工作的除了大妹妹巴桑外，小妹妹白玛卓玛也参加了工作，她们俩人都分配在大竹卡渡口，不久都找到了心上人。那时渡口只有20多人，可往来车辆特别多，每天船接船送，工作特别忙。母亲经常从拉萨过来看看。终于在1959年初的一次探访中，拉萨传来“藏军在拉萨打解放军了”的消息，老人家从此留住下来，我们姊妹三人的孩子都是阿妈她老人家带大的。

　　老大是男孩，从小跟渡口的木匠师傅学了一手木工技术，大了就在渡口安排了工作。1979年条件艰苦的加加养护段需要人，他自愿报名拖家带口去了加加。现在他的大女儿、我的大孙女次仁卓嘎两口子还在加加养护段工作。我是去看他不成了，卓玛经常能见到他。卓玛，她们现在怎么样？

　　“阿妈，她们现在很好，您放心吧，抽时间我让她们回来看您。”

　　卓玛对我说，哥哥和嫂子也都是“交通人”，他俩的孩子是阿妈一个个背大的，所以特别疼爱他们，加上哥嫂前几年相继去世，阿妈就格外惦记这几个孩子，尤其这是个女孩又离得远。哥哥的老二在人民银行工作，老三在县里交通局当副局长，又是个“交通人”。

　　那时修路全靠人力，路况又差，我们一天到晚很少回道班，不像现在机械化程度高了，柏油路多了，劳动强度小多了。这两个女儿是到道班后有的，喂奶时孩子随身带，到了地方把孩子放在离路边稍远的地方，裹严实、遮好了，干活时怕老鹰飞下来伤着孩子，怕太阳晒坏了小脸，可担心呢。断奶后就放在道班屋里，大的照顾小的。卓玛是道班孩子头，我们走时把各自孩子中午该喂的糌粑放在碗里，告诉她如何加茶水和匀糌粑，怎么喂弟弟妹妹。最多时我们道班有10个孩子。

　　“你们就这么放心地交给一个孩子管？”

　　怎么能放心！可我们一个道班八九个人要负责10公里的道路维修，顾不过来呀。就这样孩子们也长大了，到了七八岁还没有学上，后来送到乡里念书，当地的孩子都欺负她们。卓玛为了不让弟弟妹妹受欺负，她跟他们吵，一点不示弱。我们在家每天都提心吊胆，担心谁的孩子又被打了。就这样，孩子们长大了到了参加工作的年龄，两个女儿陆续在70年代也当上了“交通人”。

　　我儿女的孩子现在有两个在道班，接了我的班。我们家族在交通口工作的有20人！老阿妈骄傲地说。

　　道班的日子

　　“阿妈修路又是如何成了道班工人呢？”我们又回到了林芝修路的岁月接着聊。

　　修路修了两年多，故事也特别多，最有趣的是第一次见到汽车。那是在林芝，一天有个特别吓人的“大家伙”远远地冲我们跑了过来，特别快。从来没见过汽车的我们慌忙中在路中央放了块特别大的石头，免得它过来伤着我们。“大家伙”果然不敢过来了，那里面坐着的是一个白头发的外国人，怪吓人的。我们更觉得做对了，不能让外国人到西藏来。后来才知道那是苏联人，是来帮助我们的，那“大家伙”叫汽车，跑得特别快，能装好多东西，还能“背”动好多人。日子久了见得多了，我们也试着爬上去新鲜一回。后来才知道那是台苏联产的嘎斯车。

　　1954年，路修到了拉萨。回到家里，阿妈见到我和妹妹平平安安地回来，还带回好多大洋高兴得哭了。从此我做什么事她也不阻拦了。

　　修路不是人人都赞同的。记得拉萨大桥通车时，我们排着队跟在解放军后面去参加通车典礼，沿途有人在暗地里向我们扔石头，有些僧人还威胁我们：你们别出来，出来就往屁股上打枪。吓得我们连解手都不敢出去。

　　也就是这时，我感到我做的事情是欺负我们、打我们的人所害怕的，不然为什么我们跟在解放军后面走时他们就不敢打骂我们？我感到在他们面前我敢昂着头走路了。

　　不管有多少人反对、威胁，路仍然继续修着。拉萨两路通车后，我们又出发了，是往日喀则方向，这回我带走了小妹妹白玛卓玛。

　　这次不光为了大洋和吃饱饭，我觉得我离不开修路队，只有在修路队我才扬眉吐气，我才是主人！

　　1955年修到大竹卡，来年又修到了日喀则。

　　当时修路只保证能过车，路况特别差，上级决定在沿途留下工人维护道路。我们大队分管从大竹卡到弄日的道路维护。住的还是帐篷，沿途除了见到汽车，没有人烟；这之后开始建道班、盖房子；再后来我和八九个人被留在大竹卡附近编号为17的道班。我离两个妹妹很近。

