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汹涌的金沙江从四川省巴塘县境内流过，日夜不息，在这片被誉为“高原江南”的土地上，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诞生了一位藏族文化名人——格桑群觉（汉名刘家驹）。他是近现代康藏地区的风云人物，精通汉、藏文史和汉语，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九世班禅行辕秘书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立法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

　　格桑群觉之父为巴塘军粮府办的官话学堂教习。格桑群觉5岁时，即随父至官话学堂学习汉语。13岁时拜藏族人格更泽登为师，学习藏语文。

　　1915年，格桑群觉进入谢楷廷先生创办的私学学习经史诗赋。次年，同谢氏随边军第八营移驻白玉县走读。不久，格桑群觉被任命为营部录事。

　　1917年9月，驻类乌齐的川军与藏军发生武装冲突，藏军攻占了康藏交界地区的昌都、察雅、恩达、德格、邓柯、白玉、石渠等县以及金沙江西部的大片地区，川军节节败退。格桑群觉在激战中左脚受伤被俘，后双方议和，互换俘虏，他才得以回到巴塘基督教会办的医院治疗，由于耽误了时间，伤愈后，留下了左脚跛行的后遗症。

　　1926年，格桑群觉被聘为巴塘县立小学校长兼县教育科科长。是年，他的同乡好友格桑泽仁创办了“西康国民协进会”，格桑群觉被选为巴塘分会副会长。

　　1929年6月28日，格桑群觉等人向国民政府呈送了《西康国民协进会呈文》，陈述了他们对西藏政局的看法和主张。文中说：“（藏军总司令）龙厦夫妇曾留学欧洲多年，颇具才识，向为达赖所倚重。惟其历史素无新旧色彩之表现，是以一般人对之有莫大之疑惑与希望。藏局之转变如何，龙厦实有举足轻重之势。彼若接近新派仍主亲英，则藏局终陷于濒危，而莫可收拾。然彼若接近旧派，则俟至相当时机，必能拥护国民政府，更有与班禅合作之可能。”这一论断，是很有见地的，从而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当时格桑泽仁正在南京国民政府专管少数民族地方事务的蒙藏委员会担任委员，乃盛情邀请他的这位老乡到南京担任蒙藏委员会藏事处科员和《蒙藏周报》社藏文股主任，并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

　　1931年5月，格桑群觉被聘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藏语文教师及九世班禅行辕驻京办事处教务科科长。11月，他列席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2年1月，格桑群觉被聘为蒙藏委员会藏事处第三科科长。月底，淞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部分机构自南京迁往洛阳。2月，格桑群觉到洛阳出席国难会议，并将他撰写的、由亚细亚学会出版的《康藏的过去和现在》一书分送给与会的各位代表。回南京后，格桑群觉升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兼九世班禅行辕参议，与村晓堪布一起翻译藏文经典《时轮金刚》。7月，随班禅大师到绥远百灵庙，举行第五次时轮金刚大法会。会后，升任班禅行辕秘书长。

　　1933年3月9日，格桑泽仁在巴塘宣布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自任主任，诺那呼图克图、格桑群觉等人担任委员。5月，格桑群觉随班禅大师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弘扬佛教。7月，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并颁发玉册、玉印，格桑群觉被任命为宣化使署简任秘书。8月，他随班禅大师到内蒙古杭锦旗、阿拉善旗弘扬佛教，撰写了《游阿拉善南寺记》，记录此行。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布达拉宫圆寂。次年1月初，格桑群觉随班禅大师到南京，参加达赖喇嘛追悼大会。会后，随班禅到杭州灵隐寺启建第七次时轮金刚大法会。9月，随班禅到内蒙古包头等地宣化。

