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再版的时候，将书名《空山》改为《机村史诗》，是怎么考虑的？

阿来：“空山”这个词当书名也蛮好，但是这名字容易令人联想到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那个“空山”。但我写下这个名字时并没有那么从容闲适的出世之想。那时的现实还让人只看到破碎的痛楚，而不是重构的蓝图。“空”都是一种精神安慰。今天打算重版此书时，我更看到那些艰难过程的意义。所以，才给这部小说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这套小说中，读到你写的那些乡村的命运，那么天真，单纯，命运曲折，虽然你处理得文笔很轻盈。但读起来感觉心很痛。这种痛感，体现你的悲悯和深沉的思考。现在想到他们，还有痛感吗？

阿来：当然有。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粮食丰收，但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虽然都是有您的家乡故土的影子，与《尘埃落定》相比，《机村史诗》的文笔依然轻盈，明澈、诗意，但是你的思考更直接，更深入。有评论说，“如果说《尘埃落定》好比一条飘逸灵动、创生传奇的河流，那么《机村史诗》就是六座朴实沉稳、重现历史的山峦。”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两部作品的对比？

阿来：《尘埃落定》写的事情发生的时间较为久远一些。确实故事更有传奇性。《机村史诗》更接近现实，也寄托了我最近一些年对乡土、变化、时代的真诚想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不管是从小说，还是你写的散文，都能看出。你对农民、农村，有一种格外的怜悯之心。比如你的散文《大地的语言》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对农业、农村、农民表达了你深厚的敬意。

阿来：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十来年前的时候，这部作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读者和评论界给你的心灵共振，也没有今天这么多。对乡村的关注，你显得很有预见性。

阿来：我非常看重文学的预见性。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的时候，再去关注，也未尝不可。但我依然认为，一个作家，在别人都已经关注了什么的时候，再去关注，终究没有提前预见更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这部作品其中一本的初版已经是12年前了。但是今天读起来，很切中当下大家关注乡村社会的点，感觉像你最新写的。

阿来：你的感受非常准确。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套新书。我想，这也符合我对自己作品的期待。我的书从来不会死去。我也不会写那些会死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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