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作者在西藏。

　　过去，在西藏基层工作，最恼人的恐怕就是包括往和返的休假旅途。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曾经在日喀则的吉隆县工作6年，切身感受到了那非同寻常的苦涩滋味。

　　先说“往”。

　　被批准休假，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想到很快便可以与父母、兄弟姐妹和同学相聚了，晚上觉都睡不着。当然，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吉隆县所在地宗嘎的雪很多、很大，从秋天开始到来年春天，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来上一场。下雪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封山，阻断交通。时间短的封个十天八天，长的可封上几个月。一封山，不要说正常休假，就是家里发生了天大的事，你也走不了。那时候，西藏的进藏干部手里攥着父母亲生病或病逝的电报心急火燎却又动弹不得是常有的事。待雪消路通后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中，亲人的坟头早长出了青草。我和爱人的双方父母身体都不算好，那时，最怕的就是收到家中的电报。不过，后来家中知道宗嘎的情况，冬天时候就是有什么事也不告诉我们。

　　再就是如何走的问题。宗嘎是不通公共汽车的，现在也不通。于是，在未封山的前提下，被批准休假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车辆。有两个途径，一是找县里的车队，二是打听有无从日喀则来的车辆。这都要求人。那时，最理想的就是争取坐到大卡车的驾驶室里，但驾驶室连司机在内也就坐3个人，而出去的人多，所以往往只得坐在车厢里——带上件皮大衣往头上身上一裹，倒还能抵挡得住路上的风寒。

　　车定下来之后，便需要着手准备路上吃的东西了。出县后，一路上几乎没有吃饭的地方。特别是其中有100多公里的一段路完全是司机在茫茫荒原上跑出来的，没有人烟，更没有道班房。除了进出宗嘎的车，没有车跑这条路。更可怕的是，车在佩枯错湖畔还要横穿几条没有桥梁的河。夏天水大，车开到河心容易熄火；冬天河面结冰，车辆又往往压裂冰床陷入冰窟。如果汽车在那里“抛锚”，还是很危险的。如果再没有足够的吃的，就险上加险了。那时，县里生活很苦，几乎没有任何副食品供应。最奢侈的路途食品便是烙大饼了。大饼的成分以面粉为主，加上少量奶粉、白糖及植物油。每个大饼的厚度为二三厘米，直径在20厘米左右。一般的加工程序是上午将面和好，然后醒一醒，晚上烙。由于宗嘎海拔高，沸点低，烙大饼必须用高压锅，翻几个个儿后，还要盖上盖子闷。平锅是烙不熟的，发粘。大饼烙多了，还是很累的，有时要烙到半夜。天还没亮，就开始上路了。那年夏天休假，我们烙的大饼除了解决自己及同车人的吃饭问题外，还另派上了用场。我们乘坐的汽车刚开到佩枯错湖边，便发现一台大卡车正泡在河水里。一问，是日喀则地区商业局的车为宗嘎送货，已陷在河中三天。司机是个藏族同志，另有一对搭车去宗嘎探亲的汉族年轻夫妇。他们讲，带的一点吃的东西早就吃光了，已饿得没有一点气力。我赶忙将大饼拿出来。三个人每人抱着一张狼吞虎咽起来。帮他们把车拖上河岸后，我又拿出两张大饼给了他们，说，前面还有一条河哩，可千万要小心。

　　从宗嘎到日喀则有上千里路，大车在路上要走两天。头一天晚上一般是住在聂拉木县的门布区。如果人少的话，也可能住道班房。门布区位于中尼公路边上。说是个区，其实就是几排很简陋的土房子，条件很差。我还有过自己一个女同志单独住在一间仓库的经历。仓库很大，乱糟糟的，窗子透风。梁上挂着一排一排的牛羊肉，在从缝隙吹进的冷风中摆动着。暗淡的烛光将摆动的牛羊肉投射到墙上，像有无数个幽灵在游弋，很吓人。更让人害怕的是上厕所。西藏的厕所一般盖在离住处较远的地方，孤零零的，而且要上很高的台阶。在漆黑的夜里打着手电筒推开厕所那扇沉重的木门，真担心里面就蹲着或藏着个人，所以，晚上连水都不敢喝。

作者与其丈夫的中印边界碑旁。

　　到日喀则后，情况开始好转。到拉萨有公共汽车，然后就是在拉萨等着买飞机票。那时，买一张飞机票还是很难的，我们最长的一次足足等了三个月。待登上飞机，离到家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再说“返”。