　　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西藏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前后藏的僧侣群众以群龙无首为由，请求班禅大师回藏主持政务。1935年，格桑群觉随班禅大师从阿拉善旗启程，翻越贺兰山，西渡黄河，越过长城，进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经甘肃兰州到达西北佛教中心——青海湟中县塔尔寺，筹备回藏事宜。但因班禅行辕和西藏噶厦地方政府都提出了一些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导致班禅大师回藏再次受阻。8月，格桑群觉协助班禅大师在塔尔寺启建第八次时轮金刚大法会。

　　1936年上半年，班禅大师应嘉木祥活佛之邀，到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启建第九次时轮金刚大法会，格桑群觉随行。6月，国民政府派赵守钰为专使，曾铁衷为大队长，率领仪仗队护送班禅大师返藏，格桑群觉随行。当他们抵达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亲王府时，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和后藏僧俗民众均派代表前来欢迎。之后，一行人再渡黄河，翻越巴颜喀拉山，横渡金沙江，跋涉千里，于12月18日经果洛及西康的石渠等地到达玉树。

　　班禅大师到达玉树后，派大堪布旺堆诺布为代表，与西藏驻康军总司令索康，在邓柯青科寺举行会议，具体商议班禅大师回藏问题。按照预定计划，于18日离开玉树入藏，当他们行至西海龙喜寺时，接到国民政府电令——“抗战期间，班禅应缓西行。”班禅大师本拟继续前进，力求达到早日入藏的目的，可是终于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停止入藏，旋于10月19日由龙喜寺返回玉树，权作滞留。在久经风霜，心力交瘁之后，班禅情绪更加忧郁。11月4日，班禅左臂疼痛，病状一天天加剧。18日，西藏三大寺及前藏迎班禅大师代表多壬台吉转达前藏政府的回电——“汉官兵及仪仗队由北路迳赴札什伦布，住憩两三个月，即由海道或北路撤回，务恳佛驾早日回藏，以慰众望。”表面上欢迎班禅入藏，但实质上却给了许多限制和掣肘，导致班禅大师一行进退两难，在政治和宗教之间陷入难以自拔的地步。1937年12月1日晨2时，九世班禅大师因忧愤成疾，病体日重，医治无效，在玉树结古寺拉加颇章宫圆寂，享年54岁。国民政府公布《班禅行辕善后处理办法》，决定派格桑群觉专程去武汉，呈请国民政府批准将班禅大师灵体移奉西康甘孜寺。国民政府和刘文辉均表示同意。

　　1938年8月5日，国民政府派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为特使，代表中央到甘孜致祭，格桑群觉陪同。戴氏在甘孜期间，联合班禅行辕和地方势力，与刘文辉对抗，酿成后来的“甘孜事变”。

　　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成立，刘文辉任主席。2月，时年24岁、正待婚配的甘孜地区最有实力的孔萨女土司德钦翁姆拒绝了刘文辉介绍的军政官员，而钟情于班禅行辕卫队的分队长益西多吉，经班禅行辕中的实力人物格桑群觉等人和孔萨土司家族中的有关人员撮合，两人决定成婚。这使刘文辉大为恼火，他为了阻止此事，稳定甘孜局势，断然下令甘孜驻军815团将德钦翁姆及其随行人员软禁于孔萨土司官寨，导致班禅行辕、孔萨土司家族与刘文辉的矛盾加剧，双方冲突不断，剑拔弩张……

　　主张“康人治康”的格桑群觉，乃号召甘孜地方势力群起反对刘文辉对西康的统治。12月4日晚，班禅行辕方面的旺堪布、仁穷堪布、格桑群觉等实力人物，再次与孔萨土司家族的头人多吉康珠、洛尼玛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当日孔萨土司官寨一名侍女被驻军岗哨击毙之事为借口，于次日上午11时发动事变，5日上午，震惊全国的“甘孜事变”爆发，班禅行辕和孔萨土司家族的联合武装力量迅速攻占了甘孜，并向瞻化、炉霍进攻，驻军败退。刘文辉闻讯大惊，紧急调来一个旅增援，组织全面反攻。格桑群觉等人指挥的联军，虽在武器方面占有优势，但仓猝组织起来的民兵军事素质太差，加之孔萨土司的仇家为刘文辉的部队带路，以致在勉强支撑了两个月后，终于不支，于1940年2月6日连夜撤出甘孜，退回青康边境上的玉树。堪布会议厅人员亦惟恐班禅大师遗体不保，立即退出甘孜县境。3月14日，班禅大师灵梓运抵玉树然仰寺。

