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十三岁，作为内地西藏班的第一批学生，考到遥远的东北读书。层层高山，条条江河，隔开了我和阿妈啦。

　　阿妈啦出生在旧西藏代理家庭，家境尚可，上过私塾，藏文基础还不错。1959年西藏和平解放，十三岁的她随大人改造下了农田，老老实实脸朝黄土背朝天，种得一片好田，织得一手细氆氇，酿得一坛醇香青稞酒，那些字早就生疏了。我去东北那年，她四十岁，重新拾起藏文，是为了给我写信。

　　那年的八月，我们艰辛地熬过与西藏截然不同的气候带来的难耐，我在羞涩地度过了最初的生疏后，才开始意识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炙热。我们是一群一开口便说藏语的孩子，我至今忘不了老师鼓励我说汉语时，自己的那份胆怯、慌张，以及砰砰作响的心跳和无比发烫的大红脸。

　　八十年代的大东北一如现在，夏天热浪滚滚，冬天漫天飞雪，那里的老师们视我们如宝贝，与我们日日相伴，心心相连。我们与来自不同地方、性格迥异的同学们相依为命，熬过酷暑，捱出严冬，有快乐，有悲伤。

　　那个年代，信是我们与家人联系的唯一通道。我们一共100个孩子，很多父母不识字，每次都请人代写家信，当然自家孩子写来的信也需要别人代读。而我的阿妈啦，却在用她自己越来越流畅工整的字体给我带来家乡的味道。

　　一封封家信，从西藏雅砻河畔的各县、乡、村到我们的第二故乡辽阳，坐汽车、乘火车、上飞机，走过青棵地，翻过大雪山，跨进了太子河畔，一走就是近一个月。现在常听歌里唱道，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说得应该是这种情况吧。我们静静地等待邮差叔叔单车的叮铃铃声，我和我的同学们艰难而甜蜜地等待着，没有急躁，没有埋怨。许多年以后，每每回忆起那个年代的等待，一阵阵儿甜丝丝泛过心头。邮递员叔叔定期把信送到老师那里，下课了只要见老师手上拿着信，就会有同学大声喊着：“来了来了！”不一会儿功夫老师已被我们围得水泄不通。念到名字的，喜出望外，没有拿到信的，一脸沮丧。

　　阿妈啦的信很讲究，两张普通的信纸叠得整整齐齐的，长行对折后，再宽处对折，发出微微的酥油香味。夏天，打开信时小心翼翼，信中也许夹着一片秋海棠花瓣，从高原一路走来，花瓣有些干了，但涌进心头的热浪依旧。头一年，我从不在同学面前看信，信未开封，泪已成行。

　　邮差叔叔在我们心目中是英俊的，可爱的，我们深爱着他们，常在信封背后表达这种感情：“叔叔，内有照片请勿折！”“叔叔，您辛苦了！”“叔叔，向您致敬！”……

　　东北的冬天，大雪纷飞，积雪常常及膝，厚厚的深蓝色棉服裹住了我们娇小的身躯。即使在操场上滚雪球的空当，我也忘不了朝大门望去，我想听到那清脆的叮铃声。

　　宿舍里一人一个铁柜，铁柜里一封封家信静静地躺着，因时时翻看，边角已折皱。病痛来袭、与最好的朋友拌嘴、考试排名滞后、体育课跨栏没过……在那些忧伤的日子里，封封家信抚慰着弱小的心灵，思念变得不再那么揪心。

　　东北四年，最喜做梦，梦里我常回到高原，又拥抱着蔚蓝色的天空，又闻到了牛粪饼的味道。

　　四年后，我初中毕业回到了家。我长高长胖了，阿妈啦的两鬓已有丝丝白发了。经堂藏式柜抽屉里一根红色毛线绑着我寄来的所有信，整整齐齐的。阿妈啦告诉我，第一年，因为很多字她都忘了怎么写，往往要花掉一晚上的时间。不会写的字她一一请教别人，就连下地也不忘问。村里没有人会使用汉语写地址，她会买上一打信封和邮票，跑到县邮电局请邮电局的同志给所有信封写上地址。记忆中那时的信封白色中泛点黄，除了右上角标有“贴邮票处”几个字外，信封上干干静静，虽没有现在的信封精致，但承载的爱浓郁深沉。