　　休假期满后返藏，应该说其苦衷更大于“往”。

　　当拿到拉萨的机票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采购。因为，西藏什么都缺，所以进藏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尽量多的带点东西特别是吃的东西回去。倒不是只为自己，回县后还要分给藏汉族同事。大家的日子都苦，有福同享是西藏的习惯。到市场一转，肉、蛋、蔬菜、水果、罐头，琳琅满目，真是看什么想买什么。对这一点，民航部门大概是最清楚的，于是也就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当然也是为了飞机安全），不仅托运的行李一点不能超重，就是手提的行李也要严格限制在每人5公斤之内。有时正排着队要登机，突然就有人将磅秤推到舷梯前，对手提的行李一件一件地称。超重的，或者是交钱，或者是拿出来。一斤蔬菜或水果仅几毛钱，而托运费远高于此，谁不会算这个帐？所以，有的人干脆就将超重的蔬菜、水果扔掉。不过，有经验了，人们也想出一些办法，比如，将东西装在大衣的口袋甚至袖子里，或者干脆包在衣服里用手拿着，因为衣服是不能当作行李对待的。我和爱人也曾有过将能挂的都挂在脖子上、能装的都装在口袋里的时候，如今想起来确实既可笑又可怜。

　　经过在内地一段时间的休息和适应，重新回到高原后都会有高原反应。走下飞机，双腿马上感到轻飘飘的，像刚喝了过量的酒。接着，便是乘100公里的汽车从机场颠簸到拉萨（那时没有铺黑色路面）。在民航售票处下车后，随即背起手提的大包小包先找住的地方。拉萨当时有两个招待所，即：一所和二所。一所条件稍好一些，紧张时只接待县处级以上干部，不紧张时也接待一般干部。我们先到一所，但常常碰钉子。有时说尽求人的好话并表现出一幅可怜相亦无济于事，这时只有再背起大包小包赶到二所。待住下后，还得忍着高原反应的痛苦，跑到民航售票处去取托运的行李。那时托运的行李都是满打满算，每人几十斤。我和爱人每人两个提包，拴在一起，一前一后搭在肩膀上。等气喘吁吁地回到招待所，人也累得没有一点气力。

　　在拉萨顾不得休息，第二天一大早还要跑到运输站排队购买去日喀则的客车票。去晚了是买不上的。我们最早的一次是夜里四点钟去的。售票处的大门还没有开。拉萨夜间狗很多，一群一群的。走在路上，不时与狗群不期而遇。我和爱人非常紧张。我们各自手里专门握了块石头，以防万一。幸好拉萨的狗不咬人。拉萨夜里很冷，即使是在夏天也要穿棉衣的。我们往往几个小时地在运输站门外傻等。如果能买到车票，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上世纪70年代作者与进藏同学在布达拉宫前的合影。

　　到达日喀则后，头脑里紧绷的那根弦便可以放松了。因为，日喀则招待所里一年到头都有吉隆县的人，不会感到孤单。另外，日喀则还有一些同时进藏的同学，我和爱人经常到他们家做客，就像一家人一样。在日喀则的主要任务就是等车，有时要等很长时间。那年，日喀则有三台县里的大车，由于宗嘎大雪封山，回不去。我们和车一起等了三个多月。后来宗嘎的干部职工越积越多，达到40多人，竟占到县里全部干部职工的五分之一。我记得大概是4月底，听说马拉山上的雪已挖到了山顶，通车在望。于是，三台大卡车载着40多人返程了。第三天车开到马拉山下，才知山的这一面还没有完全通。折腾了大半天，车只开到半山腰。眼看天就要黑透了，大家只好借宿不远处的马拉山兵站。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继续了头一天的战斗。有些路面上的雪太深，短时间内不可能挖通，只有另寻他策。几个有经验的司机爬上爬下，这里看看，那里量量，选中了一条山沟。如果车能从这条山沟开上去，就可以避开雪最深的那段路。司机将计划一讲，大家一致响应。很快，车上的东西被全部卸掉，车前也拴上了两根粗粗的麻绳。司机在车里踩大油门往前冲，40多人在前面喊着“吉、尼、松”（藏语一、二、三）一起往上拉麻绳。还真奏效——虽然车只是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一个多小时后，第一辆车开上了主道。然后又如法炮制。待三辆车都顺利过关，大家忘记了疲劳，欢呼雀跃，声震群山。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终于又回到了久别的家。休假旅途中发生的所有故事暂告一段落。等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们又重新投入到久违了的工作和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