　　我们几个陆续成了家：大妹夫是重庆北碚人。小妹夫是藏族，他俩也有一个女儿在交通口的客运公司当副经理。

　　卓玛告诉我说，大姨父叫黄树云，人特别好，文化不高，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调藏前在内地就是专门在江边码头渡口工作的。他在大竹卡渡口干了一辈子，过往车辆只信得过他，只要他在渡口，司机们尽管放心大胆，什么样的气候条件、江水状况，渡江都不会有一点问题。那时遇有大车队过江，姨父他们20几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累得一点劲都没有，我是小孩都看出来了。

　　姨父1983年退休，两年后病故。去世前一直住在渡口的公家宿舍里，没有什么财产，没有住过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曾多次让他回内地休假看看，他从不去，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如果到别地办事，路上只要遇到车，不用他举手拦车，司机就会主动停车，请他上来并送他去目的地，因为工作而如此受到尊重，姨父是日喀则地区的第一人。

　　如今他的孩子也都是“交通人”：大女儿是日喀则养护段的道班工人，二儿子在沙陈段开推土机，二女儿在公路分局做财务工作。大儿子几年前因公殉职。

　　有了家，生活稳定了，随着孩子出生成长，长身体需要营养，就千方百计给他们改善伙食，让他们到地里摘野菜，苦菜、冬苋菜、灰灰菜等，有人到日喀则再买些红烧猪肉罐头等，这也是80年代初才能买到，除此之外就只有糌粑，大人还供应1斤酥油，孩子们只有糌粑。

　　条件再差孩子们也很快长大了。他们长得多快我们就老得多快。70年代中期吧，3个孩子都工作了，大家照顾我，让我留在“家里”当炊事员。炊事员的任务一点也不轻松：每天早晚烧好茶供每家用、烧茶的柴要自己砍拾、维修道班门前1公里的路段、照看所有不带走的孩子、种树并从江边挑水浇树，那片林卡后来扩大到两亩多地、几百棵树，喂养道班的4匹马……，这是日常工作，如上级或系统来人还得招呼吃住，往往是舍不得给孩子吃的好吃的、舍不得自己用的铺盖拿给来人用。那个操心那个累，比出工修路又不一样。尤其是孩子们，生怕他们出事没法向工友交待。

　　改革开放前养路工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出工的人也不轻松，风里来雨里去，没有交通工具，多远都得走路，运气好了搭个顺路车。干活用的是铁锹、镐头、橇棍等原始、简陋的工具，就这样，我们硬是把最初勉强可以走车的路逐渐修平、拓宽、养护好，让过往车辆能跑得快，行得稳，看到司机们的笑脸，听到他们的赞扬比吃了蜜还甜。

　　那种日子过去了。你看我现在一天什么都不干，国家还给我钱，每月退休金2012元，托毛主席的福啊！只是现在有钱了吃不动好吃的，穿不了漂亮的，老了！

　　卓玛插话说，每次领到退休金阿妈都到神龛前点灯，不是给神灵，而是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卓玛的心愿

　　阿妈从1956年留在大竹卡工作直至退休，一干就是几十年，要工作还得抚养我们，特别不容易。

　　“阿妈没有谈你父亲，你愿意谈谈吗？”

　　听阿妈说，我父亲是汉族，也是修路进藏的普通人。1960年前后精减人员时，他回了内地，从此断了消息。长大后，特别是成家后，我特别同情阿妈也非常感激阿妈，多少年来在那么艰苦的年代，她一个能依靠的人都没有，把我们几个孩子拉扯大，她太坚强了！

　　这两年路修得越来越好，桥修得越来越雄伟，我一直想陪阿妈重走她当年献出毕生心血的路，陪她回一次拉萨，让她老人家看看现在的布达拉宫和雪新村，她从1954年离开拉萨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修过、养护过的这条路她更是魂牵梦绕，经常问我现在是什么样了？比原来宽了多少？最近雨大那条路段情况还好吗？你的任务重大，千万不可大意！

　　我常给她讲沿雅鲁藏布江修了中尼公路，是柏油路；日喀则到江孜修了柏油路；今年（2004）7月，大竹卡大桥（大竹卡渡口：雅鲁藏布江与年楚河汇合下游80公里处。50年代到后藏是走当雄—秀古拉山—大竹卡渡口渡江—日喀则及后藏）建成通车，她更是将信将疑，说想象不出那地方怎么能修桥！她根本不信，后来我们给她拿来大桥照片、她看了电视，这才渐渐相信、接受了。每每这时，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出她想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