　　三十年后，我的儿子考到江南，我和当年的阿妈啦一样万般难舍。幸而时代发展使通讯变得极其发达，每个宿舍都装有电话。每天晚上八点半过几分，儿子都会准时打来电话。两年了，除了几次下晚自习较晚没有打来外，无一例外。每天通话内容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吃得好不好，学习费不费劲，同学之间有没有团结，两年多了我一直在重复，并且乐此不疲。

　　虽然日日可以通话，但我更愿意把有些话写在信里。儿子离开家时，我在驻村，没能陪伴他重要的一程。于是我把歉疚写进了信里，在信里，我表达了对他新生活的满满祝福和声声期待，而把思念深深地藏在了心里，我希望远方的儿子阅后是轻松的，愉快的，幸福的。

　　信寄出去了，我每天像新娘等待婚礼音乐响起一样盼着回信。我虽然知道一封信从江南到西藏只需等上三、四天，但碰到收发员妹妹就会不由自主地打探消息。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阳光斜射进来铺满整个办公桌，暖暖的。收发员妹妹送来了儿子的信，牛皮纸信封，那个熟悉的字体！

　　这是儿子寄来的第一封信，我用微微抖动的双手撕开了口。里面是一封信和三张卡片，三张卡片分别是写给姥姥、爸爸和我的。写给爸爸卡片上，他请爸爸少抽烟多喝水，他回忆起爸爸陪自己来新学校报到时，看到爸爸头上有了些白头发，非常感谢爸爸六年来不辞辛苦地接送，他向爸爸保证一定会努力学习。给姥姥的卡片上都是藏文，他问姥姥是不是每天都去转经，要姥姥不要太担心自己。虽然没有给妹妹的卡片，但是在信里他要妹妹听爸爸妈妈的话，多像女孩一些，不要让爸爸妈妈操心……抬头望窗外，阳光把泪水照得热乎乎的。

　　我把卡片带给他姥姥、爸爸和妹妹，姥姥反反复复地看，看一回哭一回，爸爸默默地走出了房间。那几天，我们一遍一遍地翻看着儿子的信，幸福洋溢在我们家中。

　　我提议大家分头写回信。奶奶和爸爸不知从何处下笔，托我一并回。“亲爱的哥哥，我在信里夹了一朵粉色的张大人花瓣，你还记得吗？夏天，我们的院子里开着粉的、红的和白的张大人花，特别漂亮。看到花，你会不会就像看到了我们？”假小子妹妹陪哥哥回忆起院子里的张大人花（波斯菊），那是他们俩共同的记忆。关于学习与健康、关于青春与友谊、关于自立和团结，关于衣着的朝气和流行，关于书本和课外……每一封信，从开头到结尾，我都是认真、投入地去写。为了鼓励儿子重视字体，我努力把字体写得工整再工整。信尾用藏文摘上一段《萨迦格言》中的片断，那是我们终生受用的为人为学的学问。

　　单位门口的特色商店旁立着一个邮筒，每每经过我总要瞟上一眼那抹绿色的身影。盛夏的一天，我拿着信件准备投到那里，信封的一头已经钻进了邮筒口，忽又想起鲁迅先生致徐广平的信中曾说过的一句话：“我寄给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于是，顶着烈日朝邮局走去。

　　现在，邮电局里几乎没有人买信封和邮票了，牛皮纸信封被华丽的信封取代，邮票也不再那么厚重。儿子初三了，学习紧张，也不再给我写回信了，但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一趟邮局，寄一封信给远方的儿子。我知道，他会仔细看，会记得我说的每一句话。

　　儿女远行是必定的，以后的日子，无论他们喜欢与否，我都将致信远方，希望邮筒为我而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