　　1940年4月，国民政府征得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的同意，由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派秘书长王乐阶、卓尼绛巴朗达等四百余人护送班禅灵梓入藏，前往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建塔供养，格桑群觉随行。1941年2月4日，九世班禅灵梓运抵后藏扎什伦布寺。事毕后，格桑群觉奉行政院电令至陪都重庆，担任班禅行辕驻渝办事处处长，并在北碚遐光楼编写《班禅大师全集》。

　　1941年6月，41岁的格桑群觉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11月，经云南返巴塘原籍省亲。

　　1942年5月，军事委员会电饬滞留巴塘的格桑群觉返回重庆，他经西藏盐井到达云南中甸后，即不肯再前行，借口慈母病重电请辞职，留滇边工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中将复电同意。于是他被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中将委为少将高参，长住中甸。他在此地创办滇康工业社，生产蜡烛，以供当时尚无电灯的军民作照明用。闲暇之时，则著书作画，栽花种菜以自娱。

　　1944年，格桑群觉和格桑泽仁一起，根据巴塘民间习俗创作了一首反映农事活动的《巴塘月令曲》。这首歌系借用汉地《孟姜女》曲调，用当地藏语填词，配上固定的民间弦子舞蹈动作，发展成既有浓厚的藏族特色，又有汉地曲调的巴塘弦子歌舞，深受群众欢迎。男女老幼不但爱唱，而且还随曲翩翩起舞，在当时成为巴塘地区各项庆祝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项目，至今仍传唱不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格桑群觉回到故乡巴塘。

　　1946年初，格桑群觉被选为西康省国民大会代表，来到阔别十载的六朝金粉之地南京。1947年，格桑群觉被推选为中央立法院立法委员。同年，他撰写的《西康政教史略》和编辑的《康藏滇边歌谣集》相继出版。

　　1948年，格桑群觉因母病重请假回巴塘省亲。翌年6月，应格桑泽仁之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格桑悦希的邀约，在西康首府雅安会见了刘文辉。当时中共大军压境，贺龙的部队已于5月20日攻占西安，面对混乱的时局，这两个昔日的冤家重又握手言和。刘文辉要他和格桑悦希协助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维持地方安宁。格桑群觉回到巴塘后，即与各界士绅代表到波密调解巴塘与邦达昌之间因历史原因而产生的纠纷。1949年12月9日，巴塘解放。

　　1950年3月下旬，格桑群觉与巴塘各界士绅组织“巴安军政僧俗各界联合警卫办公处”，以维护地方治安，防止国民党田中田残部进入巴塘。7月，参加西康省康定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并作文字翻译。12月，被聘为康定民族干部学校藏语文教师。

　　1952年，格桑群觉被聘为康定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翻译室翻译。翌年1月，应邀到成都西南民族学院与刀结合编《藏汉字典》。9月到北京，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翻译我国第一部《宪法》。之后，格桑群觉致力于文化研究和史料撰写工作，撰写了《辛亥革命前后赵尔丰督办川边经过及其影响》、《近百年的康藏》、《基督教在西康地区的活动情况》、《“甘孜事变”起因及其经过纪实》、《巴塘制革工业的兴衰》、《西康诺那事件》等史料。这期间的1959年6月，在四川省政协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格桑群觉被选为委员，翌年，又被选为省政协民族宗教组成员。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浩劫聿始，格桑群觉被遣送回巴塘原籍接受监督改造，直到1974年，年迈体衰的格桑群觉被批准回故乡休养。1977年9月4日，这位现代康藏地区的风云人物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